科学和哲学都在研究存在着什么东西以及它是如何转变为其他东西的问题；科学是在细节上进行研究，而哲学则是在作概括性的研究。研究存在要和研究转化结合起来。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找出基本粒子产生和转变的方式，我们就不知道基本粒子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去探究人类的胚胎、发育、进化和死亡的机制，我们也搞不清楚什么是人。在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里，兴趣都集中在研究转变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某种关于变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的概念，我们甚至就不能描述一种转变。所以，存在的研究和转化的研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也是同一种考察的两个方面。
我们既可以对科学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进行分类，也可以对它们的转化方式进行分类；不管我们可以从什么方式开始着手研究，但我们总是要被引导到它的相互补充的另一方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存在分为物理事物，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精神系统，社会和人工产品等几类，或者也可以把转化的方式分成无序的、随机的、因果的、协调的、斗争的和目的的等几种类型。在不考虑其他方式的情况下，如果把兴趣只集中到单独的一种存在方式或转化方式，就会导致一个特定的本体论——一种肯定只有某一方面的世界观。只有把各种可能的存在和转化的方式综合在一起，才会产生一种实在的本体论，即一种与我们关于实在的科学知识相协调的本体论。见下表和图：
激进的非决定论观点，或者否认所有的规律性的观点、是否能持久地被坚持，这是值得怀疑的。确实，伊壁鸠鲁使他的原子具有一种自发的，突然转向一边的运动（Clinamen），或者有一种偏离直线的不规则运动；然而，他认为这样的偏离相当小。此外，一个世纪以前，埃米尔 · 鲍特鲁克斯（Emile Boutnux）和查尔斯S. 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写了有关偏离规律的文章，但是，他们似乎已经具有了不能精确地表述规律性的思想，以及测量误差的思想，而不是认为没有规律。总之，我们发现哲学家们并不赞同激进的非决定论，或者完全否认规律性。难怪，由于哲学是对形式性的探索——所以恰好也像科学一样，只不过是更普遍一些罢了。
人们偶尔认为量子力学支持了激进的非决定论，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每一种科学理论都是以一组定律的陈述为核心，量子力学也不例外。某些应用数学家和理论生物学家偶然谈到某些非线性微分方程“无序的”结果。但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方程表明了某些规律性或者定律，所以，“无序”一词在这里用错了，应当用“非周期性”，或者最多用“拟随机性”等词来代替。
总之，对于无序或无规律的东西，科学是没有用的，因为科学不能容忍激进的非决定论。然而，如果在任何层次上都否认偶然事件的存在，大概就愚蠢了，尤其是人类的生活是由一连串偶然事件和必然事件交织在一起的。但是，这样的偶然事件是一些合符规律的路线的交叉点。
至于概率论，或者存在着客观机会或随机性的论点，即使它总是合符规律，但也是一种相当现代的思想，这种思想最远也只能追溯到安托万一奥古斯汀 · 库罗特（Antoine-Augustin Cournot）那里。概率论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温和的，另一种是极端的。温和的观点坚持有最初的（不能还原的，基本的）概率定律，比如量子力学的定律。而极端的观点则坚持，所有的基本定律都是，或都将证明是概率论的。
很清楚，流行的科学赞同温和的观点，而不赞同极端的观点。事实上，某些科学理论，如著名的量子理论，确实是概率论的，而且出现在这些科学理论中的概率函数又确实不是从非概率论的函数里推导出来的。然而，另外一些基本的物理学理论，如著名的引力相对论，又不是概率论的。不管怎么样，机会作为一种转化的方式，现在已经体面地在本体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过去人们向来认为机会只不过是人类愚昧无知的一种伪装。事实上，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基本粒子、原子核、原子和分子层次上的某些过程/基本上都是随机的——虽然同时也是合符规律的。
因果论可能是最通俗的转化学说。它表明每件事既有结果又有原因，我们在这里最好把原因和结果理解为事件，即在某个具体的事件或其他事件中的变化。（因果论允许许多复杂的原因一起产生一个结果，也允许一个单独的事件产生众多的结果。但是，严格的因果论不允许有互不相连的原因或互不相连的结果，即不允许为了产生一个结果有单独需要和满足的可选择的原因，或者是一个单独的原因有可以选择的结果，因为二者中任何一种都将为概率论打开大门。）
人们常说量子理论已经驳斥了因果性原理，在我看来，这个理论只不过是对因果性的范围有所限制。而且，这个理论具有一种因果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处理几率的方式上明白表示出来了，这是由一种给定的原因（即一种场力）会产生一种确定的结果（即粒子在一个给定角度里的扩散）的几率。这就是说，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既有随机性的一面，又有因果性的一面，所以它们要求一种允许这两个范畴一起共存，相互交织的本体论。
双向因果性，或相互作用既比纯粹的随机性，也比单向的因果性普遍得多。当然，相互作用有许多种，尽管有些相互作用只有量的效应，但其他一些相互作用则产生了质的变化。在那些产生质变的相互作用中最有趣的是相互协调和相互斗争。前一种，即合作导致形成了而且维持所有的各种系统——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另一方面，相互斗争则将随着某些或者甚至所有在冲突中的实体的破坏而结束，就像物质和反物质相撞，强肉弱食和自然选择所提供的例子那样。
赫拉克利特在牺牲合作的情况下强调斗争，而且他开创了一类完整的辩证法本体论，这些辩证法的本体论，每一种都被大量的例子所确认，而又被其他一些例子所反驳。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既能看见或推测出合作，也能看见或推测出斗争，所以，我们的量变理论应当给二者都留有余地。在我们试图把一个系统的分裂解释成一种内部斗争的结果以前，也必须能够把这种分裂当成一种合作——一种最不易觉察的原因——的结果的出现来说明。
最后，目的论，或者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是朝向某个目标的学说，也许是所有世界观中最古老的一种。我们在原始的思想方式，特别是在宗教和前科学的哲学中发现了这种学说。目的有两种：一种是超验的或他指的，另一种是内在的或内指的。宗教世界观当然赞成超越物质世界的目的论，反之，像亚里士多德和拉马克那样的思想家相信生物过程中的目的性的本质，但他们同时又是自然学家，他们赞成内在目的论。
由于现代科学的诞生，这两种目的论的形式消亡了。现在我们还能在某些科学家的思维方式里，而不是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找到这两种目的论的影子，但即使找得到也极少了。事实上，目的的概念既没有在理论里产生，也没有在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资料里产生。目的的概念不是被控制（或负反馈），就是被基因变异并伴随着选择（或删除不适当的成分）的基因变化所解释（或者代换）。
至于心理学，只有心理分析学家和心灵学家坚持所有的精神现象——甚至梦和神经病——都服从于某种目的，比如自我保护，愿望满足或避免忧虑等。科学的心理学是非目的论的。然而，它不否认高等脊椎动物在视觉（或嗅觉、味觉）上能够产生有目的的行为。科学的生理学家只是为了取代用不可减少的非物质的目的来解释行为的企图，才尝试用由基因和环境的决定因素的刺激和迫使产生神经的生理过程来说明有目的的行为。总之，目的论消亡了，被承认消亡了而不仅仅是事实上消亡了，一些科学家们正在忙于试图用非目的论的术语来解释有目的的行为。
总之，现代科学认识到了五种转化的方式：随机性或有规律的机会、因果性、合作、斗争和目的。似乎在所有的层次上都有前面四种转化方式，而另一方面，似乎只有高等脊椎动物才具有有目的的行为。所以，不能认为科学既支持激进的非决定论，又支持概率论，又支持因果论，又支持协同论，又支持辩证法，又支持目的论。
代替的办法是，在转化的基本方式上，现代科学似乎采取了一种折中主义的或综合汇集的立场。或者，如果宁可作出某种选择的话，现代科学似乎适宜于一种给所有五种转化范畴都留有余地的本体论。特别是，得到现代科学所鼓励的这样一种本体论，将倾向于把人当成一个生物心理社会系统（biopsychosocial system）来考虑，这个系统进入了一个把随机性和因果关系与合作、竞争、目的都纠缠在一起的过程之中。如果只把兴趣集中到这些转化方式中的某一种，而对其他四种方式无知的话，就会导致一种歪曲实在的图景，而且因此对理智和有效活动的引导也会是贫乏的。辩证法则是最恰当的。
[Scientific Materialism，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