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孩子的行为令人寒心。他出生的时候倒像是正常的，到9个月时却表现出大脑受损坏的迹象。他的情况就像少数患大脑麻痹症的儿童的行为一样。他没有说话能力，出现了呕吐，肿瘤、关节炎等症状，而且丧失了肌肉协调的功能。
但是，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当那个孩子和别的类似的病孩长大时，他们竟有侵犯和自伤行为。如果不被阻止的话，就会失去自制力，咬碎自己的手指、嘴唇和舌头。他们还会咬人、踢人、捏人。虽然他们智力迟钝，但人们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恶劣”行为，既有明显的幽默感，又有强烈的犯罪感。
由于对这些病孩的症状感到惊奇与兴趣，约翰 · 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威廉 · 奈汉和迈克尔 · 莱斯奇开始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他们的科研工作最后揭示了这些孩子有突变基因。由于存在这样的基因，正常生长所需的一种酶就不再产生了。莱斯奇 - 奈汉综合症成为人们所知道的第一种情况，这种包括对大脑有影响的化学物质在内的异常的生化变化是与特殊类型的令人讨厌的行为有关的。在这个病例中，这些行为是狂暴的、缺乏理智的。
这个发现使得多少世纪以来关于人类行为的本质的争论变得明朗起来。在约翰 · 享克利企图枪杀里根总统、陪审团宣布对他处理的结果后，这场争论又热闹了一阵。扰乱社会的行为是学来的。因而靠社会能加以控制的呢？还是这些人是生来如此的、因而他们是受到生物学力量控制的牺牲品呢？
从生物学角度解释行为的理论在这个世纪的多数岁月里没有得到好评。它们缺乏有力的、能支持其理论的证据。这种理论常常作出一些误入歧途的努力，去根据解剖学的或生理学的某些方面的特征对人们进行估计和分类。19世纪中，人们普遍确信犯罪行为与特殊的脑颅轮廓、与缩进的下巴、蓬松的愁发等脸部特征有联系。
莱斯奇-奈汉联系
上述说法，大多数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自从二十多年前莱斯奇 - 奈汉生化联系建立以来，科学家们对人类行为的生物学根源有了一种新的观点。今天，灵敏的化验能精确地测定微的生化物质，人们猜测，这些生化物质对人的沮丧、过度活动、口吃、酒精中毒、两性乱交等行为起着一定的作用。
例如，大脑生化物质的不平衡可能是侵犯他人、冲动行凶等在社会看来最坏的儿童行为的原因。来自英国的研究指出，由于神经化学物质的不平衡，有些人可能比别人更容易采取暴力行为。科学家们在这项研究中发现，被宣判犯有谋杀罪或别的暴力罪的人的两种神经物质——肾上腺素和去肾上腺素，有不平衡的现象，这些神经递质在细胞间传递神经冲动，动物实验表明，生化物质能使动物富于攻击性，只要这些物质的含量略有反常，就能引起同一胎生的小动物互相残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某些同样的生化物质却能减弱侵犯行为。
约翰 · 霍普金斯医学院儿科教授、儿科内分泌学主任克劳得 · 密根博士指出，由于雄性激素睾丸素的缺乏而在性成熟方面发展缓慢的男孩，往往是“奇怪的、孤僻的”儿童。他说，经过4 ~ 6个月疗程注射男性化激素后，“父母们认为变化是明显的。”孩子们变得好斗、任性起来。
密根和他的同事也曾用普鲁维拉处理过“性过度”的和有敌意的男性，普鲁维拉是一种对性有遏止作用的激素，它既降低了睾丸激素，也减轻了难以消除的性的病态，包括以儿童为对象强迫实行同性恋的行为，异性模仿癖和过度的手淫。
随着关于有毒化学物质的作用的新资料的积累，对于大脑在出生前后发展状况，人们已获得更深入的认识。这也扩展了生物学假设，行为的反常性在某些个体那里不仅可以从遗传获得，而且可以从环境对发育中的大脑的灵敏的化学物质的微妙影响而获得。
由于这些方面的支持，揭示行为与推动精神活动的生化物质之间的联系的科学证据是令人信服的，Mount Sinai医学院的遗传学家杰拉尔德 · 杨说，“最近，对于年轻人中激烈的成问题的行为，如我们在患有精神分裂症、孤独症，或图尔特氏综合病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那些行为，遗传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在任何一种条件下，只要出现两个极端，肯定有一系列较为温和的形式与一系列有关问题相适应。这是生物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
一些儿童患有颤抖病，他们说脏话，表现出强烈的性欲和侵犯行为，问题是否在于遗传呢？这个生物学的假设已被正在形成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因素的知识所强化。精神分裂症，像莱斯奇 - 奈汉综合症一样，是以稀奇古怪的行为为标志的。对于病人家庭的研究和对一出生就分开的同卵双胎儿的研究显示出，幻觉、妄想狂、偏执狂、暴力，以及作为精神分裂症的特征的脱离现实，所有这些倾向至少部分的是与遗传因素有关的。运用CAT扫描器和生化分析，科学家们发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和大脑不能以正常方式利用各种复杂分子，特别是神经递质有着直接的联系。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在单个基因控制下的生化物质和严重的抑郁症之间也有着联系。他们研究了41个病人家庭，这些家庭都有一个或几个家庭成员被诊断为抑郁症病人，罗切斯特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在紧靠控制免疫力的基因的旁边有着一个不寻常的基因的人有很高的发病率。现在，某些研究者认为，某些抑郁症病人身体内抗体的分泌量超过了正常限度，就会破坏正常的大脑化学过程。
精神病学家、父母、法律工作者、教师，很长时间来都对具有一套奇怪的症状的儿童丧失信心，现在，这些症状显示出有一定的遗传基础。这些儿童会骤然颤动，满口脏话，显示出强烈的性欲和侵略欲，他们常常受到惩罚或被送到教养机关，这些孩子更经常地受到无效的或收效甚微的心理治疗。遗传学家们现在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患有一种疾病，这种病是以第一个描述这种病的法国医生吉尔 · 达 · 拉 · 图莱特命名的。
图莱特综合病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孩子。患者产生面部痉挛、颤动，会突然爆发出一阵脏话，也会突然摆出敌对的姿态。这些，他们自己无法控制。一些患者只有轻微的症状，如骤然颤动和几乎听不见的咕噜声。而另一些患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很高的智力），由于他们不能停止的坏行为，因而经常经受高压电的冲击，他们在绝望中成长。
基于对一百多个图莱特病人的家庭的细致的研究，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的唐纳德 · 柯恩博士得出结论说，图莱特病人的家庭符合其他遗传病的形式。这种遗传病有一个可追溯的家庭渊源作用。为什么男人较易患这种病，其原因还不大好理解。他认为，证据表明，某些轻微的颤动症状可能是同样的疾病的缓和的表现形式。
耶鲁的科学家已经发现的证据表明、图莱特综合病，牵涉到几种神经递质系统。在临床试验中，在有严重面部痉挛和颤动症状的病人中，四分之三的病人对克鲁酊起反应。这种药通过降低大脑的去甲肾上腺素的供应而发生作用。
柯恩从前在耶鲁的同事吉拉尔德 · 杨说，我们认为，这是“冰山的顶点”，他还认为，对于别的更为常见的行为问题的专门的药物疗法，不久也可问世。
活动过度也是一种行为问题。它每年使成千上万儿童被迫服用镇静剂巴比土酸盐，被迫服用类似安非他明的刺激剂，被迫吃受到特殊限制的饮食和进行精神治疗。学校对他们的教育已经失败，并且已经丧失信心。
稀少的迪兰综合症也是如此。10年前，奈汉开始研究迪兰病儿童，那时，奈汉已经迁到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些儿童显示出的行为方式包括自我伤残、远离环境。他们移动自己的手，或作出姿态，将手以特殊的姿势放在脸前方，有时候可达几小时。当触及他们时，他们作出恐惧、狂乱、后退的反应。
迪兰病儿资被认为是容易激怒的，“不能拥抱的”，他们不喜欢别人接触他们的身体，常常重复地推倒家具，从椅子上跳出来，双脚或者晃来晃去，或者在地上噼里啪啦走动。
奈汉曾指出，迪兰病患者大脑接收和翻译刺激的方式可能出了毛病。为他们通过吃一堑长一智式的体验，发现持续的活动能使他们暂时缓和一下大脑中出的毛病，从而使他们感到好受一些。
他让迪兰病儿坐在转椅上，把椅子不快不慢地转旋，从而找到了支持他的想法的证据。在旋转了一个短时间后，他们变得安静起来，甚至还允许别人拥抱他们。也许，旋转触发了大脑中的具有矫正功能的化学活动，尽管是暂时的。
七十年代末以来，有些研究者已经细心地恢复了对具有政治色彩和感情色彩的关于染色体和犯罪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每个男人都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然而有些男人有一条多余的Y染色体，从而产生了一个XYY结构，过去人们把这种结构与暴力犯罪的倾向联结在一起。这些早期研究大多数落得了坏名声。但是，1976年，一项丹麦的研究把有12个有XYY染色体的人与其他具有XY染色体的相应的人进行了比较，发现多余的Y染色体与犯罪行为有关，而与暴力行为无关。
在一项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萨诺夫 · 梅特尼克说，他已经发现了由遗传传递的容易产生犯罪行为的证据。在一项对14，427个出生后不久就收养的丹麦儿童的研究中，凡生父经3次或3次以上定罪的，其儿子其中30%也有警察记录，在生父没有触犯法律的男孩中，本人犯法的仅占13.5%。
然而，梅特尼克在解释他的结果时却非常谨慎。他认为，环境在形成犯罪行为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他总结说，那些男孩也许并不是继承了犯罪的倾向，而是继承了品质，比如像呆滞的神经系统、缓慢的反应时间、容易沉溺于饮酒。这些品质使他们容易犯罪。
酒精中毒的研究支持了他的观点。长期来，人们把犯罪、暴力与酗酒连在一起。父母中有一方或父母双方都是好饮的，其子女成为饮酒过度的人的可能性四倍于双亲仅仅适量饮酒的儿童，尽管他们在婴儿时代收养在非酗酒的家庭。此外，这很好地说明了美国印第安人比远东美国人或高加索人更普遍地酗酒的原因。遗传因素也许与肝脏中的酶有关，这些酶破坏酒精和初始的代谢产物乙醛。
胎儿期受男性激素影响的姑娘常常是顽皮姑娘
甚至在出生之前，酒精也可能在一个儿童身上产生不希望的特征中起着作用。胎儿酒精综合症，被认为是由母亲在怀孕时纵饮引起的。这种病的标志是脸部欠缺，发育迟缓，反应迟钝。但是，轻微的脑损伤也能导致这些已知的反社会行为如烦躁、活动过度等行为的预兆。
胎儿酒精综合症显示出，由药物、有毒的化学物质、性激素以及酒精等引起的天生欠缺，可以产生行为的或身体的后果。约翰 · 霍普金医学院的约翰 · 蒙妮和安凯 · 欧哈德曾指出，胎儿期受男性激素（通常使母亲免于小产的激素）影响的姑娘常常是顽皮姑娘。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工作的欧哈德和她的同事指出，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雌性激素而生下的男孩比别的男孩较少侵略性行为。
如果亚历山大 · 施奥斯是正确的，那么，化学物质对大脑的冲击也能引起违法、活动过度和学习问题。施奥斯这位前教养院管理人，现在是华盛顿的塔科马美国社会生物学研究院的主任，他曾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具有行为问题的儿童的病史，他认为这些行为问题与饮食缺乏或过量有关。
他指出，南方的精神病医院一度充满了精神病人，他们的稀奇古怪的行为后来被发现是由于菸碱酸的缺乏引起的。这种营养物质大部分在营养器官的肉类中，如在肝脏中，那些通常很穷、营养很差的人们的饮食中往往是没有这些肉类食物的。
在一项2 ~ 16岁的儿童的饮食的研究中，研究者把铜、锌的异常（铜、锌的含量是由头发的细胞分析确定的）或硫化物的过量与过度的侵略行为联系起来。“兽医看来比儿童心理学家知道得更多”。施奥斯说，“他们早已知道，烦躁的、不能控制的烈马有时也许吃了太多的硫化物与太少的镁。他们给马吃镁盐以结束马的烦躁行为。”他又说，在他的违法儿童试验组中，主要食物来源是软饮料。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些软饮料一度叫做“含磷化合物”。因为它们含有大量磷酸作为缓冲剂。1981年，美国消费掉大量的有气苏打瓶装饮料，每个男人、妇女、儿童一年的饮用量超过了400瓶。青少年每年的平均数超过800瓶，据施奥斯说，对经常违法的青少年每年的总数达到了1500瓶，大约每天4瓶。
“当有人因为化学物质当场中毒时，显然这是因为化学物质产生了组织损伤或死亡。”罗切斯待大学医学院的环境卫生科学中心的科学家伯奈德 · 韦斯指去，“当你从那种有毒地区回来，情况要模糊得多，但那并不意味着没有毒性影响。它可能是更轻微的，但是，科学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即使没有明显的组织损伤，人体的正常功能还是受到了损坏”。
美国环境卫生科学研究院的主任戴维德 · 拉尔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如果镇静剂萨尔多马德（thalidomide）仅仅在智力上产生了微小的影响，而没有发现影响四肢，我们可能已经掩盖了它造成的危险的证据，就如许多人掩盖着某些食物、饮料、过量维生素、食用过多的糖以及工业污染的影响的证据一样。
实验食物，仍然引起争论的著名的温伯格摄生法要求面对那种证据。去年春上死去的加利福尼亚医生本 · 弗格尔德认为，含有水杨酸酯、人造香味、人造色素的食物引起了活动过度症。弗格尔德的支持者们说，通过从食物中去掉几种食物和添加剂，颤抖的、容易精神分散的可怜的学习者们能变得安静、变得能集中注意、能更好地记忆，并且，学习朗读也会变得容易起来。
一个美国健康研究院的专门小组发现这个观点没有科学根据，但是，他们说，因为这些饮食对儿童确实没有影响，如果父母们十分喜爱的话，没有必要停止使用。根据毒物学家威斯的意见，人类食物中允许的食品添加剂的含量，可以达到足以在一小部分特别敏感的儿童中引起行为错乱这样的程度。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减少允许的添加剂数量，但美国仍然允许一次添加4000单位，而意大利只允许15个单位，法国只允许8个单位。
同时，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精炼的食糖，食物色素可能不引起明显的行为问题，由于这些物质产生的轻微的损害，诸如影响睡眠，食欲减退，烦躁和轻微地延长反应时间等，增加了儿童处理复杂世界的困难。甚至儿童挫折临界值的稍微减少也会导致机能不全的感觉，这又反过来增加儿童的发怒、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的敏感性。
微量有毒物质产生行为障碍的潜在危险最近被第一次全国性的环境中铅含量的调查得到了明显的证明。调查表明，每5个城中的黑人学前儿童中有1个患有严重的铅污染，虽然他或她还没有明显地产生铅中毒。
人们早就知道、儿童体内较高的铅能起精神和身体疾病。现在表明，即使是很低的铅也能影响行为，197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比产生铅中毒综合症的量多得多的铅接触，也能影响儿童的注意力，定向力，影响儿童集中精神和影响儿童在智商试验中取得好的成绩。
最后，异常儿童行为的真正挑战是对此能做些什么。在过去的争论中，支持者们固执地支持一方，或者主张任其自然，或者主张加强营养。与以往的争论不一样，一些指导今天的工作的学者主张小心地避免极端，或者避免作出很快出成果的保证。“人们可能希望尽早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答案。”吉拉德 · 杨说，“因为我们研究生物化学和行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推动药物疗法或生物疗法。我们现在对此知之甚少。另外，精神疗法和社会改革也是起作用的。我认为，在考虑各种治疗的可能性时，持一种适当的观点，这是我们的责任。”
因此，关于行为是否由身体或意志控制的争论远未结束。但是，对于有毛病的儿童或那些热爱他们的人们，争论的恢复意味着新的希望。
[Science Digest，198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