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性测定中，神经质评分过高的人具有易患心脏病的倾向；然而评分过低的人却较易患癌症。于此，是否存在一种最适的神经质类型？

如果你的情绪往往喜怒无常，有时不必要地得意扬扬，有时却理所不当地沉闷抑郁。换言之，如果你有时表现出难以自制的活跃，有时却表现出一味地懒散，那么根据性格维度中的神经质（N）的测定，你的N评分则较高。这种以神经质为轴心的问卷式测定是由23个单项构成。该项测定是由目前为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精神病学教授汉斯 · 依塞克所创立的。

N高分意味着什么？据依塞克的见解，神经质是对情感稳定性的测定。高N并非千篇一律地泛指诸如焦虑或神经质性抑郁等神经类型疾病。高N者仍然可具有“正常”的精神状态。不过，高N确实也反映了被试在一定的压力下具有患该类疾病的高发率。例如，高N者易于抑郁沉闷。而且一旦如此，症状就会比低N者更为顽固。这部分是由于高N者往往会一味考虑自己遇到的倒霉之事。这种倾向有损于他们的自尊，由此导致的不良循环就会使这些人产生焦虑或压抑。

研究人员指出神经质与人们生活中的不满意之感息息相关。实际上，他们发现在某时测定的N评分能预测日后10余年内被试的失意情感的强度。满足的情感可由伊塞克的另一性格维度——外向性（E）所测定。在E测定时的提问包括“你是否认为自己充满朝气？”“平常你是否会采取主动交友之态？”等等。根据马利兰研究院的模式，“最佳状态”（心理学家反映个性适宜与否的术语）取决于N与E之间的平衡。

临床心理学从神经质方面的获益并非浅薄。以例示之，人们对“精神耗竭”的研究很感兴趣（这尤其多见于美国）。精神耗竭这一情感可产生于许多对其病人或当事人的要求不满意的医生和律师身上。有一组用以测定这种情感的提问可了解精神耗竭的个体是否常常感到压抑、疲软或失意。这组提问与高N评分中的提问极为相像。这样，神经质的测定在临床应用中开辟了自己的途径。

犹如预测精神障碍那样，N还能估价机体疾患，至少能反映病态情感。这样，它在预测机体疾病方面显得日趋重要。但它对疾病或者仅仅是疾病的症状是否真有这类作用呢？

美国研究神经质方面的学者也对1000余名男子进行了长达12年的了解疾病产生与否的长期观察。他们发现，这些被试者随着岁数的增长，一般常常主诉心血管以及泌尿生殖系方面的感觉症状。但是，高N者一般诉说这类疾病的可能较大。也许，他们对自身的机体尤为敏感，对他们所认为的病态反应的阈值较低。神经质的性格多有疑病的表现（疑病本身就是N的一种具体表现）。

马利兰研究所还论证了其他研究揭示的诸如怨恨、失意、压抑、焦虑和绝望等不稳定的情感与众多的疾病有关联。但是这些疾病症状的表现并无独特的色彩。

至少有些高N者可能对机体的病变确实很为敏感。在这些个体面临某种压力，或者在其自认为存在的压力下，这种敏感就有充分的表现之机。在澳大利亚对精神障碍者的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探讨了导致个体产生焦虑、压抑、易激或神经过敏等症的原因。身临逆境无疑是因素之一，但是关键还有那些逆境中的个体不管现实如何，而一味自认本身与他人的关系是不相适应的，这些人患病的可能尤为严重。

对研究与压力因素相关的疾病的学说中，有一较为有名的学说。约20年前，托马斯 · 霍尔麦斯（Thomas Helmes）和理查德 · 拉赫（Richard Rabe）创立了“社会因素评定法”。这一据激扰个体的事件而设计的分类评定表适用于评价个体的环境压力。据该表，丧失配偶的评分是100，失业的评分是47，触犯法规的评分是29，触犯宗教清规的评分是12。对个体12个月内激扰事件的评分总数则是预测发病的标准。但自此法问世以来，许多专家指出了这种标准的欠缺。其问题在于对环境压力的评分是通过询问大量被试在他们各自遇到事件时生活会有何变更为依据的，是取所有被试的平均数而论定的。后来，人们通过对某一事件而悲伤、进而患病的真正病人进行评价来获取更为可靠的预测疾病的方法。

神经质与疾病

我们每个人评价某一特殊事件的方法在于因事件而导致的悲感程度以及需多大的努力才能保证不影响日后的生活取决于情感稳定性等因素。不容置疑，尽管先前尚无明证实据，但情感稳定的人比不稳定者应付打击的能力要强得多。每个人生活经历中不可避免的灾难对其健康的冲击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个体的神经质。这样，高N者难于蒙受不幸经历的冲击，付出的代价也大，所以由此发病的可能就较大。

此外，在注意更多的症状以及不幸事件的巨大打击外，还存在神经质与机体疾患关联的其他可能途径，已有众多的发现提示高N具有产生特殊的以及重大疾病的危险，无独有偶，低N也有这类危险，高N者患冠心病的危险较高，相比之下，低N者则较易患癌症。

N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易于焦虑。有数项研究均表明神经过敏，尤其是焦虑与冠心病有联系，乍看之下，这似乎并不足奇，因为假如你认为自己的心脏说不定就会停止跳动时，那你能不焦虑吗？然而，好几项这类研究具有“预计性”的特点：在心脏病的各种症状出现之前就发现神经过敏，比如，在一项对以色列10，000名城市居民的调查中，焦虑被认为是心绞痛的原因之一，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发现了焦虑，或者神经过敏与冠心病以及心绞痛导致的死亡的联系，虽然这些研究尚未涉及到恢复后的心肌梗塞（该病恢复后部分心肌有所坏死），但有一重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为何不同类型的冠心病具有迥然不同的情感表现背景。

在与冠心病相关的心理危害因素中，研究最为广泛的无疑是A型行为：A型行为表现为与他人相处和应付环境时的好争、敌意和缺乏耐心。这种处世行为使人患冠心病的机会增加两倍左右，在以往很长的时期内，许多专家认为A型行为的人并不表现出神经过敏或焦虑的特殊征象，他们极易与人为争，但在一定的控制之下也能安然度日。然而，由于用于测定A型行为的调查方式中并不追究有关情感紧张或自负方面的问题，所以会给人以A型行为可无焦虑等特征表现的印象。那些调查方式着重于了解紧张、奢望以及求胜的急切心理，但有的测定A型行为的调查则着重于了解悲忧的情感。这种调查中的提问与N测定中的相仿，由此人们发现了两者间的相关联系。英国爱丁堡的杰 · 艾列温（Jane Irvine）及其同事对悲忧与A型行为的关联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描述了这种行为的人远非是能干精明之士，而是“无能适从于生活和受雇职业对其本人所提出要求的可怜人。”

伦敦皇家医学院医院的克雷斯托菲 · 巴斯（Christopher Bass）发现诉说胸部窒息痛的A型男病人往往有较高的N表现，他们比其他较为宽容行事的人更易外露，而且也较易出现精神障碍。伊塞克将与神经过敏、野心、好动和无从克制与外露有关的情感息息相关的紧张描述为A型行为的主要特征，据其见解，A型就是高N和高E的综合表现。这些性格特征何以直接、名副其实地导致冠心病尚未明了，但是如能降低A型的高N水平，那对他们来说实在受益匪浅。使N得以降低的A型行为也许有利于健康。

对于癌症病人，情况恰恰相反、20余年前，有人对一群诊断尚未真正明确的肺癌病人进行了对比性研究，结果发现其中的肺癌死亡病人的N值均为低下。此后，这类研究有所发展，结果表明低N者比高N者更易患肺癌。研究人员还对其他类型的癌症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伦敦皇家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斯太芬 · 格雷（Steven Greer）将33名乳房良性肿瘤的妇女与17名乳癌妇女进行了对比，研究人员早在对这些人最终明确临床诊断前就对她们进行了有关研究的调查和提问测试。

斯太芬和其同事设计了一套测定方法，以此为每一病人所表露出的愤怒程度评分，每个病人愤怒的程度参差不一，有的病人自21岁以后自己感到从未发过脾气；而在另一极端，有的病人每月至少一次当着众人发火。评分结果，癌症病人的愤怒程度得分比乳房良性肿块病变的妇女要低得多、研究人员还比较了这两组人的神经质水平。结果发现40 ~ 49岁的乳癌妇女在N评分以及焦虑持续测定评分方面均低于乳房良性肿块的妇女。研究人员由此推断：这类妇女“能相当突出地以各种他人难以容忍的处事方式违意而行。”这种解释确实很符合一名医生对其病人的描述。这位医生说：“癌症病人相当规矩顺从。”

有的研究人员曾力图解释为何癌症病人往往会自我抑制情感。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还追溯到个体生活的早年，曾至在孩提时代这些病人就不得不学着抑制情感的表露，以迎合父母的钟爱。对这些分析进行综合，结论是“癌症病人未曾学会表达出求助的情感。”有一项在相当实在基础上实施的研究表明在癌症病人的生活中往往有导致心灵创伤的事件。这类事件多以丧失与自己有重要关联的人为特征。这种创伤能导致病人产生失望和抑郁的情感。如今，愈来愈多的文献描述了这类失意的情感会如何增加机体肾上腺素分泌的可能。这种由肾上腺腺体产生的激素能抑制以追踪和杀伤癌细胞为己责的白细胞的产生和活性。这一专题研究目前亦已命名为心理免疫学。不该学科仍处于幼稚时期，还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尚待解决。

然而，西德的R · 格鲁萨思 · 马迪塞克（R. Grossarth-Maticek）和其同事声称癌症（癌并非是一种单纯的病）的病因并非独一无二。相反，它产生于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有些因素是器质性的，有的则为心理性的。在一耗时10年、涉及到南斯拉夫一个城镇中1000余居民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研究中，格鲁萨思对各种各样致癌因素的作用进行了评价。他和同事发明了一套评价、测定被他们描述为“理性和反情感的行为”。这套方法在多方面类似对低N的评定法。

在他们这项很有前途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只有一种因素（诱发慢性失望的心灵创伤事件的数量）是理性和抗情感行为中较好的癌症预兆。但是目前尚不明了如何将这种个性品质与其他器质性致癌危险因素相比较。但是，汇总所有这类事实，则难以怀疑情感抑制——低N气质是货真价实、能独立致癌的因素。伊塞克本人也承认自己对这一问题也很担忧。他已年近70，N评分亦较低。如果高N者与夸大症状、与不能适应于生活中的事件以及冠心病相关联，那就应该千方百计降低N的水平，但是不要过分。如果低N者伴发癌症（假如N与该病有因果联系），那也许应力争将N提高到合适的水准。N的高、低应区别对待。这与血中胆固醇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相仿。高胆固醇与冠心病相关，而太低又与癌症有联系。一个人如要健康，忠告是不要走向任一极端。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改变N是否其有可能。不可能的理由似乎难以成立，犹如人的许多特性那样，N部分地（或者绝大部分地）可能依赖于遗传，其他则取决于环境。由遗传决定的部分可能最难于改变。但是在以往20余年内，心理学家所获知的人在行为和态度方面的变更使我们能为这种可能性感到乐观。目前尚不明了的问题是可否一次性改变N的某一组成，或者立即改变N的全部品质，将N的各组成进行分类或许是很实在之举，总之，人们已经有了处理焦虑、抑郁和自卑的治疗程序，这样，潜在性得癌症的病人就能从这些治疗中有所得益，就能增加自信力，就会进一步动员他们的情感组成。

学会神经质方面的保健

从实用角度而言，这类治疗是如何而为的呢？它们可能结合了以下三类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第一种方式是再造环境，以保证病人尽量避免令其烦恼的环境。尽管任何人都不可能避免所有的致恼因素（也没有必要如此苛求），但是略微规划的环境变更可以解除许多麻烦。另外，就像掌握骑车的技巧那样，病人也可掌握应付随时出现的致恼因素的技巧。再者，每个人都能教会自己的机体如何去放松，如何对机体处于随时可能出现发作的紧张状态产生警觉。学习这种本领无需多时，但是却能在你脑瓜中的“炸弹”爆炸之前预先防爆，以防出现剧烈的情感抑制。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在生活中的一系列信念是非理性的。比如，这些信念包括“所有的人都必须爱我、尊敬我”，或者“我从事的每件事都应尽善尽美”。高N的病人的观念常常类似“我就知道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或者“我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每做—件事，总要以失败告终”。目前，已有一些精心设计改良的疗法能向这些信念进行挑战，还能向受害者显示他们的信念是何等的荒唐。任何稍有洞悉力的个体一旦将思路纳入正轨，常常就能持续以新的“重建的认识”行事。这类信念改变的结果也将带来相应的情感反应的改变。

所有这些有关认识的论点对那些从较为注重行为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人来说也许是过多了。对于他们，有关人的研究就在于其行为。这样我们可以从行为的途径出发建立改变N的相当完美的模式，伊塞克早先曾认为神经质源于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过度，如今他认为原因与其在于神经反应的程度，还不如认为在于反应的持续性。高N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克服情感上的激扰，这可能是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在体内灭活的时间较慢的原因。

在这因果关联中，具体细节无关紧要。在行为水平通过改变认知来变更N与通过反复实施多种行为（简言之，通过一系列条件的以及此后非条件作用）来改变神经系统的反应相似。人们看待事物的方法取决于学而所获的习性。无论怎样说，如今已到了如何调节N过高过低的时候了，神经质可给人惹麻烦，然而对付它的技术亦已应运而生。最初的问题已不是这类技术能否有效，其成效究将如何了。

（New Scientist，1985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