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是耶鲁大学阿瓦隆科学史教授，于1983年9月3日因心脏病发作在伦敦去世，享年61岁。这次心脏病发作是第四次发作。1922年1月22日德里克 · 普赖斯生于伦敦，父亲是一位裁缝兼机器修理工，母亲范尼 · 德 · 索拉是一位歌手。父系家族是从波兰阿什肯内兹（Ashkenzi）来的犹太人；母系家族是塞伐迪斯（Sephardis）人*，来自阿姆斯特丹，更早来自西班牙。大约在1950年，他采取了一项永久性的行动，将母亲的家姓德 · 索拉和父亲的家姓合在一起。普赖斯毕生几乎一个人独立工作，合作者凤毛麟角。他是一位出色的人物，属于我们时代最富有创造力人们中的一员。他没进过什么学校，也没培养出学生。基本上靠自学，找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大部分工作自己动手，写出的书和讲稿均有自己的风格。他对什么问题都自己思考，因此，人们应把他作为“思考者”铭记在心。普赖斯作出巨大的努力自己提出思想，并整理证据使之能够被人们承认。直到一个字也不会错后，他才会发表著作，才会宣读重要的讲演。由于有足够的材料充实作品，他的文章内容丰富，充满了智慧和光彩，值得仔细反复阅读。

德里克 · 普赖斯最早在伦敦学物理，通过校外的考试获得理学士学位（第一次）。随后又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靠工作维持物质生活。在科学史开始成为他的主要兴趣之前，他写过七篇物理学文章。在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奖学金的资助下，他在剑桥大学获得了第二个博士学位，并计划在剑桥开创自己的物理学家生涯。他做的工作有些奇特，例如对卡文迪许实验室收集的仪器进行分类，这类工作使他能够与人和物体保持接触。特别要提一下的是，他结识了李约瑟，研究了在彼得大厦图书馆新近发现的乔叟有关星盘的手稿。普赖斯巧妙地研究了一本奠定了学术声誉的著作。他掌握了所有有关星盘的真真假假的知识，编纂了当时残存星盘（六百五十只）的分类表。他还掌握了所有有关钟表的知识，以至于李约瑟邀请他合写《天钟装置——中世纪中国的伟大天文钟：失去联系的时钟历史》这本书（与李约瑟和王林合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普赖斯称这次合作是一生中最紧张的时期，与英国最伟大的博学家在一起工作的经历为他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制定了学术标准。需要完全了解有关时钟的一切知识，无论这种知识是用英文、阿拉伯文，还是用中文写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你不懂阿拉伯文，那么，必须坐下来和专家一起对着星盘，捉摸其意义，直到弄清楚为止。

在时钟研究领域，他作出了两项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了反凯塞拉（Anti-Kythera）机器，这是一件从一艘公元前一世纪希腊船上收回的青铜齿轮装置，自从1901年以来一直存放在雅典的博物馆。经过几年（1950 ~ 1959）沉思后，他进行了一项不全面的研究，清楚地证明这件物品的重要性。但是1972年他得到了—张比以前照片清晰的具有伽马射线的X光照片，这使辨认上面的文字和刻度成为可能。普赖斯最终可能会证明这架仪器是最复杂的天文计算器，它一定几乎是容纳了许多民族传统的唯一的遗留品，1974年，他给出了最终的叙述。在这个领域作出的第二项发现是解释位于阿森斯的风塔结构。他再次证明。这是一种由水驱动的时钟，能显示出时辰和季节。

这里我们遇到了普赖斯生平的困难之一，因为这些出色的发现表明，学校里教授的整个经典传统是不平衡的。像其他任何文明一样，希腊文化依靠其科学技术传统，但是，学者们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一点，他们继承了学科的传统，认为技术性的体力劳动低人一等。正是“技术”这个词意味着不必费力学会它。你可以雇一个工匠为你干技术性工作。普赖斯后来提出，政府的这一传统有力地影响了具有定量推理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评价。

预言家，尤其是技术预言家在英国没有充分得到承认。德里克 · 普赖斯极为崇拜H. G－威尔斯（Wells），几乎收藏了威尔斯的所有著作。但官方科学并不给予威尔斯的地位。官方科学也不承认亚瑟 · 克拉克。克拉克是地球卫星通讯系统的发明者，他在空间探索成功前十多年就准确预言了，这已家喻户晓。德里克不仅收集科幻小说和科学幽默，还拥有一个很大的贮存室用来收藏有关科学和技术的所有珍贵书籍、以此经常全面了解真理之果的珍闻和奥秘。他考察了诸如费斯托斯（Phaistos）盘子、沃伊尼克（Voynich）手稿和中国铅（The Chinese aluminium）这类历史之谜。

尽管普赖斯在伦敦曾取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普林斯敦大学为期一年的奖学金，但1947年他在英国还是无法找到工作，只得成了新加坡的应用数学讲师。这使他对发展中国家和非欧文化产生了兴趣。在新加坡，他还与同事C. 诺思科特 · 帕金森（Northcote Parkinson）进行了启发思想的讨论。这些讨论结果使帕金森提出了“帕金森定律”，普赖斯写出了他的第一篇有关指数增长的论文（于1950年在阿姆斯特丹科学史大会上宣读）。普赖斯的这篇文章引导他进入了他的最主要的工作领域——发展“科学学”。离开新加坡以后，普赖斯来到了美国，帮助规划新的技术史博物馆。这时，他进入了科学史的主流，经过一段作为访问教授的初始时期后，1960年成了耶鲁大学的正式教授。

普赖斯在偶然研究新加坡拉费尔斯学院买的从1655年开始的全套英国皇家学会哲学会刊时，第一次发现了指数增长定律，这项发现使他成了书籍计量学家，参加1948年的科学情报会议，和与会图书馆专家发生了接触。在这次会议上，科学家进入了文献编集领域，开始用科学方法处理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见到了建立科学引文索引的尤金 · 加费尔德（Eugene Garfield）。于是，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巧合，他获得了有关所有当代科学定量信息的巨大贮存，这对普赖斯极为重要。他在余下的岁月里甚至以更加细致的方法开采这一资源。加费尔德的研究所能提供绝对重要的计算机数据，那里的研究小组拥有耶鲁大学没有的设施。普赖斯还是科学情报研究所管理机构的成员之一。

1963年，德里克 · 普赖斯出版了他最有名的书——《小科学，大科学》，这部著作是将定量方法应用于研究科学和科技政策的杰出范例。虽然在政治圈子里这部著作可能会被视为“小聪明”但它传播的范围极广，并产生了影响。1965年3月25日，普赖斯在伦敦皇家学院以“科技政策的科学基础”为题发表了首次科学学基金会讲演。这次讲演成了1965年3月22日那一期《自然》杂志篇幅较长、引起了广泛影响的编者按。早些时候，即1952年11月28日，他是“星期五夜晚演说”（关于乔叟天文学）最年轻的讲演者之一。创建科学学基金会（现在称之为科技政策基金会）是为了促进实现J. D. 贝尔纳的梦想，贝尔纳主张对科学本身及其社会作用作科学的研究。对编纂贝尔纳纪念文集来说，普赖斯这一为以后工作定下基调的讲演是一篇理想的文章，还因为他较早进行了“科学学”研究。

因此，科学技术定量研究成为并一直是普赖斯一生中的主要工作。他从科学引文索引获得了大量数据，财政和其他条件使他可以获得这些数据。他使这一领域成了他自己的工作领域，后继者将他的工作精确化和进一步展开。这项对当代科学研究建立在广泛而又细致的历史基础上，使之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科学家易于接受他的工作，但他必须与政治界人士作彻底的斗争才能使他们接受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代表权威性的程度是对他工作的一种检验。他必须首先完成工作，并使人们相信他的工作。

德里克没有多少时间来研究哲学，即使是托马斯 · 库恩的理论也没有对他论述的课题有多大影响。德里克在工作中不喜欢作断言，而是通过逐步增加智慧的成分来体现增添的现实，因此，某些后期的综合显示了更多的哲学。我们也许要特别推荐《封蜡和线绳》（1983年在底特律召开的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议上作的萨顿纪念演讲），这篇演讲反映了他后期的学术成果，其中赞扬了“机械传统”作为科学和哲学基础的重要性。

作为逻辑网络结构出现在科学结构中的结果，普赖斯晚年对思维在大脑里组织的方式、这些网络在三维结构中而不是在二维纸上是如何表达的（如还在设计中的计算机原件）这些问题产生了沉思。在一两篇文章中反复论述这些问题，但几乎没有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的印刷前的稿子上写着“草稿——此时不要引用。”他写过一两篇有关人工智能的普及文章，但一直没有时间进入专业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后来这个领域开始了反击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挑战。

政治学是关于权力和权力使用者的知识。弗朗西斯 ·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因此，科学政治学是关于科学和科学家如何被当作权力工具行善和作恶的斗争。总存在哲学家寻找国王的问题，国王可以实施哲学家的观点和通过耳语提出的建议。

这是孔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年轻时的家庭教师），甚至丘吉尔的顾问林德曼（Lindeman）考虑的问题 · 斯塔福德 · 比尔（Stafford Beer）成功了，但他的国王萨尔维多 · 艾伦德（Salvador Allende）却被废黜了。德里克 · 普赖斯多次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认为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国王，但他从来没找到，虽然有一次他相信自己能成为科学部长。他的建议曾受到了最佳的重视，甚至写进了国会记录，但是大多数国王仍是单凭经验行事。

特别是在肯尼迪任内，普赖斯常常去华盛顿提供咨询，但没达到真正的权力中心。他常常带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它机构的任务走遍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旅行是新思想的定期来源，他还访问过公共和私营募捐委员会。他所到之处，他的知识工具甚至变得更具有权威性，影响更为广泛。他于1976年获得了技术史学会的伦纳多 · 达 · 芬奇奖章，1981年获得了科学社会研究学会的贝尔纳奖章，这两种奖章是授予受到人们特别尊重的人，所以，两次获奖大大激励了他。

在学术工作中获得了荣誉，他被看作为预言家。在国外，对科学进行的研究工作使他享誉更高。英裔美国政治家们在讨论明摆的人口问题时，显然对数字感冒。对除基督以外的灵魂的模糊计算，或投票选举这个和那个党（或最近，核武器的影响）缺乏与物质需求有关的可靠计算。

长期以来，特别是1977年以后，由于健康问题笼罩着他的生命，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死亡降临时，他处在扩展兴趣时期，不希望它的到来，他一定习惯了病魔缠身。因此，他没有衰老时期，我们将把德里克作为对未来前景、现在的愚蠢行为和过去的宝藏的阐述者所起的惯常作用而铭记。和他交谈，就好像在访问古代的雅典，那里“所有的雅典人和陌生者除了告诉或听取某一新的事物外整天什么事也不干。”由于他的工作对我们未来直接产生了影响，因此，认识他似乎是一种特殊的荣幸和责任。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 14，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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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伐迪斯人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或其后裔），普赖斯母亲的家族来自西班牙。——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