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仪式上，剑桥大学的理查德 · 斯通独占鳌头，荣膺全奖。在这一领域中，学人雅士们分享如此硕大的殊誉历来屡见不鲜，瑞士皇家科学院断然定论，旨在强调斯通将整体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公式化的重要性。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践证明，斯通的核算体系具有极其重大的实际意义。
经济学界的同僚必将承认如此嘉奖斯通绝非过分，同时，斯通在其他两方面的出色贡献早已被经济学界所重视：发明运用计量经济学测定批量商品的供求关系；以及采用外推法验证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的线性矩阵模型。在耕耘个人理想的历程中，诺贝尔本人并不是物理学界无可非议的光辉楷模。博学多才的瑞利爵士毕生致力于理论物理学各个分支的研究，却未曾荣获诺贝尔奖，但命中注定他因发现大气中一种新的稀有元素而流芳千古。阿诺德 · 萨默菲尔德之所以如此不幸，是因他的整个发明阶段为时过长。还好，诺贝尔奖评委会历来不乏推诿责任之能事，因此，诸如珀西 · 布里奇曼以及个别旁观者侥幸获得如此荣耀的桂冠和钱财也就在所难免了。
社会科学家，只要毕生热切地致力于追求精确的科学真理，都能客观地评价先辈们业迹中的善与恶。所以，值得庆幸的是，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通——一位通才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学者，人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学领域中一种具有新奇造诣的智慧之钟已开始咚咚鸣响。
社会核算的剖析
像初恋一样，最初的研究至关重要。首先，理查德 · 斯通几乎在半个世纪前就因测定与支出和储蓄有关的家庭预算模型而闻名于世。任何对诸如此类的经济学定律持怀疑态度的人，只需稍微涉猎一下这些精湛的古典经济规律，就会被事实折服。斯通当时对国民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统计研究，被公认为是对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润与货币通论》的大胆而新颖的补充。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战争内阁智囊团的官员们直接受凯恩斯领导。斯通与詹姆斯 · 米德（米德在1977年因革新国际贸易分析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紧密协作，致力于建立战时的英国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事实证明，这种迥异于凯恩斯学派（诸如后来的罗宾斯爵士和丹尼斯 · 罗伯逊）的思想体系，像神奇的魔环一样具有令人惊叹的内涵。当时，斯通和米德首次用他们的核算体系评价了战时英国的财政状况，并经过精心地修改和补充以期作为某一国家的连锁核算工具＞甚至广泛适用于其他地区和全世界。
战后几年内，剑桥大学的学术风气并非十分端正和友善，实际上，应用经济系的许多学人雅士大都醉心于在经验资料上咬文嚼字。值得庆幸的是，斯通并没随波逐流，而是作为一位光明磊落的评议员直接从师于梅纳德 · 凯恩斯，不遗余力地维护具有真才实学的研究者的声誉。其实，并非所有的人都见风使舵，流于俗套，还得承认，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移民和美国人。众人皆知，科学从来不分什么阶级或种族。值得倍加，称赞的是，当斯通从一位已当选的财经核算主席转而任职于饷金低微的大学教师（斯通本人自愿）时，他根本没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而是潜心于建立有关各社会阶层和部门经济状况的复式簿记，在没有任何人的协助下，独自酝酿着他的核算体系。
好酒含香飘万里。实践证明，斯通的核算体系不仅对英国而且对美国都十分有用。现在，由于斯通建立的连锁资金循环流通方阵已成为世界上统计学家的“混合语”，联合国有关组织也逐渐采用这种核算体系研究世界总体经济模型，其中包括生产核算，以及各国1的消费、积累和外汇核算。
循环流通机制
就计算国家级经济活动而言，哈佛大学教授瓦塞利 · 利昂蒂夫建立的收入与支出关系的类似的核算体系可与斯通的核算体系媲美。在利昂节夫的核算体系中，各个工业部门矢量与交易流通的宏矩阵相关——即，工业部门i从工业部门j的总投资流通过程中回收资金。这种通俗“解析经济学”的渊源颇为久远，重农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弗朗哥斯 · 奎斯内就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他曾在路易十五宫廷中任庞佩多尔夫人的私人医生。虽然奎斯内的信徒竭力标榜解析经济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颇为荒谬，然而，即使是卡尔 · 马克思和约瑟夫 · 舒姆皮特也不得不对这种探索一般经济均衡原理的首创精神报以赞赏。
—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勇于献身、善于合作和不断进取。在美国，西蒙 · 库兹涅茨首先对定义和计算国民收入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并因成效卓越而荣膺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斯通不仅采用了库兹涅茨的传统方法，以及其他诸如詹恩 · 廷伯吉、利昂节夫和劳伦斯 · 克莱因等著名学者的传统理论，而且一反拘泥于社会核算的形式评价和分类，建立了有关未来国民储蓄与收入合理的有计划的增长特征方程假设。迄今，剑桥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已发表了许多有关线性增长模型的文献。
现今，诺贝尔奖评委会里仍有人对斯通的核算体系的实用价值评头论足。斥责他人并非难事，其实，凡是声称斯通的核算体系过于简单的学人雅士，不外乎是一些吹毛求疵的空谈家。供给经济学并不是一门轻而易懂的学问，其微观经济理论远比宏观经济理论深奥得多。
测定理论比价
瑞士皇家科学院在宣布授予斯通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指出：“斯通建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着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它为经济分析、预测和经济政策提供了系统的依据。”因此，在国民总产值（无论货币单位是美元或英镑）后面，经济理论学家就可试图去辨别商品产量与消费的某种真实尺度。
首先有待解决的问题是确定一些可用于紧缩货币总额的适当的价格指数。因此，假设将我们总收入的三分之二花费于食物，另外三分之一花费于衣物。同时，假设在1980 ~ 1985年间我们的总收入增加一倍，食物价格均增加一倍，衣物价格均保持不变。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试想，我们的实际收入究竟增加多少？
若将国民生产总值200单位缩小158.74倍，然后再乘以约定值100，则求得所期望的答案125.992——即增长26%。
斯通教授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各国计算国民经济活动情况时，曾建议将约定价格指数作为合理的通货膨胀扣除率。目前，专家们业已普遍重视类似斯通的核算体系的一般机理。然而，这种理论方法真正确凿无误吗？回答是肯定的。前不久有人还认为，西德、瑞典、瑞士等几个国家的单位资本的实际收入水平已超过美国。为此，世界银行最近邀请一些行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把任务委托给了宾夕弗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主要成员包括A · 赫斯顿、I · 克拉维斯和R · 萨默斯等人，为使研究结果正确无误，他们采用的方法与斯通的核算体系基本类似。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避免了只用外汇兑换率作为通货膨胀扣除率，从而发现美元的短期贬值比美国政府当局的估计值低得多。相反，研究小组搜集并分析了大量有关各国实际支出价格的经济数据，并把这些数据构成表征通货膨胀扣除率的适当的指数。结果表明，美国的单位资本收入水平仍比上述欧洲国家高10%以上。
与斯通密切有关的另一项获得长足进展的理论发明是：斯通 - 吉尔里或克莱茵 - 鲁毕共同提出的需求行为的计量体系。大家知道，与穷人相比，富人们将其收入花费于食物的份额要少得多。因此，斯通并没假设存在固定的消费比——所谓的科布 - 道格拉斯模型，而是假设人们在购买某一固定市场的一筐货物之后，总是将他们收入的余额的某一固定份额恰如其分地花费于其他每种商品。也许，这种假设过于简单，但这种适于整个观察系统的还算过得去的计量经济学确实效果良好。最近，克拉维斯 - 萨默斯 - 赫斯顿研究小组已证实，就世界范围而言，不管是肯尼亚和印度等穷国，还是匈牙利、英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斯通的统计模型更适于解释他们搜集的经济数据。
男子的风格
理查德 · 斯通虽曾多次与他人合作研究（包括拉迪 · 斯通）并担任要职，但他生性孤僻和内向。斯通在引证别人早期的著述时总是力求谨小慎微，他几乎始终是按照自己特有的方法尽可能地使研究工作完善化。他时常头戴绅士帽，手摇拐杖，漫步于石南丛生的荒地。他表面上一本正经，但却十分嗜好名烟良酒。也许，斯通一生中从未换洗过他身上那件天鹅绒马夹衫。
据说，才能特异的科学家多半兴趣狭窄，素负盛誉的卓越的科学家大多兴趣广博。我想，理查德 · 斯通大概正是如此吧。
当你阅读任何一篇由斯通精心撰写的论文或研究报告时，你总会意外地发现一些前所未见的金块。这里，引述一个摘自斯通1966年论文集第一章的例子。
琼 · D · 艾姆伯特，十八世纪卓越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研究概率时也曾自我解嘲地作了一些推论。他反唇相讥圣 · 彼得堡学派导出的发散级数，断言一切低于某一临界分数的概率都可以处理为零。按照诸如此类的不可救药的观点，一切级数都不可能收敛。
更为众所周知的是，D · 艾姆伯特坚持认为将一枚硬币抛掷两次观察其正反面出现的情况，两次出现正面、两次出现反面以及正反面各出现一次的概率均为三分之一。相反，一般人都认为四种不同情况（HH，TT，HT，TH）的概率均为四分之一。为此，斯通对D · 艾姆伯特的结论提出了下述巧妙的辩答。由于不能肯定硬币确实出现正面或反面，也许，我应当把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定为P，其值可能大于或小于二分之一，而且依我之见可能为区间（0，1）中的任意值。对于上述问题，恰出现两次正面（HH）的概率是P2，因此，对于HH，对于TT和HT或TH，期望值均等于三分之一。
欲想领悟斯通研究成果的质量何等丰硕，读者不妨拜读一下记载着斯通荣誉史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斯通1936-1979年发表的169篇文献。最后，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理查德 · 斯通在人口统计分析与经济分析交迭的领域里跨学科研究确实硕果非凡。
[Science，1985年1月，22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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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曾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