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综合报道犯罪遗传学的文章。单纯把犯罪归结为生物学速成的倾向改是不恰当的，有些材料的科学根据的严密性也是值得考虑的，但本文作为一种观点，可资参考。

人体化学和营养可能是人犯罪的根源

罪犯怎么会犯罪的？这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美国，每5个人中就有1个曾经被捕过，被捕的原因远比违反交通规则这类事严重得多，其中有近64万人（每350个美国人中1个）正在拥挤的牢房里服刑。

在美国，最最流行的说法是，犯罪应归罪于生活环境——社会或不稳定的家庭，或两者兼有之。但是，随着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寻找染色体或生物化学物与犯罪的关系。然而，正当科学家们逐渐发现某些事实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是不是应该找出并医治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当然，现在的发现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有些线索确实很吸引人。譬如，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有一半机会，是块英雄的料。

人们早就知道，犯罪行为往往有家族史。两年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科医生C · 罗伯特 · 克洛宁格和在瑞典的同行们一起提出了一个报告，认为男性领养儿的亲生父母如果是罪犯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比亲生父母不是罪犯的人大4倍。克洛宁格的最新发现表明，这种遗传联系是异常明显的。他说，“如果父母中有一个是财产罪犯，那么儿子们很有可能也会成为财产罪犯。但是女儿们却很少会成为这样的罪犯，除非她们的父母都是财产罪犯”。一个男性财产罪犯的反社会行为和犯其他暴力罪行的罪犯不同，例如，他们并非很易冲动。与财产罪犯的家庭有血统关系的妇女们往往有头痛之类的躯体不适，但是却很少会神经失调，而与暴力罪犯有血统关系的妇女们则经常有神经失调、腹痛和背痛之类的不适。

克洛宁格的一些研究工作，最近和美国南加里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萨尔诺夫 · 梅迪尼克共同进行，梅迪尼克研究探索犯罪行为的生物根源已近30年了，他研究过14，427名丹麦男性养子，并在1984年5月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他的研究对象中，亲生父母（而不是养父母）曾是财产罪犯，而养子们也成为罪犯的占20%；如果亲生父母和养父母都是罪犯，那比率将上升为24.5%；如果亲生父母和养父母都不是罪犯的话，比率下降为13.5%。

当然，要回答犯罪行为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克洛宁格自己就反对那种可能由此研究而得出的一边倒的简单化的普遍结论。他说：“我并不认为存在一种产生犯罪行为的特殊基因，遗传只会产生某种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外界环境——特别是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的影响而发展的。就是说，如果孩子们的父母都是罪犯，而孩子们自己又是在社会底层的不稳定的领养家庭中长大，那他们成为罪犯的可能性就很大。

联系犯罪的所谓“天生标记”研究的历史，克洛宁格的告诫倒很重要。一个世纪前，现代犯罪学之父塞扎 · 隆布罗索声称，当代的或隔代相传的罪犯，是一种返回到类人猿祖先的返祖现象，人可以从罪犯低低的前额、突出的下巴和长长的手臂来发现罪犯。颅像学家们则根据头盖骨的隆起部分来分析人的个性，并划出了一个产生罪恶的部分。六十年代有人认为，带有XYY染色体的男子（而不是通常的XY）易成为暴力罪犯。但现在，这种理论已被人们怀疑，因为当时许多实验都是仅仅在监狱里进行的。很明显，犯罪行为的原因并不简单，尽管有许多事实表明犯罪行为有受遗传的倾向，但许多研究者们——诸如神经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犯罪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们——仍然在寻找环境的因素，当然，这种环境现在指的是体内环境，即体内和脑内的化学反应。

基因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化学影响着我们。如果这种化学变化发生问题，那么暴力就将随之而来。美国国家精神健康学院的生物精神病学家杰拉德 · 布朗正在专心研究5 - 羟基吲哚乙酸（5-HIAA）——一种神经介质血清紧张素的代谢副产品。布朗发现，在始终凶狠好斗的动物体内，5 - 羟基吲哚乙酸和血清紧张素量都很低；他还发现，在那些从小就好斗的人的脑脊液中，情况也是如此，而那些好斗者们表现出很强烈的反社会行为。根据5 - 羟基吲哚乙酸量低与好斗行为之间的联系，布朗和合作者们估计，这类人如果参军的话，有85%的可能性会因不良行为而被开除。

威廉 · 沃尔什是在芝加哥附近一家健康研究院内工作的研究员，他所研究的内容则更具有争议性。他认为，微量元素的情况将决定暴力行为。微量元素是存在于体内重要营养物的微量成分，可以通过现代光谱分析，对头发进行化学分析探测到，现在，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标准是什么，因为年龄、性别和头发颜色的不同，会影响正常微量元素量。沃尔什说，他花了整整6年，已为11种主要元素定出了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参考量。

在两次试验中，沃尔什对头发试样进行了分析。第一组头发取样于24对暴力和无暴力性的兄弟，第二组是从郎对男子那儿得到的，这96对男子的年龄、生活背景和有无暴力行为等情况都成对照。他发现，有暴力行为的人分为二组：A型组的头发内铜的含量很高而钠和钾的含量很低，这类人有间歇性暴力行为；而B型组正相反，他们的行为天生就是反社会性的，A型组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暴力行为会有所减退。这就使头发分析对假释委员会有用：一般三分之一30岁以下的杀人罪犯还会重复犯罪。

在马里兰州东海岸大学的应用神经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家罗伯特 · 撒切尔和在巴尔的摩大学工作的犯罪学家黛安娜 · 菲什拜因正在共同研究脑波图，寻找出会导致学习能力差的微妙的不正常图像。撒切尔解释说：“许多违法少年学习能力差，这不仅仅是他们干不成事，而且思想混乱、头脑简单。他们不会看书写字，如果他们是反社会分子，则分不清是非，他们也不会很好地估计后果，最后则导致犯罪”。

研究者们为了他们的工作，正在使用一种新的测量脑波的神经测量法，这是一种客观的比传统脑电图记录更敏感的技术。至今，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情况，如有些罪犯的脑电图的波高和波形彼此很相像。当一个孩子在成长时，他的大脑皮质部分应该是不同的，而脑波的形状也会不同。但是，学习能力差的孩子之间的脑波都没有这种木同。撒切尔说，“在大脑皮质不同区域内的脑波形状越是相像，就越说明相像者们的智商较低”，而智商较低的人更有可能成为罪犯。

梅迪尼克也相信脑波的形状能帮助人们较早判断出犯罪分子。他在丹麦进行过一次试验，在这次试验中，他记录了129名年龄11 ~ 13岁的男孩的脑电圈。9年后，他在查看了丹麦罪犯们的案卷后，又重新研究了那些罪犯9年前的脑电图记录。他发现，那些后来成为罪犯的孩子的甲型波频率很低，每秒钟只有8或9次，而正常孩子一般是10 ~ 12次。

另外，低血糖也可能是人们越轨行为的根源，这个问题现在尚有争议，还没有人能完全证明它，当糖被摄入体内，它很快就会进入血管，并使人体释放胰岛素。但是胰岛素过多就会使血糖量骤降以致不足。根据某一理论，如果血糖量下降到某个现在尚未知晓的最低水平，使脑得不到足够能量进行最大效率的运转时，那么，控制人情绪的脑就会“强取”大脑皮质的营养，而大脑皮质是人思维的中心，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暴力行为。因而，这些都和营养有关。

食品提供了许多能影响大脑化学乃至行为的物质。那种提倡对罪犯进行营养疗法的理论相信，改变食谱能使体内化学恢复正常。他们建议增加维他命和矿物质或限制带有蔗糖和精制碳水化合物的“有害”食物。

人们一直认为，不吃糖能稳定情绪和防止低血糖，位于美国的加里福尼亚州大学斯坦尼斯洛斯分院的犯罪学家斯蒂芬 · 舍恩特勒有一个更简单的解决办法、他在从加里福尼亚州到弗吉尼亚州14个少年教养所内，用果汁代替软饮料和含糖量丰富的快餐作为犯罪少年的食物。结果，袭击、打架和偷窃之类的反社会行为减少了近50%。但是，当他仅仅增加了橘子汁（含有维他命C和其他营养品）和果糖后，犯罪率又回升了。显然，缺乏某种营养物可能是犯罪的根源。

威廉 · 沃尔什发现，他所研究的A型组和B型组人的大脑化学也很不平衡，为此，他正在寻找营养疗法。在医生的合作下，他和同事罗纳德 · 艾萨克逊正在对几十名有暴力行为的研究对象使用新的食谱。在研究对象中有6名来自伊利诺斯州伍克甘的胡斯少教所。研究结果卓有成效，“在一个月内，这些少年开始变得更好更安稳了，”管理人员苏珊 · 史密斯说，“他们变得更加稳定，并自己希望变好了。”至今，还没有人犯过新的罪。

菲什拜因说，“我认为，营养疗法将会成为改造罪犯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且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我们并不是在限制行为，而是在激发人体固有的控制能力和平衡能力。”

然而看来，这种营养疗法的唯一不足是，无法像控制感染那样地根治罪犯，而必须终身维持这种打法。“这确实有点使人不可思议”，沃尔什说，“你可以使罪犯犯罪或停止犯罪。”

如果犯罪的根源确实是因为人体化学不平衡或遗传因素，或两者兼有之，那么又能或该怎么办呢？答案都会牵涉到一些深刻的道德和人权问题。如果防止犯罪行为能通过对大脑进行有意识的调节的话，那么谁又有权力这样做呢？

现在，美国对这些问题很敏感。数字表明，至少有一半罪行都是由少数惯犯所干。但是，主要因为怕引起伦理道德上的争论，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医治计划。因为，如果一个孩子被定为是个终身“坏蛋”，对他会发生什么呢？

尽管如此，萨尔诺夫 · 梅迪尼克最近还在寻求资金进行试验，在初犯的少年犯中找出潜在的惯犯，并培养他们做些有益的事，如一个加州少教所已发现，这些少年罪犯可以成为出色的深海潜水员。然而据梅迪尼克说，他却受到司法部的断然拒绝。“在五十年代，如果我们提出，这些孩子会成为精神分裂症者时，没有人会犹豫就同意给他们进行一次额叶切术，”他嘲笑道，“然而现在，人家会认为这种治疗计划在利用孩子们。”

这也正是人权监督者们所担心的事。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国家法律指导伯特 · 纽鲍恩说，“我确信他怀着极良好的愿望提出了他的计划，他也并不是至今第一个。但是这类事要在全国实行，就会被人骂”。

政府可能不会提供资金了，但是梅迪尼克能从同伴们那儿得到支持。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病科专家帕克 · 埃利奥特 · 迪埃茨说，“我相信梅迪尼克揭示了犯邪的遗传根源。”如果环境不同，罪犯身上的任何遗传倾向倒可以转向对社会有益的方向，这种被称为“大胆”的倾向，既可导致罪恶行径，也可造就英雄事业。根据不同的环境，具有这种遗传倾向的入可以成为无畏的警察、勇敢的战士或者成为危害最大的罪犯。

梅迪尼克的计划似乎还比其他已做过的更温和些。几年前，当时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乔斯 · 戴尔加多在一头公牛的大脑内装了一个遥控电极，只要一通电，发怒的公牛立刻就会停下。七十年代末，图莱恩大学的罗伯特 · 希斯在狂暴精神病患者的小脑内安装了一种起搏器，一起动这个装置，病人就会安静下来。希斯的这项工作也从未公开实行。

据罗伯特 · 撒切尔认为，人们不太愿意为梅迪尼克这样的治疗计划提供资金，是因为不愿意承认犯罪不纯粹是由这个变态社会造成的。他说，“在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和对具有可靠技术进行诊断、研究和测量的新领域——神经科学和生物心理学的看法方面，社会学和犯罪学的正统观念之间有分歧，而这种分歧很大，以致这些技术没有被大量使用。这里存在着基本的政治性和哲学性的反对意见。”

即使道德方面的障碍去除了，心理学家的试验就能准确无误地找出未来的罪犯了吗？至今为止，精神病科和心理学的专家们只能预测出三分之一的未来暴力行为。“百分之百正确的预言是没有的”，布朗说。不管怎样，任何额外的线索都是有益的。但正如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律教授、《预测暴力行为》的作者约翰 · 蒙纳汉所说，“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还很模糊”。

[Science Digest，198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