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岛和长崎被毁，成千上万生灵涂炭以后，有一群科学家，他们大部分参与了曼哈顿计划，提出了往后怎样利用原子能的问题。1945年，他们想成立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并且很快就在费城建立了一个分会，我当时正在那儿的医学院教书。在我们的第一次集会上，我们讨论了怎样教育公众了解原子能这一能量的新形式，它的危险性和它的可能的优越性。当我建议拍摄一部电影时，同仁们立刻要我把这事儿承担下来。

我的剧本在他们挑剔的眼光下改了好几稿，好不容易通过以后，我们决定去征求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的建议与首肯。我于1946年5月下旬给他在普林斯顿的住处打了电话，将我的来意告诉了他的秘书海伦 · 达卡斯（Helen Dukas）小姐。过一会儿爱因斯坦来接电话了，答应尽力帮助拍摄电影的计划。

就这样，六月春末的一天，我按响了普林斯顿梅塞尔大街112号的电铃，向达卡斯小姐声明来意。“啊！”她叫了起来，“好莱坞的。”

“不，费城来的”，我纠正了她，打消了她到西部畅游一趟的念头。

我在过道的那一头远远地看到了爱因斯坦。他穿着平常的针织上衣，宽松的裤子和拖鞋。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似乎不是顺着走道走过来，而是像迈着舞步一样滑过来。那正是令人激动的一刻。他站在我面前，神采奕奕，目光忧郁，一头白发，脸上是友好的微笑，紧紧握手后邀请我跟他上楼到二楼的书房去。

他的工作室的大窗子正对着种满树木的夫花园。靠墙的二个大书架上堆满了书和杂志。一张普通的木头桌子上有一些论文，满篇数学演算，还有几个烟斗和一袋烟丝。我后来发现，爱因斯坦爱烟斗成瘾。医生命令他戒烟以后，他还常常拿一个空烟斗在手里比划着，好像那是他的手的延长部分一样。他后来告诉我，他想念他的烟斗，当他刚好在大街上站在一个吸烟斗的乂后面时，他会追随着烟丝的好闻的香味。说完就是一阵大笑。

爱因斯坦坐在他的舒适的躺椅上，邀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寒暄一番以后，他认为剧本的题目《要么一个世界，要么毁灭》（One World or None）是一个漂亮的主意，然后让我读剧本。我读完以后，他把那始终叼在嘴上的烟斗拿下来，叫道：“只有一个世界！”我问他，在我们开拍以前他是否有什么建议，他说：“没有，这样很好。”

达卡斯小姐托着茶点盘子出现了。我们喝着茶时，爱因斯坦强调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控制使用原子能。他声称，国际法是达到这种控制的首要手段。但是我说，“国际法只存在于国际法教科书上。国家之间签署的协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遭到了破坏。”爱因斯坦起初好像要跟我争论下去，后来却沉默下来，想了在我看来有那么几分钟时间，最后几乎是伤心地说：“是的，你完全说对了。”

“空白区”建议的产生

当我们谈到可以说服政府控制核能的其他办法时，爱因斯坦承认他对这方面的合理方案不抱什么希望。他提到了齐拉德（Leo Szilard）和芝加哥原子弹计划的其他人为说服杜鲁门总统别向日本城市扔原子弹而作出的高尚努力。他们建议，我们应该提醒日本人，我们拥有这样的炸弹，而不愿意使用它。如果他们的政府不相信它的破坏力量，那么应该选一个遥远的空无人烟的区域来显示它的威力。不幸的是，杜鲁门拒绝了这一建议。

那么，从此以后我们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寻找一切可能的办法控制使用核能，并且教育全人类必须这样做。爱因斯坦认为，我们的电影是重要的一步，而且它显然还需要各方面的支持。我们的电影所取名的同名书籍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还不够。爱因斯坦说，有必要进行广泛的教育活动。

因爱因斯坦对剧本的赞赏以及他的强烈兴趣和支持而深受鼓舞，我返回费城实行这一计划。影片最后于1946年10月完成，被纽约大学的一位宣传分析专家评为“至今为止最杰出的纪录影片。”

1949年找举家迁往普林斯顿后，应邀向新成立的控制核能联谊会发表演说。我惊喜地发现爱因斯坦和他的养女马尔各特（Margot）也在那一小群听众中。几个星期后，他请我去喝茶。他显然已经忘了我们曾见过面，但是当我提起来以后，他问了我电影的命运怎样。我告诉他，在科学家联合会和国家原子情报委员会官员大吵过一场以后，这部影片还是被禁演了。他十分愤慨，不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部影片。

然而他原想讨论的是核裁军问题。我在演讲中曾提出，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当时是美国和苏联——应该同意裁军。爱因斯坦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至今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可各国政府显然不是这么想。

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人类本性的问题。他说，当人类有着这样的侵犯癖好的时候，我们怎样对待裁军问题呢？他相信人是天生攻击性的生物，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了解释他的观点，他告诉我，当他的儿子像个小男孩一样淘气的时候，他就打他的屁股。爱因斯坦一边笑着，眨着眼睛，一边抡起手臂挥动着，表示他的责罚总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好像深信他儿子的淘气和他的责罚都是天生反应性的、本能的行为。他认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家庭内部的暴力行为是国际侵犯与暴力行为的微型例子。

我指出，对儿童的体罚和暴力的发展之间不止是有一种间接关系，在责罚和包括战争在内的暴力形式之间可能有一种因果关系。我提出证据说，人类不是天生侵犯性的，不存在趋向毁灭的东西，不存在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那种死亡本能；事实上，人类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能。

爱因斯坦表示不相信，认为证明人类天生侵犯性的证据到处都有。他回顾了弗洛伊德对战争起源与对策问题的答案。弗洛伊德回答说，他的观察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看来我们不能抑制人类的侵犯倾向。他们说，在地球上有一些幸福的角落，那儿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各个种族繁荣而高尚地生活着，不知道侵略与冲突。对此我无法相信：我倒想知道这些幸福的人们的详细情况。”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可以在澳洲土著、锡兰的土著维达人、霍匹和朱尼印第安人、刚果的矮人等等中间找到这样的详情。在今天，更多的人们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不管弗洛伊德怎样怀疑，这样高尚而不喜欢战争的人民确实是存在的。

开放的精神的任务是什么？

爱因斯坦认为，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提出疑问是开放的精神的任务。在两次谈话中，我们检查了一系列证据，证明不仅是人类，而且其他很多动物都是后天学得侵犯性的，而并非天生如此。爱因斯坦大部分时间听着，不时提出问题。最后他承认，人类天生堕落的观点站不住脚，新生的力量是向着人类合作潜力的增长、发展和完善的，而不是朝着破坏的。

在我们较早时候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偏见这一问题。他回忆起一次物理学家的集会上所遇到的反犹太主义的愚蠢。他走向一个认识多时的与会者，此人却“拒绝了我伸出的手，他转了一百八十度，匆匆走开了。”爱因斯坦笑着说。后来当他知道此人曾在好几个场合企图攻击他的理论而未能得逞时，爱因斯坦打算以他惯有的脾气来接受挑战。但是这次集会上所遇到的事只是一个先兆，接下来就是爱因斯坦的书遭到焚烧，他好不容易才逃出了纳粹之手。

在麦卡锡时期，他表现了他的宽宏大量的另一方面。有一家叫做《美国信使》的杂志，曾经被一个反动军人所掌握，它把我和爱因斯坦列为“两个普林斯顿共产党人”。当我向爱因斯坦提起此事时，他一笑了之。当我问起他对这样的诽谤是否要作出些什么反应时，他又笑着说，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

爱因斯坦的一个引人特点是笑得轻松自如，他有着他的美好的幽默感。在我较早的一次访问中，我问他是否知道人家给他写的墓志铭：

“这儿躺着爱因斯坦，一个勇敢的条顿人，相对地说，他使牛顿哑口无言。”

他没有听说这个，但是认为这很逗人。爱因斯坦也没听说过下面的打油诗：

“有三个怪人都叫斯坦；

格特、爱泼和爱因。

格特专写无韵的诗，

爱泼的雕塑更糟糕，

而世上没人懂爱因。”

这诗把他逗乐了，可他最喜欢的是关于两个来自布隆克斯的人的故事。

第一个人问：“什么是相对论？”

第二个人解释说：“比方说，一个老太婆在你膝上坐了一分钟，这一分钟就像一个钟头一样。但是一个漂亮姑娘在你膝上坐了一个钟头，这一个钟头就像一分钟一样。”

他的同伴问：“这就是相对论？”

“是的，”另一位答道，“这就是相对论。”

“他就靠这个理论谋生的？”

爱因斯坦听到这儿大笑起来，并且说这是他所听到的对他的理论的最好解释之一。

当我问起他对他所获得的巨大名望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得十分严肃。“这好像是欺诈一样”。他确实不理解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这绝不是故意谦虚过头。爱因斯坦是很认真的。当然，我知道他是指有一个著名物理学家说他“不是中了一次头彩，而是中了五次。”所谓五次头彩（狭义相对论、广又相对论、统一场论、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如果意味着艰巨的工作，对他来说其实是自在的；人们的喝彩好像是过火了一点。我们这些活了很多年纪，见识过很多人的人都知道，天才的男女们极少是虚荣的，而成绩平庸的人却常常是虚荣的。

二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相对论轰动了英国。我还记得那时候常常和同学们熬到半夜，竭力想弄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理论是革命性的，令人激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我们中有人弄清了爱因斯坦说了些什么。为了弥补我的无知，我就拼命读理论物理学的书。有一件使我大感兴趣的事是非决定性原理，或者简单地说，机遇的原理。作为一个决定论者——即相信一切都有明确的原因——我认为，只是由于我们所知有限，所以我们才无法规定足以解释一个结果的必要条件。天文学家亨利 · 诺利斯 · 拉塞尔（Henry Norris Russell）把非决定性原理称为“人类测定能力有限原理”。

当我向爱因斯坦问起这个问题时，他说，他坚定地相信，只是我们的无知使我们不能精确预测原子的运动。他提到拉塞尔的原理时说：“对。说得好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能力有我们才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并不是因为真有什么定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思想包含在他的著名评论中：“上帝是难以捉摸的，但是并无恶意。”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大自然藏起它的秘密，因为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绝没有玩弄诡计的意思。”另一次他说得更明确了：“我相信，上帝不玩骰子。”

我有一次私下里问爱因斯坦一天睡几个小时。他答道“七小时”。我告诉他拿破仑说他每天只要睡三小时。“啊”，爱因斯坦说，“可是他是一个牛皮大王。”

在爱因斯坦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常常可看到他沿着普林斯顿的主要街道那索大街漫步而行，由一个朋友或他的养女陪同，戴着他喜爱的毛线帽子，夏天穿一件套衫，冬天穿轻便大衣。走过他身边的孩子们常常叫住他：“嗨！爱因斯坦！”他总是微笑招手答谢他们的欢迎。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后的早晨，我的编辑说：“没有爱因斯坦，普林斯顿和以前再也不一样了。”确实是这样，至今还是这样，就像这大陆的一块土地让大海冲走了一样。我相信，这是普林斯顿的很多人产生的感觉。我相信，这也是全世界的感觉。

[Science Digest，1985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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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agy是著名人类学家，原籍英国，曾在英国、意大利和美国进行研究工作，作为人类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是他第一次公开他四十年前与爱因斯坦的一系列谈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