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人类本身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几乎所有的其它灵长类物种却在衰落,它们中有许多正濒于灭绝。灵长类动物在生物医学研究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使生物学家对它们感到兴趣。可是它们较低的群体密度和繁殖率,使之显得很软弱。1986年6月24 ~ 28日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许多发言者总结了目前世界上大约200种灵长类动物的现况。
绝大多数灵长类物种生活于热带森林,其中巴西密度最大(51个物种),其次是扎伊尔、喀麦隆、马达加斯加、秘鲁、哥伦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各为80个物种),13种猿类中除了4种长臂猿外,其余的目前均处于危急之中:高山大猩猩不到400头,没有一群矮小的黑猩猩受到任何国家公园的保护。所有马达加斯加的灵长类正在灭绝;在巴西的大西洋森林中(它已被砍伐到不足原先面积的5%)21种灵长类中有14种正处于危急中、它们包括毛茸茸的蜘猴;这种最大的新大陆灵长类已从以前的40万头减少到目前的240头;在一片20平方哩的森林区域内,金狮绢毛猴的野生个体已不足200 ~ 300头。就连广泛分布的恒河猴(最能容忍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在印度的数量已减少到原先的3%。这种数量丰富的对食物并不苛求很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尚且遭受如此恶劣的结局,那些稀少的易受惊的森林居民又怎能会受到保护呢?
理想的低廉的解决方法是保存野生动物,在作为“首领物种”(“flag-ship species”)的普通灵长类周围设置的保留地可拯救数千种其它的动植物。正如D. 奇维斯(David Chivers)等人阐述的那样:发展中的热带国家的人民只有当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和经济鼓励相结合时,才能支持保存灵长类。在卢旺达(具有最高人口密度的非洲国家),不是偷猎者的当地居民在1978年对高山大猩猩几乎都一无所知,由于综合规划的结果,到1984年偷猎实际上已经停止,主要是观赏野生大猩猩的旅游业已成为这个国家挣得外币的第三项收入了。
另一种解决的办法是在动物园中豢养保存灵长类,它有其弊端:耗费资金,遗传基础贫乏,动物丧失获得的行为习惯,人们不再注意野生群体;不能逐渐积累用于保存几千种其它生物的资金。例如最后的14只北方白犀牛始终在非洲野生,处于不断被捕猎的危险中,它们在动物园中更为安全,可是非洲政府拒绝答允予以豢养,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一旦这种动物在动物园中生存下来,那么外国的用于犀牛生境的财政支持就会中止。
不过作为一种不太成熟的策略,有时也可考虑豢养保存;此外许多有关行为和生理学的研究需要豢养动物。灵长类的豢养繁育已取得什么样的成功?M · 琼斯(Marvin Jones)等人对此作了说明:许多生物学问题已获解决:全世界200种灵长类中有127种可以在豢养下繁育。但是其中只有46种有着表明是一个超过100头个体、能自身保持的动物园群体的世界物种目录系统(International Species Inventory System)的记录。因而迄今为止豢养繁育还很少能达到讨论会所要求的目标——提供一个能自身保持得足够大的群体,主要困难是缺乏资金和公众反对豢养野生灵长类。
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灵长类极其有用,因为它们能自发产生或经接种产生许多人类的疾病,例如脊髓灰质炎、疟疾、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库鲁病、黄热症、Down氏综合症、结肠癌和糖尿病。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培育用了一百万头恒河猴,要想获得抗艾滋(AIDS)和抗疟疾的疫苗,离开灵长类试验是不可想象的。
原先研究工作者需要的灵长类完全来自野生动物,美国每年用于研究脊髓灰质炎的恒河猴进口数在五十年代末期最高时可达每年20万头,即使到目前,世界灵长类交易估计约为每年43000头,最大进口国为美国,其次为英国、法国、日本和台湾。生物医学团体并不重视灵长类的保存或注意灵长类交易对野生群体的影响。例如美国近来每年从菲律宾进口7000头长尾猴,但并不进行调查,以估计该群体是否因捕猎而正在衰落。
当野生的灵长类群体在整个七十年代变得衰落,因而公众反对增加灵长类交易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预测到逐步增长的野生动物补给困难的危险(印度在1978年禁止恒河猴出口),其解决办法是支持豢养繁育,特别是恒河猴,当然也包括其它灵长类。光美国每年用于研究计划的就要55000头灵长类,一只动物园出生的成年恒河猴在美国大约可售1000美元,而豢养一头黑猩猩每年要花费5000美元,其成本与实验小鼠比较似乎很大,但是它只占NIH研究拨款预算的不足15%,并不是一种削弱生物医学研究的负担。
在美国每年用于豢养供研究用的黑猩猩和恒河猴的两项支出分别为600万和600万美元,它使现有的最大的灵长类保存计划(在美国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灵长类计划)相形见绌,因为后者整个年度预算只有25万美元,旨在保存其它许多物种的情况差不多,例如塞伦盖蒂(Serengeti)国家公园的年预算为10万美元,巴西大西洋森林计划为12万5千美元。豢养繁育恒河猴的成本可使马达加斯加为其国家公园的预算增加一倍;用美国进口长尾猴的年支出的七分之一,喀麦隆能够建立三个新的国家公园用以保护26种灵长类。
正如讨论会指出的那样,目前依赖豢养繁育的解决办法加上不加限制地捕捉野生动物,对生物医学研究至少有三点极其有害之处:首先,豢养繁育动物的成本远较进口野生动物贵得多(例如在美国进口一头恒河猴为1000美元,在荷兰为2000美元,而捕捉一头相类似的长尾猴只需200—300美元)。在伊基托斯(Iquitos)(秘鲁)的一项由NIH基金资助的研究,指出了可并不导致其数量减少的持续捕捉野生绢毛猴的可行性。其次,目前的状况不能持久,绝大多数用于研究的灵长类仍旧要从野外捕捉,其中的许多群体正在减少,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趋于公布野生灵长类的出口禁令;最后,野生的原始种群的消失意味着丧失建立更多的可自身保持的灵长类豢养群体的可能性。
总之,增加目前用于保存灵长类的过少的基金水平,对生物医学研究降低动物成本,增加供应动物的稳定性和多样化来说是合算的,它也有利于灵长类的保存,间接地也有利于许多其它物种的保存。
[Nature,1985年31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