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英国科学杂志《自然》（Nature）继联邦德国、日本，欧洲低地国家和大洋洲国家等科学概况的介绍之后，又于1985年11月21 ~ 27日（318卷6043期）刊出了一组题为《中国的科学》的介绍文章，评述了我国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上的方针政策、体制改革、机构设置、管理系统，以及在激光应用、计算技术、高能物理、生物工程、分子生物、肿瘤防治、针刺治疗、地震预报与航天工业诸方面的研究与开展。本刊特组织人员，译其大部分供读者参考。
低级技术对高级技术
中国的科技政策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全面负责，像每个与科学有联系的机构一样，它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它创建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撤销；粉碎四人帮后，于1977年重建。
从那时开始，国家科委的影响逐渐增强。第一任领导人方毅，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家和政治局委员。为了树立国家科委的政治地位，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他曾受过大学教育（这在党的高级领导中是不寻常的），但从未成为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现在，这一领导职务已交给了一位科学声望极高的人：宋健。他现年53岁，系控制论专家，曾去苏联留学，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并在航天工业成功地发展过程中，卓有建树。
国家科委的大多数部门都参与科技规划和科技立法等有关国家政策的制定。其中有一个部门就是在制定科技政策方面，要有效地成为科技领导小组的智囊团。这个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高级政治家所组成，对决定科学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负有特殊的责任。国家科委最终对中国科学院也要进行检验，并以同样的方式确保政府的政策能在其他研究机构中得以贯彻执行。
国家科委本身并不设立任何实验性的研究机构，也不直接支配科学预算的主要部分。但是，它能够把它自己那部分基金的使用和它具有的影响结合起来，对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的计划指标（由财政部公布），进行合理地安排。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工作程序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国家科委坐下来同与科学有关的各部协商，确定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关键项目，予以特殊的照顾一例如黄土高原的开发、鱼类水产养殖等，然后提出指导原则供财政部作为分配基金的依据，同时还留出一部分经费预算，供科委使用。
根据新的改革精神，其中许多环节将要改变。国家科委虽然仍将提出重点项目，但如该委秘书长凌之新所说，“我们宁愿让研究机构参加投标，来代替我们的挑选。即使是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也应在承包含同下开展。”新体制的试点工作正在开始进行，如果实践证明它是成功的话，那些效率不高的研究机构将无法获得经费，最终将被淘汰。总之，“我们过去是从上面挑选，而新的办法恰巧相反”；与此同时，国家科学基金将“照顾到一部分不能很快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这种求实的方法与重新评估中国真正能够达到的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回顾1978年那个头脑发热的日子，许多人曾经相信过中国能够直接跃入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而赶上西方。
确实，在许多领域，中国已经干得相当出色：卫星：氢弹以及大功率发电机的制造，都不是普通的技术成就。问题在于那些基础产品如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的质量太差。现在已经意识到，少数几个领域中的高级技术是不会自动进入日常产品的。因而国家科委定了以下五条明确的原则。
1.发展技术同社会联系起来，使社会能吸收它的成果并为它提供资助；
2.重点发展生产技术；
3.在工矿企业中发展新工艺；
4.基础研究应以中国独特的问题为主；
5.加强国际协作。
上述原则虽无惊人之处，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应当强调在企业内部开展研究工作，这正是对苏联模式——国家控制的独立研究机构——的明显扬弃。苏联模式是在1949年仿效的；而现在取代它的则是日本的办法，即公司自己开展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工作。还应当强调国际协作，这是对文化革命期间那种“学习国外就是背叛”观点的彻底否定。
—个仍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足够的人才进入企业。——这将首先意味着冲谈中国科学院的声望。正如凌之新所说，“我们对企业的要求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关心。那些质量最高的大学生都被分配到了研究院和政府机构。尽管工厂和科研单位在报酬方面没有不同之处，但觉到如果被分配到一个小厂去工作，他们所处的地位就较低下。要改变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却是相当困难的。”目前，从物质上鼓励毕业生到工业部门去工作的办法尚未列入议事日程。
显然，有人仍认为“最高”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因此，在中国应该谋求怎样的技术水平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凌之新的观点是选择恰当水平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例如1978年到1988年，85%的农业将实现机械化这是一个能够实现的预言。现在，实际情况证实，使用牲畜和手工劳动是合理的，不应该以为这是落后的标志。
把基础研究的计划主要交给科学院。但重点应放在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上。例如中国稀土元素特别丰富，在提炼方面，还有许多基础研究要做。
但是，无论制定什么政策，中国仍然缺乏专门技术知识。因此，最重要的是要确定一个能使技术发展的进度。据国家科委统计，中国有160万个企业，而受过中等以上学校培训的“技术”人员仅180万人。在电子工业中，只有20%的人员受过培训；钢铁工业为10%；轻纺工业仅为1%。显然，提高这些百分比，必定是我们最先应当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常勤译）
激光器的领航灯
中国的一位激光研究者议论说，中国研究激光的人比世界其他各国的同类研究人员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尽管这是一种诙谐的说法，但却可能是真实的。问题是，在中国许多科学家往往都聚集于一个时髦的课题上（一种称之为“一窝蜂”的现象），这是因为各研究所之间互不通气，造成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
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不在这些低水平研究的行列中；它在激光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准确地说，该所不在上海市区而位于嘉定，从上海驱车前往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作为科学城的一期工程它于1964年建造。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座科学城迄今没有建成。
这个研究所现在有六百名研究人员、五百名技术和管理人员，并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其中之一是惯性约束聚变系统的研究，使用一台每脉冲三百万焦耳能量的高功效激光器和准分子激光器。该所在激光光谱学和原子的超精细结构方面的基础研究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较，并不逊色。但是尽管如此，研究所在解决事业经费方面，仍面临着重大压力。
今年它的经费被削减了23%，今后每年将相继削减20%。研究所已经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第一，正在探求各种工业应用合同和专用设备的制造。幸运的是，该所已形成了优质的钕激光棒状玻璃以及钇铝石榴石，并已出口至澳大利亚。其他一些具有商业实用价值的是在集成电路掩膜的激光刻蚀和医学上的应用。第二是该所正在寻求“开放”模式：由一个国家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方案统一管理。由中央政府拨给额外经费，以便让全国各地的科学家前来进行实验。当然，这个所的科学家也将从新的科学基金中申请科研经费。
（刘炜译）
科学院计算中心技术服务公司确实是个企业
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技术服务公司希望得到新的经营权力。它的总经理伊辉恩（音译）已经承认了这一点。这家公司已经不是研究所的一个分部了，而真正成了一个“高技术的风险企业”，这在中国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家公司创办于1981年夏天，即在宣布政策转移到以商品为基础的经济上来之后。它的宗旨是培训技术人员，然后这些人员与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学家建立联系，帮助它们把科研成果转变成市场适销的产品 · 该公司从科学院获得的原始资本才五万元人民币，配备的工作人员是高中毕业生，因为当时很难分配到大学毕业生。
尽管开始的境况相当不妙，但这个公司从那以后已经获得了五百万元人民币的利润，并很快就还清了贷款。现在它不向国家要一分钱。每笔开支，包括管理费和工资，都从利润中支付。赢利率之高使许多西方资本家都十分妒忌——去年在它的才四百六十万元的营业额中就获利大约一百六十万元。
在这个领域的同行中，该公司是最早的一个，而现在全国已经有二百多个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具有“把科研成果转变为生产力”和“特别是经过专家的培训，更新专业技术知识”的双重作用。
这家特殊的公司利用计算机热潮已经挣了钱；其他的经营是在如细胞培养和新材料等各种不同领域里。它金额最大的生意是出售硬件，大部分是小型计算机。但是在它所有的一百七十名职员当中，有很多人正在设计软件包。它已经与日本的一家公司组建了联合软件公司，并在靠近香港的经济特区开设了五个工厂，在那里为一家美国公司组装微型计算机，同时还生产自动化控制装置（程控计数装置及其类似的产品）。目前该公司正在从事多种经营，它与一个工厂合作，利用科学院在合肥的一个研究所发明的一种方法生产维他命油。
这家公司的职员声称他们完全有自由开创新的事业和选择新的领域进行探索。主意出自公司自己的“智囊班子”，其成员包括来自各个研究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公司并不限于仅与科学院一起经营，它与任何一个能提供市场适销产品的研究所都有联系。形式多样的联系是可能的，有望与外国合办更多的联合公司。现在这家公司获得了成功，为了进一步发展，大学培养的职员被分配到公司，它还可能获得授予高级学位的权力。
目前公司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就是缺乏资金。但是大概正处于黄金时代。市场还牢固地掌握在卖方手中——专业技术如此缺乏，公司从不需要寻求为自己的商品做广告的方法。然而与其他公司竞争顾客的苗头已经出现。
那么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在哪里？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乔经理的谈话可能是最好的答案，他是几年前《工人日报》介绍冒险创业连载文章中的主人公。乔经理说：“当然，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你死我活的争夺……我们不能丢弃社会主义的协作。”
（刘炜译）
发挥优势
（中国高等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
自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是中国科学院而不是大学控制着全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无论在科学研究的条件、时间或是经费等方面，高等院校只不过是科学院的穷亲戚罢了。但是，自从新的改革以及教育部改组为更有权威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以来，有迹象表明，将赋予高等院校以更多的平等机会。
今年6月中旬，这个委员会宣告成立，7月份，我们对它进行了访问。当时，挂在初关大楼门口的那块新招牌油漆尚未干透。一些新的政策尚待制定具体实施条款。然而，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新上任的领导人李鹏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
李是这个国家的四位副总理之一，他还主管其他部的工作，其中包括能源方面的领导工作。9月份，他作为“新的一代”被任命为由二十四人组成的政治局的委员。他今年五十七岁，按中国人的条件还是年轻的。看来李确有能力干出成绩，并能在改革中克服官僚主义的阻力。
为什么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深感改革的必要呢？下表中的统计数字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虽然中国科学院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据的自然科学研究经费份额比教育委员会直属高校或其他部属高校要高出许多倍，但它并未获得国家科学发明奖的多数；也未培养出高级研究人才的多数。当然，上述估计决不能引伸出对他们科学能力的评价。由于高等院校和科学院在分配财力物力上相差悬殊，三十多年来，一直成为他们之间不和的根源。
从下年度开始，高等院校的科学家在显示才干方面将获M更多的支持。1986年将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一机构的隶属关系尚待国务院研究决定），从而让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与科学院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人员在获取科研经费方面实行竞争；他们也可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参加投标。以往，这些项目都是政府点名分配的。此项新的基金总额第一年约有一亿元，相当于目前科学院基金的三倍。
实现这一变革仅仅是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一项任务，而且是一项小任务。更重要的是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合理调整。目前，教育委员会有三十六所直属高校，其中多数是重点大学，他们获得了大部分的经费和最好的“生源”；另一些大学则是由其他部领导的；其中有些很好的大学（例如冶金工业部的钢铁学院）是由教育委员会与其他有关部双重领导的。后者的毕业生（大约占80%）被分配到主管部的机关、学院和工厂去工作，只有余下的一部分另行分配。
没有人认为这种分散管理的体制是真心的好办法。正在探索的改革办法是，既要改变现状，又要使所有的大学都能对教育委员会负责。党的要求是放松所有大学与它们主管部也包括教育委员会在内的联系。正像松开工厂与他们的主管部之间的联系一样。党乐意看到一些部撤销而改变为国营公司。不多几年以前，造船工业部转变成为造船公司，这一做法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并促进自由竞争”。
大学的改革能走多远目前尚难预料，有些大学还持怀疑态度，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改革不能动摇”，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李有权去实现它。
李还在大力进行使教育系统赶上世界标准的工作。1981年，中国大学生共计1，279，000人，其中本科（四年制）生1，061，000人；其余为两年制专科生。目前，大学生总数接近二百万人。在人口总数为四千八百万的菲列宾，却有一百八十万大学生。今年的情况将有所改善，招生名额为五十万人，报考人数预计为三百万人，任务仍然艰巨，还得作很大努力。
对体制的深入探讨，可以看出问题仍然是严重的。青少年进入大学之前，要读三年高级中学，三年初级中学和六年小学。奋斗的目标是普及小学教育。这方面，只有富裕的江苏省干得比较成功。在全国范围内，虽有97%的学龄儿童进了小学，但只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完成了第一学年课程。在农村，退学率很高。努力的目标是在1990年实现义务教育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即使初等教育，也还不是免费的，许多农民都要他们的孩子呆在家里干庄稼活。
（汤恩燕译）
一所筹建中的现代化实验基地
中国第一所生物工程实验基地目前正处于模型阶段。两年内全部建成后，将具备各种科研实验室（其中包括四个P3实验室）、实验动物饲养室、图书馆以及为访问学者食宿提供方便的建筑物等。所拨款项五千七百万元全部用于基建，另外，还有五百万美元，用于从国外购置现代化仪器和试验用品。筹建这所基地的上海已抢先走在北京的前面，北京也计划建立生物工程研究院，但目前尚在酝酿阶段。
上海利用生物研究方面的优势，正在推进生物工程实验基地的建设：130名年轻的研究人员绝大部分将来自生物化学研究所、细胞生物研究所、生理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等大型研究单位。而建设研究的资金则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基金中提取的。
据实验基地的副经理孙玉昆（他来自生物化学研究所）说，生物工程基地的许多课题将是传统的发酵问题。之所以采取这种保守的方法主要是因为缺少资金，基地希望尽快地取得经济效益。遗传工程还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获得利润，并在实验基地的工作中占据一席地位。即使在顺利的情况下，中国也没有在这方面取得有益的经验：第一步打算可能是设法从酵母中提取小肽激素。其次可能是研制刺激乳汁分泌的生长激素，中国已成功地实现了生长激素的人工合成。
正在考虑的更为常规的研究项目是利用固定化酶使乳汁中的半乳糖转变为葡萄糖，从而提高乳汁的营养价值。另一方面是打算通过发酵生产维生素C，这个方法是北京微生物研究所开发的。还有用青霉素酰化酶制造青霉素半成品，这个方法是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成功的。
看来中国正在竭尽全力把他们掌握的先进技术付诸实现。但毕竟是刚刚开始，而且还不清楚今后将沿何种方向发展他们的科学研究。
与外国公司的联系正在加强，实验基地正与欧洲有关公司洽谈有关用于生产诊断的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的事宜，即将签订合同。中国还没有生产这种商品的成套用具。另外，外国的和国内的研究人员应邀可来基地进行研究。但孙教授似乎对合资经营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虽然外国公司对中国市场颇感兴趣，但他们就只想到出售产品或是以高价出售专利。
从长远来看，乙型肝炎疫苗是有希望的。这方面的需求是明显的。但由于价格过高，要实现人群免疫还需进行大量工作。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在制定生物工程的全国性计划，特别给予重视的是在农业和水产养殖业上的应用。北京要再建立几个生物工程基地的计划可能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科技人员而落空。孙教授认为宁可稳步扩建一个实验基地，也比浪费人力和物力搞几个基地竞争要强些。
（梁克珊译）
分子生物学革命
1965年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经过七年的努力，完成了一项技术上的精心杰作胰岛素的化学全合成，从而赢得了世界的声誉。继胰岛素之后又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后叶加压素、后叶催产素、血管紧张素及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LRH）。接着，1981年，又取得了酵母氨丙酸转移核糖核酸全合成的技术成就。但是，现在这个研究所的兴趣更多的是面向分子生物学。确实、若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早该如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研究所的名望使之能维持工作，但仅能进行同一类型的研究。当时分子生物学正在国外蓬勃发展，但该所却没有机会吸收外国在这方面的成就。
现任研究所负责人张友尚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清楚地意识到化学合成的真正价值在于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上，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得不把关于合成的研究说成是为了争名夺利。
现在，分子生物学正取得迅速发展。一种乙型肝炎病毒的亚型（不是在西方所发现的那一种）已经得到了克隆并测得了序列。其表面抗原随后也在大肠杆菌和酵母中得到了克隆。但是，尚无迹象表明存在足以用于制造疫苗的表达。疫苗病毒可望在一两年后进行临床实验。其它一些研究项目也正在进行。
要重建研究所，使之适应新的改革，所长常常要想到一些其他问题。亟待解决的是精简机构和用崭新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加强研究所。
首先，不得不着手解决超编人员的问题。“文革”时期，甚至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也被分派来搞研究，研究所越来越庞大。但基金的分配只是简单地根据职工的人数计算，因此，精简人员就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了。
由于面临经济压力，所长不得不使用他刚掌握的权力管理整个研究所的事务。研究所已分为39个课题组，组长由所长聘任。这就把室一级机构精简掉了（室在过去是独立的研究单位）。现在每个课题组研究人员的数目是严格限制的。研究人员由课题组长聘用，合同期三年。但超编人员怎么办？如果按字面来解释新的改革文件，他们将被解雇。但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必须用劝说的方法把他们调离别处。
实际上，该所和其他研究所的现定情况是，那些未被选中参加研究小组的人员，工资保留，但他们一无场地、设备可用，二无研究基金可拿。这些待聘人员将会得到帮助到其他单位工作，但却不会被解雇。
最难办的问题是那些在“文章”期间由工、农、兵推荐来研究所的人员。他们没有正式的学历，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有成就的，但是张教授指出，“有些人并不适合搞科研，但现在把他们调走又不那么容易，因为他们也不太年轻了。如果把他们调到别处，他们将不得不再从头学起。”这些人员大概还要呆上一段时间，做各种临时性的工作。这些调整会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再加上“文革”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怨恨）。这一点张教授并没有说。但是人们感觉到他的担子是不轻的。
虽然如此，对生化所来说也有好消息。该所将要建立一个由政府和中国科学院提供基金的新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其设备一点也不亚于西方国家。确实，这个实验室的预算和整个研究所一样多。如果处处模仿剑桥大学的同名实验室，永久编制人员就太少了，因此应当鼓励来访学者、包括国外来访科学家前来签订1 ~ 3年的科研合同。该所的三层楼房将辟作新的实验室。修建十分简单，仅需稍作改动，安装一些空调设备，使之能全年开展科研，而不必歇夏就行了。
（罗燕生译）
绘制癌症多发区地图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其人口的主要死亡原因却与发达国家的模式十分相似。癌症是人们很关切的一个问题，它与肝炎和计划生育是卫生部指定的三大重点研究领域。流行病学特别受到重视，因为流行病学有助于探索预防途径；另方面是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死亡率地图集》的出版（中华地图学社出版），展现了全国各地不同癌症发病率的鲜明图形。
这部地图集是有组织的精心杰作。它建立在1973年到1975年的普查基础上，这次普查覆盖总人口（约8亿）的96.7%。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将许多专业人员下放到农村，可能对这部地图集的编制会有帮助，这或许是那个不幸年代的一项实际成果吧。
这部地图集表明癌症总死亡率（约占各种死亡的2.5%）与发达国家相似，但各种癌症的发病率同西方国家差异明显。胃癌是中国最常见的癌症。男性癌症发病率依次为食道癌，肝癌；女性则是子宫癌，食道癌，肝癌。以英国为例，男性中最常见的则是肝癌，其他依次为结肠直肠癌，胃癌，前列腺癌；女性中最常见是乳房癌，其他依次为肝癌，结肠直肠癌。
中国不同地区癌症发病率的明显变化表明了环境因素是重要的。东南沿海省份，中部的陕西以及与蒙古接壤的部分边界地区，癌症的总死亡率最高；南方的广东、广西省鼻咽癌极为突出，几乎和胃癌一样常见，而在西北边远地区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这种癌症却很少见。广西省和东南沿海地区肝癌率最高。有趣的是，在隔海相望的日本，上述几种癌也是使人很担忧的事。其他值得注意的还有很少出现的阴茎癌，这种癌大部分出现在子宫癌发病率最高地区。
这些庞大的数据，连同已知和推测的辅助因素方面的知识积累，像肝癌与乙型肝炎病毒（HBV）、鼻咽癌与爱泼斯坦——巴尔病毒、吸烟与肺癌关系等，许多材料将促进对其他重要致癌因素的探索。
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孙春堂（译音）正在研究谷类食物中黄曲霉素、真菌生成的污染物质的潜在致癌作用。人们已在江苏省启东县发现食物中高含量的黄曲霉素污染物质。那儿肝癌发病率比北京高6倍，HBV携带者比北京高2.5倍。孙春堂制定了一个四年研究计划，通过抗黄曲霉素抗体和他发展的层析技术来筛选食品，以达到减少食品中黄曲霉素含量的目的。
上海肿瘤研究所在长江三角洲的崇明岛（也是肝癌多发区）调查黄曲霉素的致癌作用。在对四万人的纵向研究中，着重对他们日常食谱中的黄曲霉素污染进行了仔细的广泛的分析。
上海1963年起实行癌症登记。上海胃癌，肝癌、食道癌发病率很高，最值得注意的女性肺癌发病率很高。上海约有50%男性抽烟，其烟熏引起肺癌的危险程度为80.5%；上海约有6%女性吸烟，其危险程度为19.3%。由于通风设备差和传统烹饪操作，烹饪时的油熏可能是女性肺癌发病率高的部分原因。上海肿瘤研究所高玉堂（译音）正在进行实验和流行病学研究。从1983年开始，他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合作，进行一项对22万成年人致癌因素的研究工作。
食物因素对胃癌有影响。北京肿瘤研究所张路福（译音）对胃癌多发区，像西北部甘肃省、东南部福建省，也对其他地方低发区，共计40多万人的胃液作了分析。胃癌发病率高与胃亚硝酸盐含量及杂色曲霉（Aspergillus rersicolor）有关。胃癌多发地区中萎缩性胃炎比较普遍，可能是副食品缺少的结果，每当冬末这些地区的蔬菜主要依赖腌制的咸菜。
描绘癌症生长中食物和其他环境因素作用的清晰图形为时尚早，但这部地图集已将中国各地由于食品成分差异和环境不同，导致各种癌症发病率不同的现象大致显示出来。
（邵健明译）
大学——工业的伙伴
北京工业大学有志于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中国式的麻省理工学院，即使目前还没有，但总有一天要实现这一愿望的。这所学校有着为数不少的竞争者，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那所在文革期间南迁到合肥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长期发展来看，北京工业大学的优势正在于校址位于北京，这是多数人都乐意待的地方。
北工大的漂亮新校园位于首都工业化的郊区。正像北京市的其他地区一样，只要看见有脚手架覆盖着的建筑物，那就标志着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地方。该校校长樊恭庥教授宣称，他们与北京市政当局关系密切，有可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他们的学校处于城市建设的前列。犹如麻省理工学院所做的那样，北工大有不少值得自豪的卓有成效的成就，例如，在开发激光打印机方面获得过国家的奖励（已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市投产）等。
按其它标准衡量，北工大的规模并不算大。现有学生三千八百人（含研究生三百人），预计到1990年将发展到四千五百人。通常，该校乐于到工业系统去招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学生，今年已从这方面招收了五百名学生。北工大与中国其它大学相似之处是学生人数与教职工人数的比例是宽裕的，现有教学人员一千二百五十人，其中教授与讲师为七百五十人；职工人数与教学人员大致相等。学校对学生的一切都负责，不仅仅是教，而且还管住、管辅导、管政治思想工作。
1983年在北京市政当局进行的教育改革的推动下，该校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并采取实际措施，组织学生与老职工一道开展各种社会活动。
这所学校为工业服务的最突出的标志反映在他们的经费来源。今年，中央政府拨给他们的经费为八百万元，而来自工业系统的则有六百万元。居于首位的是，该校今年接受委托开展科学研究（大部分是与工业部门各企业订有科学研究合同）的收入就有四百万元。
这所大学作为工业界的服务伙伴，今年已经完成了二十项有实际价值的研究项目。他们能自觉地去选择那些具有最佳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然而，除非在教师队伍中能物色到称职的并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成员，他们绝不轻易接受合作研究项目。
谈到这所位置优越的大学为工业系统从事研究的质量到底予人以何种印象时，樊教授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不是全部）工厂企业都迫切需要熟悉的技术人员，他不认为完全根据工业界的需要去安排学校里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是适宜的。这是西方的模式，在中国，还得讲究实际意义和对资源的经济使用。为此，像北工大这样一所学校应对一系列相关的工业部门进行集中的研究与开发。
经常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密切关系预示着大学变成了他们自己权力控制下的工业。樊说，1981年他们学校里的工业设计部门着手进行单板微处理机的研究，从而引伸出不少于二十项新的设计。目前，该校拥有一间有一百名工人的工厂。去年，这个工厂销售自己的产品，为学校挣得二千万元；这家工厂成了中国其他地方同类工厂的榜样。
北工大的课程安排是严格的，也许还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北工大的标准学制为五年，从基础科学训练开始。学校里设有语言实验室，保证每一个学生除了汉语以外都有学习其它外语的机会，此外还有进行艺术课教学和实践的设备。在课程的后期，项目设计占据着重要位置。北京工业大学在参加中国经常举行的全国性工程技术革新竞赛中，表现得十分出色。
北工大虽然是一所创办于六十年代的市属新校，大部分工作在“文革”期间都陷于停顿，但国际交往还是开展得相当活跃和突出，特别是与纽约州立大学（在布法罗）、东北大学等院校关系尤为密切。这些都是为北工大师资队伍中有培养前途的成员提供继续学习、研究的条件和环境，也有助于该校在从事工业技术的研究中，更有竞争力。
在北京青年人的心目中，北京工业大学显然是一所受欢迎的学校，在每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竞赛中，大约有七千五百人把北工大列为第一志愿。这个数字几乎是该校实际录取学生人数的十倍。为什么不能发展得更快一些呢？樊带着矛盾的心情回答：即使是面向工业的大学，也不宜发展过快，这还得从中国工业健康发展的实际利益出发，决不能为了追求数量而损害质量。
（汤恩燕译）
复旦大学与基础科学研究
复旦大学创建于1952年（实际创建于1905年，1952年是院系调整的年份——译者。），当时，教师们的主要任务是翻译苏联的教科书，而现在'大多数教师都曾去美国或欧洲学习过。这所大学正在实行新的开放政策。去年成立了新的技术科学学院。这不是为了培训工程师，而是要造就一批从事研究开发而具备良好科学理论基础的优秀研究生。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中，有为国产高速电子计算机提供的石油勘探软件、以病毒控制害虫以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光致抗蚀剂。该校还设有国内为数不多的核科学系，其中有些毕业生将参加目前正在施工的新核电站的建设工作。
教学制度也比较自由灵活了，学生们除必修课外，还可选读其他课程，美国式的学分制也已引进并开始实行。像清华大学那样，在第一学年结束时要对学生进行口试，以淘汰那些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虽然这还有人持反对的态度。与其他大学相似的是，教师队伍分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从事教学或利用三分之—时间从事自选课题科研的；这两部分人员在适当时间进行轮换，但并不机械规定时间。过去几年中，随着新的仪器设备大批引进，并在科学楼中安装起来，科学研究条件得到很大的充实和改善。
（汤恩燕译）
上海的生物研究工作正在稳步发展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有海港和工业方面的优势，它有一切理由尊重北京。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位于北方的全国行政中心。这两个城市的关系与纽约和华盛顿的关系相似。又像是十九世纪英国的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大都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上海以比北京先进一步而感到自豪。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研究所在合成胰岛素方面领先，并设计了中国国产的核反应堆。
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现在正忙于把有关生物学的研究所联合成一个整体。这样，它们将拥有三千多名有资历的研究人员。这个规划的设计者是曹天钦教授，他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和生物学部主任。
除参加联合机构的生化所（曹几年前还是那里的领导）以外，还有生理研究所（在一个维多里亚哥特式建筑的大厦里）、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有医药价值的天然制品）、药物研究所更是如此，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脑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和昆虫研究所。各所原有的实验室将联合成目的共同的统一体，而不致出现由于好胜心，今天在这里做，明天可能在京做的重复性工作。
上海各研究所对他们与海外的联系感到特别自豪。曹教授曾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梅真彤教授是一位妇女，现任生理研究所所长，也在海外受过同样教育。张香桐教授在1981年从生理所中分出而创立了脑研究所，他在洛克菲勒大学（在纽约）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卓越成就以后返回祖国。上海与澳大利亚的联系也很惹人注目，尤其是在植物生理学和昆虫学方面。
这个实验室联合体装备极好。过去几年，对购置设备的硬通货很少加以限制。有迹象表明，由于引进太多，以致有些进口设备迄今尚未使昂。上海各研究所设备情况的另一个标志是，美国和欧洲的重要供应商认为，在上海设立代办处是有利可图的。
尽管这些生物实验室的多数人员认识到前途就在于分子生物学及其应用，但目前有两个严重障碍。首先，尽管过去几年间作了很大努力，建立一个中心机构以提供诸如限制酶这样的特殊试剂的计划还未成功；国产制品的纯度和活性不稳定，许多研究员和他们的助手必须花费宝贵的时间制造自己的制品。放射化学制品的情况更是如此。活性炭标记的试剂的比活性从来也没有满足过分子生物学家们的要求。
同时，手头需要做的工作太多。有机化学研究所，拥有1200名职员（500名在实验工厂工作），他们把兴趣从研究镍和钼在催化中的作用扩展到医药研究上，其中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鉴定和提纯了一种堕胎的中药。这种物质由230个氨基酸的多肽组成。在提纯的情况下，达到微克量的水平就能显效。实验室自己正在制造这种物质供应全国。据估计，至今已有十一万之多的妇女应用了这种药物。很明显，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找出分子的了部分才是具有生物活性必不可少的结构以便有希望进行合成和生产。同样，一直在寻找抗疟疾药物，1979牟在实验室鉴定的青蒿（Qinghan）的有效成分已经人工合成了。
上海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实验室之间，跨越的学科范围极为广泛，从神经生理学、新药研究到传统环境生理学，无所不包。
实验室还有一个紧迫的教育任务，仅有机化学研究所就已培养了150名研究生。现在每年还要挑选6到7个硕士研究生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借助于进口的电子计算机设备，该所正在建设成为全国化学数据中心。
上海生物实验联合体内的大多数人员认为他们将在改革中把工作干好。他们说优秀的基础研究人员将赢得下一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而那些搞实际应用的科研人员（如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在鱼的养殖方面有卓越成绩），也将茁壮成长。
细胞生物研究所希望在改革中变为一个“开放的实验室”，其特点就是将允许它从各大学中吸收临时性的研究人员，这比眼下花费资金到国外去学习和邀请外国人前来更加方便（它有西德Humbol和Thuysen基金会提供的一套实验室，住着两名中国人看来过着豪华生活的博士科学家）。但是，在选择研究生方面有较大的自主，看来是最大的得益之处。
在新的制度下，能保证基础研究的利益吗？大多数实验室的领导，即使也说中国的工业太缺乏技术上的帮助，但却很明白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最难办的事是，即使人们赢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研拨款，但他们的工资仍然是现在的水平。可是，按工业合同工作的科研人员，至少有机会得到比工资高得多的个人奖金。对微薄研究奖金的不满正在实验室中增长，实验室的负责人将设法在平均主义的基础上分享外来收入。但是，即使如此，有关基础研究的主要实验室仍将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在北京说“他们不得不再等五年”（直至下一个五年计划），待中国越来越富强时也许就能得到。
（罗燕生译）
对针刺疗法的重新认识
在中国针刺疗法仍被广泛用于各种疾病，例如风湿病的治疗。但是现在似乎已放弃了“文化革命”时期过于自信的主张，当时很多西医都相信针刺可在外科手术中有效地镇痛。
上海生理研究所的江振裕博士非常审慎地看待目前针刺的应用。他说：卫生部已颁布法令，限制在甲状腺、横膈膜以及其它类似的手术中可使用针麻。另外，针刺作为全身麻醉，则已废而不用了。但是，无法了解政府所规定的针麻使用范围的具体情况。
江坚持说，新规定的审慎措施并不包括针刺的治疗作用。他与外国来访者交谈时，反映出了中国保健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把科学和传统医学结合起来。对待异议的科学家，可以解释为：当生物化学家鉴定了中药的有效成分（例如用以治疗肾结石的干燥熊胆）之后，就会发现中医是客观的。
（罗燕生译）
为了自己产生介子
（记中国正在建造的电子——正电子对撞器）
正当英国：这类国家正在为是否要继续留在CERN（欧洲原子梭研究委员会）这一国际性组织中而感到疑惑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却要建造粒子加速器？
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肯定的回答是，加速带电粒子这一技术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为了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就并与其他科学领域进行协同开发，付出必要的代价是值得的。无论从哪方面讲，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正迎头赶上其他工业大国时，中国应当进入高能物理领域。
决定这个建设项目时的辩论堪与六十年代英、法两国在高能物理领域中持续进行过的论证相比拟。中国的一些既有才能又有政治影响的物理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加速器是与国1家的地位不相称的。即使在“文化革命”结束初期，当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受到削减时，政府还是慷慨地批准了建造一座2 GeV（注1）的电子 - 正电子对撞器。
结果是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注2）大院内出现了—个椭圆形的大坑，预计到1988年，该处将装置适当的真空室和磁铁、其中将环流两束相对方向的电子与正电子流，每束具有2.2 GeV的能量。
北京电子 - 正电子对撞器（Beijing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缩写为“BEPC”，下同——译者）与斯坦福的“SPEARII”型对撞器最为相似。但是中国的设计小组希望这台碰撞器的流强（在碰撞区内每平方厘米每秒钟的对撞数）至少要提高一个数量级，达到1.7×1030cm-2s-1。
当然，与“CERN”所制造的“LEP”（注3）相比，还有很大差距。“LEP”输入电子束与正电子束的能量为每束86 GeV，必要时，还可增强至每束135 GeV。即使按1978年中国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时所宣称的拟建一座能将质子（Proton）加速到50 GeV（比“CERN”的超级同步加速器更强有力的型号）的指标，也相去甚远。
这些都是四年前所定下的目标，但是在进行详细设计时发现了新的情况，根据张厚英副所长的分析，这个加速器的造价，大约少估算了十亿元。目前正在建造的是一座实用型电子对撞器，每一电子束的能量可在2.2与2.8 GeV之间进行调节。但是，将电子束的能量增强至4.7 GeV的选择却被放弃了。按此设计，在储存环上只有一个点能诱导出电子与正电子的对撞（以后将增设第二对撞区）。在储存环上还将安装振荡磁场，以产生同步加速器辐射，其有效通量在KeV范围之内。
几年前经过精心规划研制的一台3.5 MeV质子直线加速器，几乎完全由中国自产元件组装的。这台设备现已被巧妙地改装为产生快中子和短半衰期同位素的工具，在治疗癌症病人方面发挥作用。
“BEPC”本身原是最高当局（国务院）决定建造的。按目前设计，造价二亿四千万元，由政府直接拨给。虽然这个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院的一位官员说，“我们可担负不了呀！”据张副所长说，这台新机器建成以后，每年的管理费约需二千万元，这笔经费今后由哪一个政府部门提供，迄今尚未明确。中科院似乎已经拿定主意，它应由政府直接领导。
自从1984年举行破土典礼以来，施工进度很快。—条长度为201米，位于地平线下8米，用以交替产生1.1 GeV电子与正电子注入式直线加速器的管道已接近竣工；安装储存环的管道外侧的隔离墙正在灌浇混凝土。土建工程预计在1986年年底完成，再过十八个月，待全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即可开始运转。
撇开内在的原因不谈，“BEPC”确是中国有能力建造这类大型高技术机器的奇迹般的阐明；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论证示范和显示自信心的。这台加速器的设计工作是能完成的。它的控制系统（用以探测电子与正电子束的位置，并调节磁场以便使电子束进入轨道）是围绕着新型“英特尔”（注4）集成电路网络精心设计的。
但是，目前设计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上月北京至少派出十五个人前往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去考察有关设计的细节。如果幸运的话，他们将在自己的加迚器中体现出最新技术成果。
加速器上的物理元件是更难解决的问题。据张说，铝质真空室是分段在美国加工的，这可以便宜驻（上万美元对七十万元）。电子元件也采用同样办法，因为中国的造价比美国的价格要高一千倍。
另方面，用来产生微波以加速直线注入器中电子的速调管则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因为美国禁止该类物资出口。高能物理研究所采取委托加工方式，定制了直线加速器上所需要的十六只速调管（输出峰值为10 ~ 20 MW，2.85 GHz），无疑，这也将使中国的国防工业受益。
美国政府虽然放松了战略物资的禁运条款，然而还是经过了十八个月的谈判，才允许中国人购买一台VAX 11/830型电子计算机，条件是保证这台计算机只用于收集和处理储存环上专门用于实验目的而安装的偏移室探测器所提供的数据。
这台机器到底能用来完成些什么任务呢？有些是物理学方面的。毋庸置疑，这台机器到1988年还不能完成4 ~ 5 GeV总能量的电子 - 正电子对撞并获产品；然而，运转时，带电荷介子却是很丰富的。该所拟集中力量对这些粒子的性质及其电子和微电子的类似物衰减的详细过程进行精密测量。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这显示出了中国有建造这种加速器的能力，从而使中国的物理学家能获得接触在其他地方建造的更大功率加速器的机会。这个研究所派出的研究人员正在美国布洛克海文、国家加速器实验室（费米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也有派往斯坦福和“CERN”进行研究的人员。该所还希望他们的新机器能成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合作的注意中心。
基于上述情况，这个所看来并不受政府的严格控制而可以较多地直接参加工业部门的开发活动。建造加速器对新元件提出了要求，从而促进和推动了工业部门的研究和制造活动。该所现有工作人员二千人（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一千二百人）。他们希望下年度再分配一百名大学毕业生和十名后博士研究生，主要从回国留学生中遴选落实。
（本刊有删节）
（汤恩燕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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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GeV为Giga electron volt的缩写，中译为京电子伏，G为10。
注2 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系从中国科学院现代物理研究所（创建于1950年）中分出；同时分出的还有原子能研究所（位于北京西南郊）。与高能所有业务联系的还有上海核能研究所（负责设计国产三十万千瓦反应堆）和兰州现代物理研究所（从事低能核物理研究）。
注3 详见本刊1985年12月号介绍“LEP”一文。
注4 英特尔（Intel），美国生产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厂商。
将来会有一根不发粘的热导管吗？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自从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后，中国进入了空间，已经不是说说笑笑的事了。那颗卫星上所广播（音频的，不是视频的）的民歌，迄今还是记忆犹新。确实是无可置疑，许多人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火箭技术的迅速发展，恰恰是对那些无视事实的人的反驳。
在民用方面，中国从1970年以来已经发射了十六颗卫星。去年4月8日，航天工业郎成功地把一颗小型卫星送入了地球同步轨道。这是为明年以及以后几年发射一系列通讯、广播卫星所作的准备工作。
众所周知、航天部目前正像阿丽亚娜和美国航天计划的经理们那样，谈论着出售发射卫星条件的可能性。张吉庆（译音），这个部的一位工程师兼外事局长说：他们正与荷兰、瑞典直至与英国政府（通过一个筹款组织_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所属的卢瑟福 · 阿普尔登实验室）进行发射卫星的会谈。但目前尚无结果。
这个部宣称，他们的兴趣完全在民用方面。但不言而喻，民用航天计划纯粹是军事（航天）计划的产物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他们不时宣告太平洋上的某些区域，将实施航行关闭，以便军用火箭坠落时不致造成损害。
的确，张对这一简单问题的回答是坦率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空间开发中所作的努力，表明这个国家既有需要（特别是通讯和广播卫星），同时也有可能，即拥有自己发射的手段。他们使用的液体燃料火箭（以不对称二甲基肼作为液态燃料，以液氧助燃），按顺序命名为“长征”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正在研制开发中。远在三十年前，当年火箭计划刚开始时，就奠定了一系列研究、开发的基础。
为了适应军事和民用航天计划的需要，他们建立了许多研究机构。其中多数隶属于航天部，另一些则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经管的。该院受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影响并接受一部松经费。按宪法规定，空间技术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平级，但在工作上却对后者有依附性。
另外还设立了一些特殊的研究所从事微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设计和制造火箭的任务则交由一个名为“望远工业公司”的工业组织负责执行。
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张所说的关于他所在部的民间性质。看来，这个部是特地从国防机构中划出，以利开展工作的。这样，可使军事上的研究开发继续单独在保密条件下进行。如此作了精心规划，使两方面的研究工作分开，这是中国'学习了苏联组织经验的结果。
中国所特别关注的，按照张吉庆的说法，就是开发从轨道上回收卫星（采用制动火箭和降落伞）以及用一个火箭发射多个卫星的技术。随着这个部现已配置的火箭依顺序发展，这些都是不难办到的。首要的是完善三级火箭，其中两级是用液体燃料，顶部继续升高的一级则使用固体燃料。
迄今为止，中国航天计划中用来干重活的长征二号是使用液体燃料两级火箭，已经使用过九次，只有刚开始的一次失挫。长征三号，据张说，是三级的。这种型号的最上一级以液态氢和液态氧作燃料；他说，这与阿丽亚娜一号相似。这种火箭先将一吨重的物质送入低轨道，然后再把一部分物质送入地球同步轨道。目前正在采取改进措施，使有效载荷增加一半，即提高刹一吨，这是实际使用的通讯卫星的典型重量。
科学研究计划主要集中在对高能粒子和宇宙线的测量上。中国的科研人员在从事卫星实验以前，必须向研究所的领导人说明自己提出的建议的目的和理由，并使他们信服，于是，研究所再与上海主管部门协商，决定发射地点。这一过程，无论在中国或在别的国家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广州电子研究所完成了即将发射的气象卫星上使用的数据收集器的设计和制造工作，并将该项设备送往北京。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张在为航天部辩解后说，他根本不知道有发射这样一颗卫星的计划。
不可避免的是，航天部雇佣了大量技术人员。张估计这个部的技术人员多达二万人，也许四分之一是有大学学位的。这个部对不少大学以及直属专门学院的毕业生有优先录用的有利条件。
这个部似乎清楚地意识到，在卫星发射市场上做成交易，将是证实国内取得成就的关键，因此，在明年的发射一颗完整的、但尚处于实验阶段的通讯卫星，将是十分重要的。第一颗电视广播卫星正在制造，预计要到1987或1988年才能发射升天。此外，还打算发射气象卫星和地球资源卫星等。
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建设初级阶段，作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吗？按照张的说法，一项有益的副产品是中国为此建设了一批工厂，从事航天计划所需要的各种特殊材料的生产，从而也掌握了许多新的生产技术。足以引为教训的是，为了这一目的所建设的许多工厂，都与其它通用性质的企业隔离开来。张说，目前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去改变这一状况，以增强它们在经济体系中的能动性与活力。
当问及某一项航天计划中的技术革新是否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时，张沉思片刻，举了个热导管的例子（使用液态金属以传导大量热能的方法），这令人回想起六十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情况，当时他们对自己的航天计划引以为豪，说是他们已经赋予全世界以一只不粘底的平底煎锅。
（汤恩燕译）
暴风雨前的平静？
几个星期以前，当人们对墨西哥城那次造成五千多人死亡的地震报道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北京国家地震局的丁国钰教授承认自己是一个多虑的人。这个局和它的分析预报中心似乎要人们相信，在中国，大地震的发生存在着静止与籐动（十至十二年间隔）的交替周期，而一个新的活动周期大约就要开始。
众所周知，1976年7月唐山地震夺走了二十四万人的生命，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天灾加人祸。损失是前所未有的。马宗晋教授说，从那时以来到今年8月新疆地区地震为止，中国还没有发生过大于六点五里氏震级的地震。目前在地震局的领导下，正忙着组建遍布全中国的地震站网。
政府对地震局的慷慨解囊（年预算为一亿元人民币），是引人注目的。中国的地震有两个根源，一是太平洋边缘下方的海洋板块的潜没；二是由于印度与亚洲板块碰撞而产生的应力和随后发生的地壳形变。
丁指出，中国不同于日本等地震区域，它的大部分_地震发生在大陆地壳上（而不是掩埋在某些深海槽中，如墨西哥沿海的深海槽）。大陆地震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是容易理解的，有证据可以证明从1932年以来的四次大地震已经害死了七十五万多人。
因此，计划建立一个覆盖全中国的地震站网，其作用将是系统地记录小族，以期能预报（即避开）灾祸。国家地震局有四个设在各地的研究所，而局机关则设于北京；总共有二十四个省级地震局，它们为省政府提供业务上的信息。
尽管中国有四百个各种类型的地霡站，但是只有二十个站目前装备了标准化的仪器，以及张力计和地倾仪。（这些站还承担搜集地磁场数据、原始资料以供地磁场缓慢变化的研究之用。）
地震局拥有五千名技术人员的职工队伍。它招收大学地质系和地球物理系的毕业生，它自己还办有培训学校。局领导们说，他们正在组建的站网不允许漏掉中国任何一个重要地区。
例如，马指出，1920年那次导致十八万人死亡的地震是八点五里氏震级，但该地区从此就明显地平静下来。论证说明，忽视这样一个完全位于陆地上、而在六十五年里平安无事的区域那将是危险的。
眼下，与其说地震局的设立是表明中国专家在地震预报方面具有特殊才干，还不如说是对一再发生严重问题操心担忧。地震局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1980年根据国务院的提议而建立。它不得不制造自己所需的仪器（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工厂里），尽管这些仪器不如根据合作协议的条款由美国提供的、并在武汉使用的那些仪器灵敏精确。
地震预报的可行性迄今尚未经受考验。国家地震局说，在组建完整的地震站网这个任务完成时，将试图找出各种可能的预报方法，包括应用精确的三角测量来监测活动断层的移位。但是在当前静止时期中，地震局已经从过去二千年的历史记载的合理细节中找出了可能是有意义的趋势。
举世周知，对于地震预报工作者来说，有史以来最突出的成就是预报了辽宁省与朝鲜毗邻的沈阳市附近的地震。这看来是一个不平常的事件，在震前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一连串中等大小的地震，集中在后来被证实是震中的区域里。尽管如此，地震局可以而且应该宣称他们获得挽救了十万人生命的荣誉。
不过地震局于何时以及怎样完成预报中国为数不少的大地震的任务，人们还将拭目以待。但是它与中科院土壤力学研究所一起在设计足以能抵抗大地震的建筑。另一方面，人们热切地希望从其他民族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为此地震局将派出不少于二十名研究人员出席即将召开的地震预报专题讨论会，它是1985年12月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地球物瑝协会年会的组成部分。
（刘炜译）
在紧要关头发现地震前兆
当年1月发生的沈阳地震，最终证实为七级，其情况至少是不寻常的。辽东半岛，它构成了渤海东部界限，直接位于一块朝沈阳方向内陆移动的活动断层的东部。与它几乎以直角相交的另一块断层，直穿过这个半岛的基底和所支承的宽阔、厚实的成层沉积地带，其中包括浑河流域。
据丁教授和马教授说，在发生七级以上地震灾难以前的两个多月里，最明显的客观预兆是一些小地震。在大灾难之前的五天内，这些先兆地震不少于五百次，它们全部集中于震中周围的狭窄区域里。
其他客观的预兆包括井中水位的变化和附近沉积盆地中的油井出油的显著变化，这些油井是石油的重要来源。
人们发现动物的奇怪行为也是前兆，这包括本应冬眠的蜗牛出洞来被冻死；鹿因跳越对它们说来是太高的围栏而折断了腿。显然，这些异常行为，如果被准确地记录下来，并根据那些动物的潜在感觉而对即将来临的地震进行预测，将是困难的。
地震局没有自称找到了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但已经请求生物物理研究所（根据合同）研究这个问题。这个研究所对神经生理学极感兴趣，但对整个事情似乎还有一点胆怯，声称在提出有用答案之前，对动物的神经系统尚须作出全面的了解。
在这些方面，再多的怀疑态度也诋毁不了地震局因预报了一次地震而赢得的信誉。但是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地震局说它自己没有发布地震警报的权力。1975年1月，到了那天上午的10点钟，地震来临前的十八个小时，省政府才被说服认识到震前报警的意义，从而使十万人九死一生地脱了险，这不仅仅关系到十万人的生命，而且也维护了省政府和地震局的声誉。
（刘炜译）
为工业服务
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登出一则广告来吸引工业用户，广告的结尾这样劝说：“请来敝所参观，成交业务前景美好。”广告显示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功。9月份，这个研究所声称它已经能以十万港币的价格向香港的一个商业公司出售计算机汉字变换软件包。日内，由在香港注册登记的泰新（Tensing）微处理机公司开发的汉字处理机也将问世。
这个研究所还为它的历史而感到自豪——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所，它于1970年由省政府创办，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这似乎是广东省政府为了检验这场“革命”对其管辖的“基础”产生什么影响才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这是南方显示独立观念的又一标志。
这个研究所到1978年才归属于中科院，当时普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各行各业中发展计算机应用技术和电信技术。随着公办研究所必须与工业紧密合作的方针普遍执行，该所办起了一家实业公司——岭南科学技术开发公司，着重于转让研究所开发的技术以及为国内外工业企业提供设计和计算服务。
无疑，一个电子学领域中的研究所，加上香港就近在咫尺，它必定会很快地发展壮大。现在实验室有四百人，是建所时的四倍。由于这个研究所的公司属于中科院系统，它的许多项目由科学院制定的全国性规划中有关部分所促成。因而该研究所是某种成套遥测装置的设计者并已成为制造者，这种装置将为目前中国气球探测物理学规模宏大的计划服务，例如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担的宇宙射线探测计划。这里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中国已经十分注意他们将能够以可回收的方式重新获得那些制造困难和价钱昂贵的装置，这一同样的道理说明了为什么广州电子技术研究所被选定为建造天文卫星遥测和地面站装置的原因，这颗卫星由科学院的研究所建造，但它的发射计划还不清楚。
这个研究所沿着与工业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的道路顺利前进，科学院希望更多的研究所走这条道路。副所长陈延宜（音译）说，对中央资金的依赖目前已从1978年占总预算的90%，减少到大约只占一半。
今后，这个研究所期望能继续发展壮大。其中包括：它正在与地方政府规划全面应用微处理机。不仅仅局限在省政府的业务范围内，而要面向广东全省的工业。显而易见，香港的影响超出了经济特区范围而到达了珠江。但是电子技术研究所仍然保持着简朴实在的气氛。在一间底层的实验室里，被称为岭南公司化学艺术部经理的吴才清（音译）使用一种“秘密配方”生产具有艺术性的蚀刻型图案，它们被蚀刻在有用的和可作装饰的各种类型的物体表面。这件事可以说明，在南方可以运用各种正当的手段来挣钱。
（刘炜译）
千百万人的中国科协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具有一百多万名会员，它正在着手制定科学前景规划。中国科协是一个伞形机构，面向全国所有专家的科学技术团体，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它是“一个群众性的、多学科的科技工作者的组织”。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停顿以后，科协到现在才又重新壮大起来。
那些曾去中国参加过一次会议的外国人，大概已经了解中国科协在组织国际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实际上，那些从来访者身上赚到的外汇随时可帮助中国科学家出国（当财政部放松对外币的限制时）。
但是主办会议仅是中国科协工作的一个方面。它的影响现在已经被政府和人民所重视。中国科协定期地向党和政府送交由它的成员学会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建议，并应有关部的要求提供技术咨询。
中国科协把它的根系分布和深入到地方科学技术协会中去。这些协会是为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普及科学而建立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没有机会学习科学知识，科协本身也被解散，直到1980年，科协才能重新召开全国大会。而现在的报纸充满了关于农民运用科学知识增加产量而富裕起来的文章。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跻身于明星之列，如黑龙江省的那个养鸡专业户，她赚得的钱能够盖一幢有十五间房间的住宅，科协现在力图大规模地在乡村中推广学习。
某些活动具有令人敬畏的规模。去年湖北省有两万名科协会员外出为来自农民家庭的中学毕业生作了八万多场专题报告会，听众总数达五百万人。
为数众多的地方科技协会与全国科协保持步调一致。在县级机构，它的主要成员大多是当地的医生、中学教师和农业局的技术人员。（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也有类似的地方优秀人才的团体。）在乡一级（以前则是公社一级的机构），其成员是具有某些专门技能的人，例如在农业或果树栽培方面。他们的一部分业余时间花在阅读专业书籍上。乡里的会堂被借来用于演讲，逢集市日则搭起一个讲台，乡民能学到关于改进农业技术的知识。
大约有近两千两百个县级科技协会，占中国县城总数的90%。一些协会甚至能负担起几个全脱产的管理职员。在乡和公社一级，有四万一千个分会。
全国科协并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下级组织，它们都是独立的。中国科协所做的是散发宣传材料、招贴广告和准备书籍，从它的成员学会中推荐演讲者，以及帮助协调全国性的活动。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科协通过它所属的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和书籍与广大的读者相联系。而对于少年儿童，则举办科学夏令营，旨在鼓励孩子们阅读科学书刊的“爱科学”活动，以及展示少年儿童科学成果的展览会和争当小发明家的全国性竞赛。
（刘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