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元（Wen-Yuan Qian）的《巨大的惯性》是对李约瑟的纪念碑式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个挑战。D · J · 迪拉 · 普赖斯称李约瑟的著作是“人文科学上最后的最伟大的传统与综合性的工作。”李约瑟认为，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在好几门科学中的成就远远胜过欧洲的成就。那么，为什么中国以后在通向现代科学的进程中落到后面去了呢？为什么科学革命，特别是“关于自然的假设的数学化”和“用受控实验检验假设”首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李约瑟提出，传统中国的“封建官僚”性质，以及中国社会吸收科学与技术成果而不产生精神与文化危机的能力，是阻挠十七世纪西方发生的那种科学突破在中国出现的屏障。他说，中国文化似乎具有一种“反馈机制，它能在任何扰动以后恢复现状，即使这种扰动是由根本性的发现与发明所造成的。”

李约瑟的某些批评者指出，李约瑟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讨论实际上是把传统中国科学视作十六世纪后西方发生的那种科学进展的前身。李约瑟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更进一步地认为，如果消除了某些障碍，纠正了有些抑制条件的话，那么，在几乎所有先进的文明中，现代科学迟早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个问题是否比问为什么它们没有同时产生立体派艺术、序列音乐和伏都*经济更有意义呢？正如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曾评论过的：“你不必为中国哲人不曾迈出这些步伐而感到吃惊。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些发现都被他们得出来了。”

可是，钱文元并没有对李约瑟的科学史的一般进化观点提出疑问。他也没有对李约瑟关于如果消除某些障碍，传统中国就将独立地产生现代科学的论点提出挑战。他甚至同意，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即钱文元所谓的科学文化“软件”，在促进与抑制科学知识的发展与应用中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李约瑟和钱文元在强调政治与社会对科学变化的影响时，都是“外部论者”。

除了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一致外，钱文元对李约瑟的著作采取一种相当好斗的态度。他指责李约瑟过高地估计了传统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就与潜力。钱文元认为，传统中国后期的科学远没有处于世界历史性突破的边缘，本质上是停滞的，没有生气的。钱文元认为这种“巨大的惯性”并不是由于什么固有的文化或精神上的缺陷，而主要是由于政治条件。他指出，现代科学永远不可能在帝制中国那种强大的无所不及的专制统治与意识形态控制体系下得到发展。因为科学发展需要“政治上的宽容和社会的鼓励”，这些特征在近现代的西方远比传统中国后期普遍。钱文元认为，当代中国很不幸地继续维持着政治压制与意识形态控制的条件，从而使它继续处于科学停滞与文化落后之中。

钱文元对帝制中国政治状况的阴暗描述完全可能遭到经验事实的质疑。无疑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某些性质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传统中国并不是他所认为的那种铁板一块的专制。读过美国学者Ray Huang的近作《1587年，平凡的一年》等著作，就会纠正他所谓中国皇帝热衷于“绝对的，无穷的权力”的印象。不幸的万历皇帝（在位于1573 ~ 1619年）的形象根本不符合绝对的东方暴君的老一套描述。钱文元认为儒家学说只不过是使暴君控制在意识形态上合理化的观点，完全忽视了孔子学说中相当重要的宇宙哲学和宗教的内容。他对于这个长达千年的极为复杂深奥的精神传统是不够公正的。

简言之，钱文元不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证“软件”决定科学发展进程的假设，是因为他表现出对这一软件的评价上的知识不足，特别是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精神传统的评价上的知识不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钱文元对传统中国的偏见可能与他在毛的中国的不愉快的经历有关，他在那儿被打成“意识形态上的反革命”。

如果说钱文元对于科学在帝制中国的停滞的描述是不充分的，那么他对李约瑟关于科学在传统中国怎样能够发展为现代科学的观点的批评；就更需要认真考虑了。李约瑟在坚持他的科学史进化论观点时，否定了这样的假设：现代科学必定按十七世纪西方的进程出现，以力学科学作为先导。他认为，可以想象出几条通向现代科学的道路，其中只有一条是通过力学的发展而达到的。他指出，中国人在磁学领域的成就，明明中国可能会产生出“不经历‘弹性小球’物理学阶段的场物理学”。

但是钱文元认为，李约瑟的假设没有考虑到物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没有考虑经典力学和磁学的历史关系。因后者是从前者中历史地发展出来的；场物理学并没有推翻弹性小球物理学，而是扩展了它。如果对磁现象的研究能够促进现代科学的产生，那么这更有可能是威廉 · 吉尔伯特的功劳，他对磁学的研究比中国人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更完整，更科学，更富于智慧”。

在讨论这种情况时，钱文元作为物理学家的背景为他提供了宝贵的分析能力，分析李约瑟关于中国式的科学革命会怎样发生的理论。可是钱文元局限于科学革命和科学进步的问题，使他难以从文化与社会的总体上认识中国科学。近现代的中国科学家不曾使原子裂变，不曾重组DNA，不曾建立人类学的原理。但是他们产生的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完全适应中国文明，或许比现代科学更适应中国文明。他们提出了统一的世界观，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提出了首尾一贯的深刻的解释，他们发展了一般地说符合当时社会与经济需要的技术，甚至建立了处理人类关系的基础。试问今日之科学也能得到同样的评价吗？

[Science，230卷，198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