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体系的发展过程
即使由于农村的剩余生产而产生了城市，但各城市相互孤立存在时，仍不能称之为城市体系。产业革命以前的城市是在其周围地域的要求上形成的地域产物，存在城市间相互关系弱而自律性强的特点。可是，在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经济积聚的同时，城市间的相互关联得到了加强，在许多地域形成了地域性的城市体系，也即在大城市创始的同时发展了具有国家级管理的城市体系。在那里，各城市的职责分明，随着职能的专门化，各城市也摆脱了“地域产物”的地位，而作为“地域组织者”担负起更积极的作用。
关于这种城市体系，过去从各种侧面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中心城镇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是关于中心城镇职能的地区选定理论，就城市体系而言，是一种不全面的、偏于某方面的理论，可是从空间的位置关系、规模关系的城市相互关系以及表示城市间连结关系的相互作用两个方面考察城市体系的观点来看，它可以说是一种能作出有力说明的理论。从中心城镇体系的观点看城市体系时，关于其发展过程至今已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先从这种观点来考察城市体系的发展过程。
Godlund（1956）认为在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等地域需要增大的条件下，在现有的中心城镇之间将产生新的次一级的中心城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成长至现有的中心城镇水平。因此，只要这种过程继续下去，各中心城镇的势力圈因分割而缩小，而中心城镇网将家得稠密。可是随着交通的发达，地域居民的行动半径将得到扩大，在邻接的中心城镇之间竞争激化，因而招致低层次的中心城镇衰退。
Skinner（1964/65）将这种中心城镇体系的稠密化过程称之为传统变化，将竞争淘汰过程命名为现代变化。当然，并不是出现交通现代化就会使地域需要停止增大，而两者的变化是可以平行进行的。地域需要一般总是在增大的，与此不同，交通的发达是随着铁道的通车、公共车辆及私人车辆的利用等情况而断续进行的。
Skinner根据对中国农村市镇的研究，发表了有独到见解的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模式，是引用了在均质空间上构筑的Christaller理论的研究成果。可是在现实的地理空间，地域需要往往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倾斜的。Johnson（1970）在海地沿岸城市和内陆市镇之间的关系上注意到了树枝状结构形态（dendritic pattern）。如果只着重于中心城镇的分布特征，它与Christaller理论所指的中心城镇体系不一样，越接近沿岸城市的市镇（或城市）越大，而越向内地就越向低层次中心城镇变动。
Vance（1970）发表的商业模式，用树枝状结构形态阐明北美城市体系的发展过程，引人注目。即在北美，由于随着商业革命到来的欧洲经济渗入，首先在大西洋沿岸建设了联结欧洲的联结地点，继之，内陆城市的大部分，以其缓慢地自然成长的方式，沿着原有的对外交通要道选择地点建立起来，并以远距离的贸易职能为中心而得到了发展。
随着欧洲和北美之间贸易的发展，美洲大陆上逐渐形成了由联结地点和物产集散基地（即以后的批发业中心地）组成的城市网，同时，在欧洲的中心城镇网上也叠加了由于与北美贸易所形成的商业模式。Simmons（1978）以及其他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说明。
Vance的这种商业模式，不同于以零售处为中心的自发形成为前提的Christaller-Skinner模式，它重视批发业活动，而且考虑城市体系的形成受到来自所属地域外的外部营力所作用，这还不同于Skinner着重低层次城市的发展，Vance以高层次城市为中心进行了考察。
如上所述，在考察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上营力成为重要的问题。这种场合至少在欧洲或日本、中国等国家和作为殖民地而发展起来的新大陆或非洲各地域之间可以看到营力问题上存有差异。当然，即使是后面所提及的地域往往也不是纯粹由外部营力使之发展的，而是内部营力和外部营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个例子，可以列举本世纪初加纳斯夫姆地区移入可可种植后的城市体系发展过程。该地区是以可可生产为目的而进行开发的，所以不能无视外部营力。在城市体系发展过程中商业模式和中心城镇模式的两种营力起着复杂的作用。即在联结该地域和海岸城市阿克拉的主要道路沿线自发产生了初期的中心城镇，以后由于地域间的贸易和沿岸城市需要的增加，运输业得到了发展，形成具有树枝状结构形态的中心城镇网。最终，由于交通网的调整和农村需要的增加，在中心城镇间的中间地域出现了新的集镇，并且随着中心城镇网的稠密化助长了地域的层次分化。今天的这种他域城市体系可以说是反映了两种营力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体系的形成上，自发的原因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也不能说必然适合Christaller（或Skinner）模式。在城市形成上零售业的作用并不一定优先于远距离贸易中的批发业的作用。Christaller理论主要是在等方向性空间上以零售业、医疗服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理论，这种假定并不能说是符合现实的。由于一些重要资源分布上的原因，发生了地域内的生产分化，在这种现实的地域中，远距离贸易发达，而中间层次的中心城镔活动减弱了。现实的城市体系形成了这种零售、批发业体系的混合形态。可以认为，低层次的城市适合于中心城镇体系，而高层次的城市依从于以批发业为中心的远距离贸易体系。
在欧洲的自律性城市体系形成过程中，与其说随着经济发展由局部的集镇体系逐渐向远距离贸易的城市体系发展，还不如说在由于一般农民的需要而使集镇丛生以前，为满足王孙贵族奢侈生活所需的远距离贸易已经活跃了。
而且由这种内部营力所致的旧时代城市网的形成，非经济性原因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中心地或军事根据地的城市形成就比经济城市形成更先依从“封建原理”。这些城市在逐渐加强其经济职能的同时，低层次中心城镇的集镇将围绕这些城市而丛生，日本近代城市体系的发达也可以认为是这样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工业化所导致的城市体系发展过程。在日本通过企业家革新的扩散了解其过程和主要原因的研究受到注目。分析明治时期关东地方银行选址过程的吉津（1978）认为总行、分行大部分都遵从等级效果（hierarchical effect），存在越是大城市，选址建立越早的倾向。在关东北部的机织业地域，中央的大银行进入该地域较早、而在产业后进地域进入得就较迟，当地有实力的银行将扩展其分行网。另一方面，杉浦（1978）考察明治、大正时期日本高层次的25个市企业家革新情况，他认为日本城市体系虽以过去诸侯城邑为基础，但还须追加贸易港城市、北海道开发城市、军港城市、工业城市作为新的构成要素。
城市体系的结构
一个国家内的城市群在于通过经济上、文化上的刺激、交流以及物资、人口的流动等形成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各城市在其中间占有空间上的位置，根据职能分化情况决定其规模和商品市场的占有率，整体而言形成聚落结构（Bartels，D，1979）。今天国家级的城市体系就是具有这种特性的完整性良好的城市体系，同时，它是国际性城市（政治）体系的一个要素，不断从外部受到刺激而发生反应和变化，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且，国土如有某种程度的扩展，那么夫要由于距离因素的作用，城市间的相互作用自然而然地产生强弱的差别，国家城市体系由几个子体系所构成。这样有区域性城市体系（regional urban system）和日常生活圈城市体系（daily urban system），即城市体系并不仅仅是城市间相互并列的依存关系，而是由具有阶层结构的体系所构成的。几个日常生活圈城市体系集合起来，形成区域性城市体系，再由这种区域性城市体系汇集形成国家城市体系，进一步再组成国际性城市体系。
因而在美国，国家级水平上城市间的联系方面经济刺激和情报、观念的交换比人或物资的实际流动更为主要，而在区域性水平上，则由道路交通、市外通话、区域性医疗行政等社会服务所构成的联系成为主要职能；在日常生活圈（局部的）水平上，则上下班、购物、交际等人的活动成为中心。
今天在以系统分析的发达和国土均衡的发展为目标的地域性政策基础上，强烈地呼吁国家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开发适合于它的特有分析方法。其中以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和空间结构、阶层结构的掌握而言，中心城镇理论是强有力的，而在理解村落结构及城市特性方面，因子生态研究（factorial ecology）等是适用的。
Christaller的中心城镇理论没有考虑到城市具有的全部职能，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实中城市的阶层结构，中心服务通常由高层次中心城镇对低层次中心城铪单向提供的，所以城市间的关连性仅仅是在同一子体系内相异的阶层间可以看到的支配从属关系。L?sch理论部分修正了这种关系，在同一子体系内的中心城镇之间，中心城镇职能不只是由高层次中心城镇向低层次中心城镇提供需要，从低层次中心城镇对高层次中心城镇以及在同一阶层的中心城镇之间可能相互存在某种程度的职能交流，可是怎样决定同一阶层却是个问题。L?sch理论所看到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只是关于中心城镇职能的，对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性职能并没有作充分的考虑。即使在同一阶层中心城镇之间存在中心城镇职能的相互交流，它也只是在同一子体系内可以看到的现象，并没有超越子体系的职能关系。L?sch理论并不能说，已十分妥帖地说明了现实中的城市体系，因此，中心城镇理论对于现实中城市体系的考察还只是一个开始。
设立在大城市的民间大企业和国家行政机关是商品流动和情报、资本流动的发生源，这些中枢管理职能对国家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变化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其空间的阶层关系尤其引人注目。如果根据美国、瑞典对于具有中枢管理职能的总部、分部的分布情况研究，则和中心城镇理论不同，可以看到非对称的阶层空间结构。如Christaller模式所见，如果大企业的总部都设立在最大城市，各公司的分部、营业所都设立在同一城市群，则它们在空间上的配置将显示出对称形，可是，现实是相当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城市体系中，高层次城市并不具备低层次城市所具有的一切职能，所以也可以看到同一阶层的城市间相互提供职能上的需要，以及由低层次城市向高层次城市提供职能上的需要。Pred（1971）认为情报是以城市间物资流动的相反方向传递的，革新的扩散也是以此方向进行的。这种阶层模式只是在Christaller模式上追加了侧向扩散（lateral diffusion）和向上扩散的相互作用而已，根本不能说是建立了新的模式。
确实，考察城市全部职能的相互作用时，可以看到同一阶层城市相互提供职能上的需要，或者由低层次城市向高层次城市提供职能上的需要。关于中枢管理职能的“非对称性”说法对首都优越性强的日本等国家未必妥当。根据日野（1979）的研究，可以推断大宗交易的家电制造厂营业所的分布大致与城市的中心性一致，地区贩卖公司的营业范围几乎按县境划分，关于中枢管理职能的空间配置，随国家城市体系特征的不同各国相差很大。
另一方面，如根据因子生态研究，可以了解国家城市体系的整体结构特征和所构成的城市空间分布特征。这是最近经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取代了过去的城市职能分类分析方法。尤其，根据因子结构可以客观地比较各种国家城市体系及其社会特征，这是其很大的优点。根据Berry（1969）的研究，一个国家内如果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基础（例如加拿大）则其文化的异质性可由因子结构所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如从社会的现代化水平来看，则可以分为单元的传统社会，传统要素和现代要素相混合的迁移性社会（例如南斯拉夫、智利）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周期等具有完全独立的因子结构的现代社会（例如美国）。成俊镛（1977）研究了朝鲜的国家城市体系，他根据在地方小城市群残存的传统要素情况，认为朝鲜近于Berry所说的迁移性社会。可是，在这种国际性的比较研究方面，共同的动力变量是难以得到的，也存在城市统计单位的差异而往往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日本有山口（1972）、高桥（1975）、日野（1977）等的研究。高桥以541个市（1965年）为对象的因子分析中，1）规模、2）成长性、3）商业的特化、4）制造业特化等表现为主要因子，而山口和日野（1960）以人口在3万人以上的185个市，即人口集中地区为对象的主成分分析中，第一成分都表现为“社会阶层”，随着动力变量和对象城市数的不同，由于分析手法的差异，其分析结果也完全不一致。
如果按照山口的研究，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域，多职能的城市中央部和均质职能的城市周围部之间的对比情况，在不同的规模上越是小城市，城市的多职能性越大，而随着规模扩大的同时，存在着向均质职能变化的倾向。另外，按1950、1960、1970三个年份的分析，日野考察了日本城市体系的最近变化倾向，他指出存在着白领阶层向两大城市圈集中的倾向；伴随重化学工业向太平洋带状地带集中和农业比率下降，工业城市、商业城市两极分化；以及在流通机构变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批发职能城市间的级差增大等现象。
如上所述，国家城市体系可从城市特性和城市间的相互作用两个方面来考察。国家城市体系是国土社会经济在空间组织的投影，同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有关国家城市体系控制和调整的政策受到人们的关心，国家城市体系的国际性对比研究受到重视。Bourne（1974）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之间的对比研究也是采用以下最基本的指标进行的，即，大城市地域和城市人口的历史发展过程、城市人口比率、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率、城市规模的分布以及城市网等，可是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超越以往的成果。
Dziewoúski和Jerczynski（1978）、Sch?ller（1978）对于国家城市体系的类型化进行了考察。Sch?ller考虑了首都的作用，分为：
1）具有古老历史、村落体系发达的国家。
2）村落体系无间隙分布的发展中国家。
3）村落体系部分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4）村落体系发达且历史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
5）村落体系部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一步以第1种类型为中心进行考察，可以看到有单核型、双核型、多核型等各种类型。在西德那样的联邦国家，政治主导权分于州的首府，而且经济首府和政治首府是分离的，这与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等所有主要职能都集中在东京的日本有很大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职能向首都最为集中的国家城市体系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贫困和熟练劳动力不足，所以向首都集中投资是最有效率的，首都及其周围地域的发展支撑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形成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反之，这种集中投资政策将产生首都的过分庞大和过分集中，而对边缘地域生活条件的提高极为不利，这可以成为威胁国家统一的原因，而且要将一度形成首都过分集中的国家城市体系改变成地方分散型也是并非容易的。众所周知，以日本为首的许多国家，其苦恼即在于此。
城市体系的最近变化倾向
如果考察以日本为中心的先进工业国，则可以看到其产业结构最近有些变化。首先，以农业为中心的第一产业人口减少了，在城市人口比例增大的意义上，城市化几乎已经接近极限状态。因此以原来的农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现在与原先的城乡关系相比，更加强了城市对城市的关系。在大城市周围，与农村毫无关系的卫星城市、卧室城市正在增加。第二产业方面，在企业组织扩大和燃料革命发生的同时，可以看到小规模资源型地方工业城市、矿山城市的衰退。因工业选址而集中的外部经济的利益得到高度评价，资本、技术向消费者的接近受到重视。因此要求一种新的工业选址理论以取代运输费最小化为目的的古典工业选址理论，即在高度发达的情报网中能对附加价值高的重量轻而体积大的产品迅速流动作出说明。第三产业方面，以大量流通、大量贩卖为目标的流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结构变化。大宗交易的制造厂商调整了贩卖部门，原有的中央批发商社由于营业网的形成，更促进了流通路线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在零售部门出现了联营商店和制造厂商系统下的大型零售店。批发小卖业的变化使情报服务部门得到了发展，成长了与生产分配活动无直接关系的第四产业部门。
在这种产业结构变化中，情报传递和革新扩散更为活跃，各个城市加强了相互的依存关系，使国家城市体系得到了更高度的发展。这有助于中枢管理职能集中的大城市得以发展，也要求有别于过去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的城市成长理论。
从地域上看，明确国土中央部和边缘部存在成长上的差异，在中央部可以看到特大城市和特大化的形成，与此不同，在边缘部即使是比较大的城市也缺乏活力，而停滞的城市在增加。这种核心部和边缘部的城市，其成长性上的差异可以由两地域城市具有的中心性和易接近性（accessiblity）的差异来说明。城市所具有的中心性由其地域上受周围所限制的势力圈所规定，反之，易接近性是由容易到达全体国家城市体系之中而决定的。如果易接近性由国家城市体系的人口潜在性表示，则受惠于交通的中央部许多城市，与其人口规模和中心性相比，具有高度的易接近性，相反，在边缘部，即使其中心性相当高，仍不利于其易接近性。随着与中央大城市距离增加的同时一一只要对城市服务的地域需要没有大幅度减少——城市所具有的中心性，其增大的可能性是强烈的，而易接近性和中心性存在相反的关系。
因此，情报化社会中增大的第四产业各种设施设立在易接近性高的中央部城市，对于情报的传递，即使将来面对面接触是重要的，作为受触的场所，中央部的城市往往是有利的。考虑新的情报和革新的扩散时，即使其发源地在边缘部，但中央部的城市仍是处于可以最快把握情报的位置。
与此不同，关于中心性，中央部的许多城市站在相互竞争激烈的立场上，在地域的支配（势力圈的形成）上处于不利的条件下。Brush和Gautheir（1967）指出，即使在粗看为无秩序的星云状结构的特大城市地域，各城市都保持着自己的中心地势力圈，但或许其“基础”比边缘城市弱。这种状况下，在美国和西欧所看到的反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将来在日本是否也会发展，尚是疑问。
Carter（1978）对英格兰、威尔士的城市体系的研究指出，中央部的特大城市地域成为与人口集中最多的大城市上下班流通圈相连的地域，加之存在集合城市（Conurbation）缓慢进展的地域和保持着过去城市阶层的地域。集合城市进展的地域由集中地方性小规模城市地域构成，未必在围绕特大城市地域的位置上，从原理上或许可以妥当说明上述中央地域和边缘地域。
特大城市（Megolopolis）由Gottmann（1961）最初用于波士顿、华盛顿特区间的美国大西洋沿岸地域的专门名词，可是，不久就用于比大城市（Metropolis）高层次的，形态上沿着一定交通干线的带状人口集中地域的普通名词了。在美国除上述波士顿 - 华盛顿特大城市外，还有两个特大城市，不仅在先进的工业国，而且在巴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这种特大城市，但是概念上存在模糊的地方，对于日本东海道特大城市尚存在许多议论。
如上所述，国家城市体系的发展不仅使出现了中央部大城市集中的地域，而且中心地的城市阶层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关于城市的阶层性众说纷纭，在许多国家可以看到以行政职能为中心的阶层结构。可是，根据Bunrsink（1975）研究认为荷兰中心地阶层结构最发达的是地域等级（regional scale），最高层次和低层次的城市可以看到其变化，即，在低层次由于居民生活圈的扩大，过去低层次中心地独占的势力圈将崩溃，职能上不断予以补充。另一方面，第四产业集中的最高层次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特莱希脱等荷兰国家城市也由于各种职能的专门化，完全的巢状结构正在崩溃。Bunrsink的这种说明是以荷兰为中心的考察结果，对于中央集权的日本未必完全妥当，但极有启发作用。
[《城市地理学》总观地理学讲座16，1985年2月第一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