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件东西。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使用这个词。如果我们用它指有了人类的语言能力才能产生的心理过程，那么，动物思维这一提法不过是动物与思维两个词的组合而已，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不借助言词也能进行某种思维，并且认为，思维可以是一种意向、一种想象、一种意图，或一种期望，那么，“这种思维除了见之于我们人类自身外，是否可以说还见之于动物界？”这样的问题就具有现实意义了。此外，如果各种精神状态均被认为与大脑活动有关，那么，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例，可用于探究推动我们自己的精神过程的人脑的活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同动物脑的活动有关。我曾在前面几章中认为，知觉是对感觉器官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的结果，而记忆是知觉的保持、复现和重建，两者都是人脑以某种方式进行的功能。从脊椎动物大脑的进化来说，这种方式是可以理解的。我在前几章也认为，通过种间推理，把动物感觉和记忆作为人类的等价物进行讨论是有意义的，关于鸟类和哺乳动物辨认形象的方式和记忆能力（例如记起新近的觅食场所）表明，动物的脑事实上完成了复杂的工作，它表明了动物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智力结构。

人们发现，黑猩猩具有模仿人的动作的行为，这种行为表明它的智力结构比起与人亲缘关系较远的一些生物来更像人类。但是，迄今为止，诱导这些动物显示语言才能的企图，除了极其起码的符号标记的形式外，均未成功，在我们之外的所有其他生物和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尽管人们想要人为地缩小它，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思维是一个与人类思维完全不同的问题。尽管如此，动物认知能力和人类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远未解决、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由于明显的差别而永远封闭的问题。

另外一些我曾经强调过或忽略过的问题都远未解决。为了概括和扩充我以前所说的看法，我现在将回顾其中一些问题。

意识

这是一个我尽量想避开的词，因为它显然以几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如果我们用“有意识的”来指清醒状态，那么，就很容易以睡眠和苏醒的周期来回答“动物是否是有意识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涉及到视觉的语词分析，情况就会变得困难得多，因为意识同直接对视觉刺激作出反应的脑区或眼睛中的图像的关系，不如意识同语词分析的关系密切。无论为了回答动物是否存在有意识知觉的问题，还是为了回答动物的行为是否有目的的问题，我认为首先有必要把明显的或潜在的语词描述及信念同其他精神状况区分开来。韦斯克兰茨1977年指出，对人类记忆和知觉的大量实验研究，事实上是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精神过程所作评述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也必然对动物的冒险行为的研究进行比较。完全有理由认为，动物不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加以评论，从这个意义讲，它们没有意识。但是，这又提出了其他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在主观上意识到疼痛，或其他强烈的情感经验，但这时不能对它评论，也不希望以后公开地或私下地去详细叙述它。在这个例子中，意识经验的主观强度并不与语言描述的可能性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难道真的应该遵循波普的理论？（波普、爱克尔斯，1977）难道真的应该接受这个理论所指出的可能性，即承认不能说话的动物具有原始的意识，这种原始意识由富有情感意义的知觉、期望、预见所组成？看来，除了强调我们运用语词这一典型方法去定义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之外，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容易的解决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怀疑在其他种类生物中存在意识的原因。

其次，定义的根据是，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所有我们自己的精神状况需要某种形式的大脑活动存在，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对于人类意识经验和动物意识经验之间的可能的相似性，存在着物质的限制。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可以预期我们的直接意识和黑猩猩的直接意识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同基础，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同其他目和其他纲的脊椎动物的主观经验之间，不论怎么说，总存在着相对较小的相似性。

最后，需要考虑意识支配下的任何东西是否可说成具有功利的作用，而不是在于提供语词讨论的题目。谢里斯1972年已经提出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意识与一种独特的行为控制功能、与讲话有关的功能是一致的：都是一种行为的选择。一般说来，有可能把觉醒与行动或注意先联系起来。我们并不总是把我们的有意识思维用于客观上重要的题目。以下的问题都是可以争论的：关于人的意识用来选择概念和直接行动，关于只有当我们既不看见、也不行动时，比较无意义的思维的成果和意识流才引起我们的注意。当意识涉及到指导和选择知觉、记忆、行动的大脑状态时，甚至在缺乏语言过程的情况下，也没有强制的理由认为意识是人所特有的。

大脑定位和大脑皮层

意识经验、语言表达以及人的其他形式的各种认知，全都归功于两个大脑半球，特别是归功于脑半球表面的新皮层。引人注目的是，认知能力的逐渐进化，与大脑的其余部分相比，同大脑半球相对大小的增长是平行发展的。通过对脊椎动物进化过程的观察，可以发现，大脑半球相对大小的增长粗略地与大脑整个大小的增长相匹配。大脑的整个大小与身体的其他部分有关。我曾认为，脊椎动物前脑半球的一个重要的一般特征是，它们具有感觉的投射区，这些投射区远离感觉器官的未曾改变的输出信息。我还认为，感性描述的可能和表达的可能对前脑的进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功能优势，这种感性描述和表达与瞬间感觉资料相对来说要疏远些。传统的大脑定位的观点是，由于未特别提到的理由，前脑随着成功地取代了较低级大脑中心的功能而发展起来。十分肯定的是，前脑的最完善的分析区，猫和猴的主要的视觉皮层（它们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最近似于人脑的相应部分）包括作用于眼睛视网膜的形象形式的相对直接的转换。特别是在灵长类动物中，从皮层到肌肉运动的很直接的信号输出是很灵便的。但是，前脑发展特殊的优势仍然存在于直接联结、输入、输出活动的独立性之中。人们常常认为，不管怎样，比起大脑其他部分的更自动的反应来，哺乳动物的皮层的灵活性、感觉与行动的结合、选择、结合、转换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最近的解剖学证据表明，鸟和低等脊椎动物当选择同一个计划的不同形式时可以看到大脑半球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大脑逐渐进化的观点，也由于哺乳动物同其他脊椎动物之间存在着差别等原因，这样一种看法逐渐消失了，即较低等的脊椎动物的大脑完全是预先编制的对刺激作出反应的反射的和本能的程式，而哺乳动物的皮层能产生知觉，它们的行动不是那么天生预定的。人类的大脑皮层扩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人类思维和认知不存在先天的因素。这种说法显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脑皮层功能的现代理论却是强调先天决定的，而不强调个体在其—生中适应的可能性。有两个特殊的例子：视觉和语言，与视觉相关的脑区，它的每个神经元的布局，神经元互相联系的布局，都是一致的，可以说符合先天的计划。当然，它们的成熟和使用也是十分重要的。语言能力是人脑特有的性质，能在大脑皮层上同时定位于有限的区域（通常仅仅在左半球），由于语言学的理由，人们假设大脑的这种特性需要先天组织的绝对关键的形式。这样，获得语言的任何天生的能力应当包含在新皮层中，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人和其他灵长类具有相当大的联合皮层区，这个联合区没有特殊的遗传上预定的功能。它像洛克的“白板”一样自由地记录个体生活中获得的概念。但是，甚至这些看法在解剖学基础上也是可以探讨的，为什么叫做联合皮层区？因为它没有明显的特殊的感觉和运动的性质，在大脑中它有着可预言的联系，能划分为第二感觉区。这样，缺乏天生的功能组织并非是大脑皮层的特征，相反，它天生地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些方式允许个体获得和学到一定种类的知识，这就是先验论者和经验论者争论的全部内容，这种争论未必会停止，尽管如此，显然现在难以宣布所有的动物行为是一种天生的预定的东西，而所有人类的行为也不是建筑在人的能力依靠于大脑皮层的基础上的。作为一种选择，可以说，一切生物在生物学上都具有预定的、天生的性质，也可以说，人的天生的倾向包括语言与推理的才能，它们是由大脑组织预先决定的，这些与语言、推理有关的大脑组织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

连续与间断

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同其他生物对自然环境的相对固定和经常的调节之间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不容置疑，说明两者完全是不连续的。出于许多目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以及人类心理和动物心理之间可能的连续性被聪明地避开了，从休谟到斯金纳，理论家们曾寻找严格同一的解释以说明人和动物的认知。但这些理论家总是被认为是怀疑论者，现在的问题依然是，人和其他脊椎动物显然具有十分相似的躯体和大脑，达尔文以来，不提出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比较问题就不可能对人的能力的起源作出一种透彻的和令人信服的说明。看来，孤立地考虑人的心理而产生的一个普遍的错误是作出了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文明的和人工的能力，来自于为了这些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机械装置。比如说，参加实验室实验的大学生就是这样。作为一个唯一的一定程度上假设的例子，对打字机打出的字母的辨认，可以作为人的知觉或认知的一个例子来进行研究。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人的“符号认知机制”，人的视觉系统对它观察一段时间后，人们才思考它的意义，并且，视觉系统最关键的方面，比如像双目立体视觉形象是灵长类进化的结果。灵长类动物的眼睛和大脑并不像人的眼睛和大脑，所以，我们能识别字母。当然，我们能识别字母不是由于灵长类的眼睛和大脑的性质。显然，存在着许多人类所特有的心理过程，例如语言认知机制，语言获得机制，极可能是人类所特有的。但是，很可能，甚至这些机制，也是从其他动物所具备的能力发展而来的。

可以列举的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包括抽象、推理、道德、文化与技术，以及劳动分工等人类特有的才能，但基本的、永久的差别是语言。它可能制约着人与动物之间的其他一切差别。赤身裸体的人类群体、没有艺术和人工制品，但是具备语言，这种情况看起来未必存在过。但是，通常假设原始技术可以与一种语言一起存在，这种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原则上尽可能复杂。我们通过比较，预测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会交谈，科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去诱导我们活着的近亲去显示隐藏着的语言潜力，这种努力揭示出语言的间断性，但问题没有最后解决。

因此，我们仍然有理由说，动物不像我们一样思维。我们用词进行思维，我们也有理由说，既然我们用词思维，那么我们就是唯一有意识的动物，动物缺乏意识。可争辩的是，作为人类思维过程的知觉、记忆、推理、抽象和情感，都受着语言才能的支配。但是，无言的智力组织显然不仅存在于我们身上，也存在于许多动物身上。大脑，作为一种思维的器官，之所以能为我们所利用，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早就形成和发展了。

我们的思维器官可能比较优越，我们也许使用得比较好，但是不能认为，具有类似器官的生物，其思维器官会原封不动、没有任何变化。

[Animal Thought，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