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尽管在纽赫文的美国生理学会上，宣读该小组最初研究报告的场面很隆重，但班廷的心里没抹去对研究状况的不满。班廷在著名的糖尿病专家面前作了演讲，然而在回答问题时有点狼狈不堪。他与在会议或其他场合叨叨惯了的人不一样，很犹豫，样子显得胆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与会者提些什么问题，他说不清楚，无非是听到了“班廷博士，关于抽提物的毒性怎样？实验中使用的狗不发热吗？”之类的问题。说到后一个问题，班廷没有测定过动物的体温、所以一定很难回答。唯一的情况，实验中进行体温测定只是在注射抽提物后狗出现高烧时。

看到班廷演讲情况不妙，这次会议执行主席之一的麦克劳德插话作了解释为弟子班廷解围、并辩护在他领导之下所进行的研究。麦克劳德竭力进行辩护（强调阳性实验结果，坚持认为实验还在继续中），但其时必定不忘使用“我们”这一代词。

麦克劳德这言行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任何时代都是那样，立场不坚定的青年人，特别是像班廷那样，在缺胰岛素研究房间和经费、甚至失去未婚妻的情况下，又发生在纽赫文会议上的失败，更认定麦克劳德想窃取他和贝斯特的研究。班廷认为，麦克劳德同技术熟练的研究者科利普一起顺利地推进研究，并获得了成绩，不是想在他们之前得到名誉吗？麦克劳德在圣诞节之前指示科利普证明一下精制的抽提物是否能安全用于临床实验这件事，也激起了班廷的猜疑心。班廷在小组中仅是私人开业医生，所以不准许其治疗糖尿病患者，因此当得知第一次临床实验不让他参加时，其猜疑心一半变为偏执狂的被迫害妄想症。他因为没有治疗过糖尿病患者，所以又为此原因被医学系教授排斥在多伦多综合医院（大学的进修单位）的研究之外（纯属偶然，该教授也是麦克劳德的朋友）。

但是，执拗想必是班廷的优点。他打算设法打开这一状况，由自己和贝斯特来制备用于第一次临床实验的抽提物，这想法光明正大，所以他马上去找了麦克劳德。麦克劳德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1923年1月11日第一次给糖尿病患者汤普森注射的抽提物就是班廷和贝斯特自己制备的。这次试验以失败而告终，汤普森的尿中和血中的葡萄糖值，勉勉强强有所下降，但没有解决酸中毒的问题、而且注射过的地方会产生脓肿，临床上没有一点效果。汤普森还是年幼的孩子，症状又极为严重，所以医师们决定停止注射。1928年，班廷将这情况记述如下：“这些结果不像1908年朱尔雷尔等人所得到的结果那样理想”。

真正的好结果、终于在几天后重新对汤普森进行试验时得到了。这次用的是科利普精制的抽提物。这对于考虑应该给多伦多大学的科利普一份荣誉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那是因为不管怎么说，第一次制备了对人有效且使用安全的抽提物的是科利普，多伦多的研究小组也因此终于获到了这伟大的发现。

在这伟大的业绩上有那么一点不光彩的是获得好结果那天，科利普和班廷之间发生的武斗行为。班廷向科利普打听怎样制备有效的抽提物时，科利普拒绝回答这问题。在我的著作中详细考虑了他为什么不想教班廷的原因，结果可用一句话概括，即“被迫害妄想症产生被迫害妄想症”。班廷以后就这件事进行了说明，关于科利普是这样描述的：“他的脸像纸一样白，就如同死人一般。我用一只手抓住他的前襟，尽力提起后又将之抛倒在椅子上。我记不清当时骂了些什么，但记得对他说过：‘你个子再变得小一些就更好了’，如果不是这样说，我不把他打入地狱去才怪呢！我是不会罢休的。”

贝斯特对这件事的记述是：“班廷当时极为生气，幸好科利普受伤不怎么重，记得我当时竭尽全力阻止了他”。那时已成为小组一员的青年学生诺布尔（Clerk Noble）也听说了这件事，并画下了班廷按住科利普勒头颈的漫画。他给那幅漫画写的标题是“胰岛素的发现”。

那幅漫画没有到我手里，但发现了类似反映对立状态的遗物，即签有1月25日日期的以“和平条约”为题的两页记述。在那上面写着四位研究者都同意和解一起工作的内容。一般认为这同意只是希望研究小组再次通力合作发挥作用而已，实际上实现不了。人际关系已从根本上受到损害。班廷和贝斯特（一定程度上）都确信他们自己在1921年的夏季已发现了那内分泌物质，科利普和麦克劳德只不过在那以后促进了研究，因此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冠以发现的荣誉。对此，科利普和麦克劳德坚信班廷和贝斯特进行的实验是期望大，但没有结论性的东西，研究上真正的进展是他们凭更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作出贡献的结果，舆论支持了我们一方。但是，不管怎样，是班廷的设想导致了所有的结果，后者的立场在这众所周知的事实面前是弱的。而且，到了1922年春天前后，应该说是最精通胰岛素提纯的科利普渐渐制备不出有效的抽提物了。门外汉也许会想：“会有那样的事？”但如果是生化学者，大概就能理解处理不知何种成分混入的抽提物是多么困难。科利普的窘境就好似炉灶前的厨师，一边想大概可以产生佳肴了吧，一边却一天又一天地重复失败。研究小组再一次恢复精制的第六感，又过去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处于胰岛素欠缺的状态，由于抽提物的不足，导致了一名患者的死亡。班廷再次以这例子严厉指责了科利普，这次同上次动武不一样，属于教条式的。科利普离开了小组，休假一结束就到了艾伯塔大学，多伦多大学也无意再挽留他。

班廷恢复了私人开业医生的工作，小组再一次动手制备胰岛素时，他忽然又开始作为临床医生出场。这次既接受了材料的提供，而且不屑说也是被看作提出独创设想的人物。他是灵活且富有魅力的男子汉，也有不少地位高的朋友。班廷在感情上忌避麦克劳德，自信表现非常卓越，自然认为唯有自己才有资格被认定为胰岛素的发现者。他通过朋友不断大肆渲染，并进行了种种活动（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班廷有意分一点荣誉给贝斯特），这一活动获得了成功，安大略州特地为他在多伦多大学新设了医学研究工作岗位。另外，加拿大政府将他看作胰岛素的发现者，给予他享受终身养老金的荣誉。

但是，在斯德哥尔摩情况就不同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们仔细查阅了文献，最后确信正是班廷的设想、麦克劳德的劝告或指示、命令以及其统率能力才获得成果的。另外，成员们印象特别强烈的是，麦克劳德同其研究者一起使班廷的实验资料更为坚实，使发现朝更多样化的方向扩展；另外由于他积极参与临床实验，也顺利地推进了实验。诺贝尔奖委员会按规则最多只能给三人授奖。因此在班廷和麦克劳德之外，作为第三位候补者考虑了科利普。但是，最后判定他的贡献虽然重要，可同前二位相比就逊色多了（这也许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一个错误）。委员会对巴乌列斯库和朱尔雷尔这二位研究者，没有考虑给予授奖的荣誉，那是因为他们的抽提物中确实可能含有胰岛素，但在获得能让人认可的结果之前就中断了研究。多伦多的小组没有中断研究这一事实是重要的。班廷对抽提物的信念可以说是非科学性的，常常产生错误的结果，而且他本人一定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想法（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始终基于不正确的理论。为班廷的信念所鼓舞，多伦多的小组在研究中投入了人力、经费和实验狗，最后获得了大成果。一般认为这成功中，科利普的工作最重要。1922年5月3日，在华盛顿正式报道胰岛素发现的时候，由班廷和贝斯特开始的研究，为由许多人组成的集体研究小组所替代。在报告胰岛素发现的论文上面，署名者多达七人。该论文在会议上由麦克劳德报告时，听众起立，称赞了该项工作。但在开会的那天班廷和贝斯特都不在场。二人拒绝出席。

关于胰岛素的发现，我的结论是这样的，也就是，那是在多伦多大学由研究者互相协作共同研究的结果。另外，麦克劳德发挥其指导能力，使接受贝斯特帮助的班廷的研究顺利发展也很重要。其中，科利普在技术上克服精制抽提物的难点应该特别提一笔。在胰岛素的发现过程中，除去发现胰岛素的第六感和科学的想象力外，当时多伦多大学财力丰厚，可以方便使用也是导致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情况对于理解发现对现在的多伦多大学有何影响、以及发现又是怎样被完成的问题非常重要。

至此所述的依然是胰岛素发现故事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两个论点，关于这些问题我想已作了整理。除此之外，从我的研究中还能弄清楚许多问题，希望读者接触一下这些材料，因为它能让你了解这个故事如何奇特有趣。例如，问题之一是胰岛素发现后，寻找更好药物的研究竞争情况怎样？这一点对纯科学工作者来说是特别感兴趣的。在胰岛素研究初期，胰岛素的价格非常高，且伴有痛苦，不便进行注射。多伦多大学的小组抓住了具有抗糖尿病作用药物的最初线索，人们对此的印象，就像是地质师还不清楚是不是大矿脉，但不管怎样似乎已被矿脉突出端所绊倒一样。从1922年到1923年，许多研究者想一跃而居研究最前沿，想发现比胰岛素更好的药物，受名誉欲支配而纷纷卷入研究。在多伦多，贝斯特和新加入的生化学者也一样，同在艾伯塔的研究室里猛然努力研究的科利普相竞争，一段时间里热衷于开掘都相信植物中广泛存在的释血糖药。当论文发表一大堆，明白不会有所进展时，骚动只才在困惑中平静了下来。从二十年代后半期到五十年代，许多研究者一再认为发现了能替代胰岛素的药物，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发现那样的药物。

第二个问题是，1922年的春天，在多伦多制备胰脏抽提物的工作陷入僵局跟出现“胰岛素不足”的关系。这失败迫使他们重新考虑利利公司的合作要求，该公司的研究主任克洛韦斯（G. H. A. Clowes）在出席纽赫文会议中，被认为这项研究很有希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并向麦克劳德提出利利公司希望进行合作的愿望。麦克劳德虽然那时谢绝了他的建议，但在1922年5月他深刻认识到研究已到了走不通的地步，同意与利利公司一起进行抽提物的开发。利利公司对多伦多大学所有发现享有一年的垄断权，多伦多大学为避免其他地方私下生产、为该生产方法申请了专利。利利公司和多伦多大学的关系涉及许多方面，有关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与教育机构的协作是具魅力的有益尝试。两者之间的纠纷或不协调也不是没发生过，可是总的说来协作关系还是相当好的。其结果，就不存在来自其他方面的合作或干扰，也没有政府调整机构的干预，从而有效地进行了临床实验，并向社会提供了胰岛素。

另一方面，那些胰岛素发现者以后情况怎样？麦克劳德1928年离开了多伦多大学，其背景既有背后存在班廷固执敌意的原因，也有想回他母校阿伯丁的意志在起作用。在阿伯丁他担任了钦定讲座的教授。晚年因重症关节炎，手脚活动变得很不方便，1935年在该地结束了其生涯。麦克劳德离开多伦多大学后，年轻的贝斯特继任当上了生理学讲座教授，直到1978年死亡，他一直在该校反复着光辉的经历。科利普，1928年从艾伯塔转到麦克吉尔大学，从1930年到1940年，他与同事们一起在内分泌研究最前沿从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任西安大略大学医学系主任，直到1966年亡故，他一直处于教授地位。可以说他才是胰岛素发现小组中最出色最重要的研究者。

关于以后的生涯，最有趣味又引人注目的人物不消说是班廷了。他在1923年已经扬名全世界，终身养老金以及加拿大第一代医学研究教授的称号均已到手，其生活情况相当富裕。班廷好像已接受了加拿大天才科学家的评价，又期待着从胰岛素开始，着手研究寻找征服癌或更轰动的药物。有一天，一位英国记者通过电话以热切的语调向戴尔（Henry Dale）大臣打听：大海对面加拿大的班廷博士发现了代谢疗法这一传闻确实是真的吗？但是，班廷岂止代谢疗法，即便其他方面也都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研究成果。1941年因发生在纽芬兰的飞机事故而身亡。他不但在严谨的医学界有秘闻，在私生活方面也恰如白天情节剧的出场人物一样，为结婚的失败或丑闻所烦恼，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从其他方面来看，班廷兴许是当时典型的加拿大人，野心勃勃、任何事都拼命地竞争。另外，加拿大人都希望能熬到大学毕业，想方设法干大事，想摆脱普通一员，出人头地。试想一下：以前研究长寿不老药之类皇室胶状物的功效、调查芥子气（毒气）作用的人，非常幸运，在一个难以想象的夏夜想起微妙的构想。而且托福这设想直到领取诺贝尔奖，作为拯救了几百万人生命的救世主而受到崇敬。这样的事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胰岛素的发现。正要给这一研究授奖时，反对活体解剖论者有组织地表明了反对意见，说这研究是残忍的，对胰岛素的有效性也抱有强烈的怀疑。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有史以来，人类正是因为让狗作出有效牺牲才生活过来的、无视这些反对意见是理所当然的。有关第一例少年患者汤普森的许多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唯一遗留下的只是他的膜脏。虽然他毕竟有十年时间得到了胰岛素治疗，但还是在一个复活节的星期一因糖尿病死去。那是因为他不太注意自己身体平衡的缘故。

在多伦多托福胰岛素的第一人，是从昏睡状态下被救活过来的病人尼达姆（Elsie Needham），有关他的资料更少。尼达姆的情况就像是显示了胰岛素治疗例子中最富戏剧性效果似的，是甚至给人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那样印象的轰动事件（例如，同二十年后被发现的青霉素效果相比，也可以说是即刻有效且是戏剧性的）。尼达姆一直活到1946年。

哈文斯（Jim Havens）是最早接受胰岛素注射的美国人。他住在安大略湖岸靠美国一侧的罗切斯特，他的主治医师在重新恢复供给胰岛素的1922年5月，向加拿大人的当事人要求得到数毫升胰岛素。该医师以后就哈文斯的情况叙述如下：“要记下这位病人向健康状况恢复的模样，甚至到了找不到适当词汇描述的程度。目睹已迫近死亡的病人如此戏剧性地恢复的_生以前有过吗？”哈文斯活到了1960年。

在多伦多的奇迹性治疗，可举出伊丽莎白（Elizabeth Evans Hughes）的例子。她是当时美国国务长官，后转最高法院长官休斯（C. E. Hughes）的女儿。1907年出生的伊丽莎白于1919年初始患糖尿病，起先经减食疗法医治，病状眼看着恢复了。但到了1922年的夏天，她的病又退回到临死状态。依据是由于减食，体重已减少到45磅（约17公斤）。在15岁生日那天，都认为已经只有几天好活了。因此作为最后的办法，决定让她去有胰岛素的多伦多接受治疗。赶到多伦多的伊丽莎白，在当地接受了注射胰岛素治疗，恢复了生命。几个月后她回到了华盛顿，高校一毕业就跨进大学，以后结婚，也生了孩子。1980年，我给她丈夫去信，想知道有关她死的情况，不料伊丽莎白自己的信寄到了。几用以后（她刚从中国旅行回来），她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最后还让我看了她从多伦多寄发给母亲的信。那封信中她向母亲的大声呼喊：“情况好到难以用言语表达”，以后成了我著作中第一章的标题。伊丽莎白死于1981年4月。英国著名神学家殷格（Dean Inge）的十岁女儿波拉（Paula）则是不幸的例子。她发病是在1921年以后。但是，由于英国的胰岛素开发比北美迟一年左右，所以买不到有效的胰岛素，她一年后死去。父亲在神召见他女儿之前，感谢让他照料了女儿一年，使自己得到安慰。

1983年初访问耶尔时，我接待一位医生的访问，知道了一位病人的情况。那位医师对我说，班廷最早给予胰岛素治疗的是现住在康涅狄格州汉福德的老人。而且，听到那位病人的名字是赖德（Ryder）后，我曾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其原因是我从伊丽莎白那儿听说赖德已死亡。伊丽莎白弄错了，赖德还活着。他在汉福德健康地生活着一事表明，在接受多伦多的胰岛素治疗之后，生存时间已有62年。在今天，全世界有1000万糖尿病患者，但还没有听说过生存如此长的例子。也许他的身体对班廷的治疗反应特别好，但跟他母亲夸耀自己90高龄一样，大概他身上备有长寿的遗传素质吧。

一谈起这些早期患者的情况，就会想起美国杰出的糖尿病学者乔斯林（Elliott Joslin）的话：“到了1922年的圣诞节，我周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奇迹。那感觉就像是眼前重现了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中的枯骨谷。”

就像乔斯林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在目睹医学研究力量扩大我们人类能力的突出实例后，科学家们为了表明敬畏的意愿，信仰回到隐喻。

[科学（日），1986年56卷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