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这篇论文讨论技术变化及组织范围:一是现代工业组织如何适应技术变化;二是新组织形式的发展;三是这些新形式如何与新技术发展相适应。
要考察各种组织中的技术变化,必须更具体地考察特定技术,而且要去具体地考察特定的组织类型。这篇论文主要基于个人的经验考察,许多观点尚属推测性的,它们尚未经受系统研究的检验。
作为标准操作程序的技术变化当技术被看作一种有组织的活动而不是作为一整套组织措施来考虑时,将出现一幅不同的图景。技术变化表现出一种固有的有组织的社会过程。虽然个人可以发明技术,但由个人通过诸如携带新技术到市场上的方式来亲自实现某个新技术的情况是极少的。让我们更具体地考察一下技术的性质以及这种组织链的基础吧。
首先,技术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之一。它产生于人类为发明出某种手段以满足特定的社会目的或需要而去解决理性问题所作的努力。其次,技术扩展了人类有限的生物和物理的能力。工具使人能够更有效地适应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不管这个工具是锤子、推土机还是数字计算机,其应用都增强人们做某种工作即达到某种目的的能力。尽管人们不用睡子、推土机、计算机也能砸碎石头、平整土地和处理信息,但适当的工具增强了我们有限的体力和智力,并获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结果。第三,技术既是社会组织的起因,又是其结果。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几乎总是包含着劳动分工,不管我们谈论的是两人拉锯还是汽车装配线。每一个这类样本技术都包含着一整套社会职责的技术上确定的任务序列,而这些任务和职责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定义了技术的组织属性。
对这些技术属性的进一步描述将更加显示出组织的重要性。让我们对“解决理性问题”进行再考察。
理性问题的解决技术,作为解决理性问题的一种模式,运用两种知识。首先是规范的科学知识体系,麦克斯韦方程在电子工程中的应用和简化算法在32业工程中的应用就是其中重要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本国的工程教育特别强调这种解决理性问题的形式。
解决理性问题的第二种形式本质上是启发式和经验性的,在工业上它被称为“技能”,即贴上了“技艺”的标签。这种成功地开发和应用技术的形式之重要性没有能够充分强调,然而甚至在最先进的“高技术”中,它也是不可忽视的。譬如现代飞机的设计。在这一过程中,设计的功能要求被转换成物理规范、系统和子系统,然后由使用世界上最高级的计算机设备的工程师小组来分析飞机框架的结构参数和机身、机翼等的空气动力学性能。然而,这些基于科学的方法无论如何先进也仅仅产生近似的设计方案,工程师们只是部分地遵从于该方案在三维空间中进行飞机设计。一个完整的设计需要所有这些片断的综合。这种综合的主要贡献者是作为模型制造者的高水平的技师。他们在制造试验模型时能否出色地、创造性地应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往往决定着设计的全面成功。在其它领域中的高技术工程的设计过程也可以作出类似描述。
证明技艺重要性的另一个范例可以从跨国公司如何将技术转移到别国企业的调查中得出、技术转移的完成往往伴随着技术工艺辅助合同的签订。这种合同的目的在于把那些对于应用技术来说必不可少的技能—并转移给受助公司。简言之,合同是为了确保技术工艺随技术本身一起转移。事实上,被调查者总是把企业的生产技能的质量和范围,在技术价值上看得比专利,商标和其它企业特征更为重要。
总之,上述两例都证明了技艺的功用。在用以综合、应用或产生技术的知识与从技术科学中所获得的知识之间,几乎总是存在着距离,这种差距正是分析的世界与行为的世界之间的区别。
组织特性当人们在考虑与新产品和新技术发展相联系的劳动分工时进一步扩展了上述观点。以下例证可以说明,在化学工业中,生产发展周期由四个不同的组织阶段构成:研究实验室、发展实验室、中间试验性工厂和完全的商品生产基地。
研究实验室是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产生新化合物的科学研究。其工作模式是科学研究,与大学或政府实验室里的活动程序别无二致。研究实验室的产品是描述新化合物的理论、方法以及性质的研究报告(既有期望之中的,又有意料之外的)。在研究实验室,化学技术的规模是小的,化学反应在烧杯和试管中发生。
在第二阶段,发展实验室有三个任务:第一,检验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性;第二,将化学技术的规模递增到至少一个数量级,即在5加仑级的容器中进行产生化学反应的方法试验和改进:第三,写出怎样将化学技术递增到更高数量级的研究报告以推广到中间试验性工厂。在化学工业中,这通常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研究实验室的小烧杯中很容易迅速搅拌和加热的粘性物质,在具有50 ~ 500加仑反应器的中间试验性工厂中却可能是极端困难的任务,而在具有5万加仑反应罐的商品生产中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间试验性工厂的任务,包括试验和改进方法以进一步扩大技术的规模,并评价化学反应之技术的和经济的性质。技术性系指投入与产出的转化率,化合物的纯度及稳定性,以及不断增长的副产品的化学性质。经济的评价集中在新产品的商业生存能力上,同时常暗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在哪里将获得大的赢利。
关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主要经营决策是在中间试验性工厂和商业生产阶段之间作出的。这时,新技术的所有技术上的、经济上的和其它方面的性质都要受到重新评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司对于新技术开发到这个关节点上的全部投资的总和,还只是公司进入商品生产后必须调拨的总投资的一小部分。因此,这些决策对于一个化学公司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全面成功将是决定性的。
决策一经作出,即由化学公司的技术专家来执行生产发展的最后阶段。由一支专业化队伍接管生产设施,通过使用中间试验工厂阶段提供的报告和指导,弄清楚怎样在商品化规模上生产新的化学产品。他们依靠经验和大规模的实验来指导这一操作过程。这一程序可能要持续半年以至更长时间。当这支队伍学会了怎样经济有效地生产预期的化学产品时,有条不紊地管理被带进工厂并开始培训工作。工厂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们接受训练以后,再去教授生产人员学会监控、维修和运转生产设备。这支专业化队伍通常经营管理工厂约两年之久,直到工厂形成常规管理。
对化学工业生产发展周期的描述显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组织形式的复杂性。首先,重要的是看到生产发展周期常常需要跨越十二至二十年。对于这样长时间跨度的新技术发展来说,正式的组织比孤立的或者非正式的团体更适宜于保持资源的连续性。此外,生产发展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组织的不同部门中发生。一般来说,这意味着至少两种到四种不同的组织单元包含在这个周期中。单元之间的协调和联络并非易事,尤其是当联络渠道为组织的官僚等级制度所左右时。为此,某些公司大开“横向”渠道,绕过官僚行政来促进技术信息的传递。
循着生产发展周期来描绘技术科学与技术工艺的相对重要性也是很有意义的。技术科学在研究实验室中当然起着支配作用,但每前进一步,其相对重要性就减少一分。相反,技术工艺在研究实验室中相对来说并不重要,而在商品化生产实现的最后阶段则是十分重要的。这表明,最困难的组织问题之一是特定技术变化的每一个阶段如何恰当地揉合科学、技术和工艺。这种“揉合”也包括人,而精通技术科学的人往往与擅长技术工艺的人有相当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于他们不同的教育和组织经历,也许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对“应该做什么”的不同见解。不能在他们之间保持平衡将引起两个问题,即忽视科学往往导致技术的停滞和落后,忽视工艺则会造成研究的瘫痪和失误。而后者影响更大,因为技术如果不投入使用则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许多产业已经发展了标准的操作程序来实施技术变化。而且,在相关的产业结构中,这些程序以及完成这些程序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相似的。例如,所有的汽车工业公司使用相同的生产发展周期。类似的产业还包括耐用消费品工业、重工业、电子工业以及医药工业等等。而这些产业之间也有着一些微妙的区别。
新组织形式的发展1965年,阿切尔 · 斯廷奇库姆(Archur Stinchcombe)发表了一篇论文,写道:“组织形式和类型有着历史渊源,……这种历史渊源决定了该类型组织的现有结构的某些方面。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形成的有组织地发明依赖于当时实用的社会技术。可以借助于社会上其它可能的组织形式来有效地实现其目的的组织往往在它们具备条件的时期建立起来。这样,由于这些组织既能与其它组织形式一起有效地发挥作用,又倾向于制度化,因而其基本结构往往保持相对稳定。”
组织形式的概念像斯廷奇库姆所使用的那样,在其最重要的属性(例如规模、横向和纵向的差异、成员的培训和技巧等)基础上描述了组织的类别(常常与功能有关)。例如,在汽车工业中的组织往往是庞大的、纵向一体的等级结构官僚体制;在固体电子工业中的组织往往是较平稳的、横向差异很大,并且常常沿用一个模式结构;机械厂往往是小型的、相当不正式的组织。社会技术这个词系指诸如文化素质的提高、市场和法律体系的发展这样的社会现象。作为组织形式的一个例子,斯廷奇库姆指出:“现在城市建设产业,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随着专业化的工匠、包工头、手工业'同盟以及城市建设事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关系一起,在欧洲的城市中发展起来。”
斯廷奇库姆表明,这种新形式的发展需要下列社会条件:稠密的居住区、法定合同、居住权与家庭所有权的分离以及自由劳动力市场。这些条件通常不存在于前工业的农业社会。因此,城市建设工业的新组织形式的发展,取决于合同、自由劳动力市场等社会技术的出现。此外,斯廷奇库姆还表明,组织形式的寿命与其特征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斯廷奇库姆假说的第二部分解释了组织形式一旦建立以后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按照他的观点,今天的城市建设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类似于欧洲前工业城市之初那样的组织形式。尽管人们竭力试图使之“合理化”和“产业化”,但这种形式依然继续存在。
斯廷奇库姆关于社会结构与新组织形式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是相当透彻的,但却未强调在新组织形式的发展中技术的作用。公正地说,斯廷奇库姆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不是技术的影响,从而把后者仅看作是像以上描述的那样的一组条件。然而,技术的属性、理性问题的解决以及劳动的分工等,明显地影响着新组织形式的发展途径。事实上,这些属性中的重大变化是技术变化的一种尺度。
艾尔弗雷德 · 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在斯廷奇库姆忽略的地方对新组织形式的发展作出补充,并明确提出要给技术以应有的地位。他指出,生产方式中的技术进步把生产率提高到了非由新组织形式来管理不可的地步。如果钱德勒的观点与斯廷奇库姆的观点相结合,则可以得出以下命题:当新技术在社会支持结构的条件下发展时,新的组织形式就会被发明出来去开发和贯彻新技术。如果成功的话,这些新形式则体现和促进技术变化。它们摒弃旧的、缺乏竞争性的组织形式,而自身保持相对稳定。这说明了我们迄今所看到的工业中技术实践的连续性。
在目前的研究阶段,我们对“技术变化——组织形式”假说的评价,只能就适合于这种范式的一些实例来讨论。这些实例包括机械制造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制造工业、电子工业和医疗救护组织。
(a)机械制造工业于十八世纪后半叶在英国首先发展起来,于十九世纪初转移到美国。这种组织形式的特征之一是规模小。机械制造工业代表了一种小规模发展性质的组织形式。据1977年机械制造普查资料报告,企业中有1 ~ 9个雇员的占54%,有10 ~ 49个雇员的占28%,有50 ~ 249个雇员的占12%,有250个雇员以上的只占6%。这种产业的另一个特征是不同的部门在社会网络中相互联结的方式。新企业常常是从老企业中派生出来的。因此,企业非常专业化,根据产品呼主顾的需要各占据一个适当的地位。这样,直接的竞争减少,而且这个网络一直服务到顾客和商店。机械工业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训练方式。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学徒是获得技术教育的重要手段。虽然今天的工程师们一般在工程学校里学习机械设计,但在新机械产品的生产和开发中,仍然像重视技术科学一样(甚至更加)重视技艺的实践。
(b)1850年,最早的大规模一体化的炼铁企业美国炼铁工业公司在匹兹堡建立。该企业已经成为琼斯(Jones)和劳林(Laughlin)钢铁公司。几个主要的炼钢工序原先在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效率低的企业中实现,一个名叫劳林的工程师使得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在这一发展时期中,那些所谓“大”公司也只雇用了大约200人左右,而琼斯 - 劳林公司则雇用了2000人,这暗示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与组织形式的改革密切联系。因此,当时的琼斯 - 劳林公司成为所有企业的楷模,促使它们要么采用新的组织形式,要么就停止生产。
(c)1914年,当River Rouge工厂在底特律下河区开张时,亨利 · 福特(Henry Ford)提出了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组织形式。尽管福特生产Model T已有几年,但在他没有发明他的新装配线技术之前,始终达不到为占领广大的消费市场所必需的大规模生产。这条移动装配线使他能够组合美国制造体系的所有标准化部件。最重要的是,福特发展了现代工业管理机构来管理整个生产过程。紧接着,其它汽车工业公司为了避免在商业竞争中失败,也都迅速地采用了福特的技术及其组织形式。福特汽车公司的成功同时也预示着它的衰落。到了1920年,所有竞争中取胜的汽车工业公司都已经发展到了用福特工业管理体制不能奏效的地步。由此导致了另一种组织形式的产生。
(d)1920年,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兰德 · 斯隆(Alfred P. Sloan)发明了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的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他发展了一个授权作生产决策和分工的体系,并且实行财务集权以及形成大范围的公司决策咨询机构。还建立了研究实验室,作为公司的一种职
能,其活动被列入公司的计划程序。这样,使得自动化技术规模的迅速扩大成为可能,并且通过公司的计划功能,使得生产和设备制造的常规技术变化制度化。今天,尽管通用汽车公司的规模已经扩大了许多倍,它的组织形式依然沿袭着斯隆1920年的设计。
(e)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起来的公司和企业通常不像通用汽车公司那样的等级体系。更常见的是团体组织和工程任务组的广泛结合。大多数电子和计算机公司,诸如IBM、Hewlett-Packard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就采取这种形式。有计划的技术变化对于这些电子企业组织形式的影响是重要的。在汽车和其它耐用消费品工业中技术变化的步伐太慢了,以致不能成为现代电子市场的主顾。电子企业主要关心的是它们自己产品技术改良的高速率。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围绕产品发展周期形成组织。这使得母体结构对必要的平行发展周期的管理方便易行。电子企业组织形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生产单元和分厂的规模相对地小,因为小组织比大组织更易于进行技术的和组织的变化。许多企业始终保持其小型多样的特点,宁可牺牲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利益,以保持技术变化的灵活性。两个主要的例子是Hewlett-Packard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虽然它们都是大公司,但努力保持其分厂的小型化。Hewlett-Packard把所有雇员超过200人的分厂划开,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竟有100多个分厂。
结论上述例子说明以下列举的一些有意义的特征:第一,某一在技术上和组织上改革的企业通常为整个企业界树立了楷模。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企业还是工业的主导。
第二,企业规模的重大变化通常与组织和技术的改革密切相关。这些变化有着重要的经济影响。
第三,在某些情况下,技术科学与技艺的混合型组织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例如,福特导入的自动装配线和极端的劳动分工大大降低了工厂的技艺水平,而斯隆关于生产决策的分权制却赋予工厂管理者和工程师更多的实践他们技能的机会。
第四,在较现代化工业的条例中,组织的改革通常包含了技术变化的制度化。产品发展周期成为标准化的工作程序。最近,企业正在采用能够不断创造技术变化高速率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是否能与传统的低速、缓慢发展的技术变化模式相抗衡,将拭目以待。
最后,有两种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是重要的。一,技术变化提高了生产率,加剧了经济竞争,使得旧的组织形式不能成功地管理新技术,于是,新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二,这些变化及所带来的利益足以补偿为创造新组织形式所必需的组织学习过程的代价。
[摘自《技术变化的本质》,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