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百年大庆，来自美国各地和其他国家的人士，其中包括许多受过研究生院训练，以及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进行过研究的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科学家，重新云集到了贝塞斯达；他们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决心保持母校的活力。NIH不仅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唯一的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中心，它也是今日美国估计将每年150亿美元中的三分之一化在卫生研究和发展方面的研究机构。NIH也愿意负担大部分基础研究的费用，几十年来，它成了支撑美国学术研究的唯一最大的资金来源。
1891年，当卫生实验室迁往华盛顿之际，它的中心任务集中于传染病及其控制方面。他们发现，所谓糙皮病并非传染病，而属维生素缺乏症。这有助于唤醒美国联邦中的议员们出来管理科学。1930年，该实验室改为国立卫生研究院，扩大了资金和目标。
1937年，美国国会增设了国立癌症研究所，这为纳税人支持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研究铺平了未来的通道。研究院之外的研究也将得到支持；疾病将成为首要目标，然而，所需的基础知识也能被理解，因此，研究并无任何限制。资金的分配是授予的，它不仅给研究机构，而且给科学家本人，当然，他们的决定必须由公民咨询委员会过目。因此，1987年是NIH拨款给研究人员开展研究的五十周年纪念。
美国联邦政府支持所有科学的现象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尾。1948年开始，NIH扩大成了许多新机构实体，该年的机构达到19个，包括国立医学图书馆及世界范围的医学情报系统；每个组织都有其单独的拨款，也都有其自己的研究设备以及总统委任的NIH理事领导下的行政支持。
当庞大的临床中心于1963年开始工作时，有人认为这是一件蠢事；不过，500张研究床位和1，000个实验室的并置，在增进临床调查与基础研究的直接结合方面是极其成功的。1950年至1965年期间，医学科学家将军事任务和在NIH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科研成了扩大医学院校的重要动力。在NIH发展扩大的同时，由院外基金支持的研究人员也迅速地扩大了。
NIH的拨款亦是如此，起先每三年翻一番。早期，几乎每美元中的25美分用于培养新科学家；如今，这一数值已降为几个便士。NIH也支持许多教学机构内新实验室的创建，这一举动直到1975年前后，建设局期满时才停止。
NIH不得不转向加强社会所关心的提高生物学能力的方针；在临床中心的临床研究之前，先进行长时期的动物研究。最后，两者都推广到利用NIH基金进行研究的所有机构，NIH受到了权威立法机构的干扰，因为自愿的研究指导方针对遗传重组这种革命性的技术比法律控制更为可取。NIH的改进知识财产权的政策被推广到所有联邦研究领域。如今，这一机构正在寻求管理医学活动和处罚科学中渎职现象的统一章法。由于所有这些要求，NIH保持了一个研究机构，而并非一个管理机构。
近年来，NIH一直企图将其他的一些职责转移到它的研究任务中来，这些职责包括对某些人群的医疗护理质量的保证，以及对医卫专职人员或有关人员的专业提高工作。地区医学规划部门和健康人才和教育局在NIH机构内驻留了一小段时间；因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放走研究基金，因此他们对医疗护理或管理计划的有关命令，一直受到NIH理事的怀疑。60年代，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的理事发现，将精神卫生照料与研究任务一起列入职责范围，建立合一的机构是不可抗拒的。整个机构分离出去了，仅留于NIH内部一个实验室。如今，NIMH是滥用酒精、药物以及精神卫生管理局（ADAMHA）的一部分。
类似于公共卫生部门（PHS）中NIH的其他姐妹机构，ADAMHA包括了NIH创立时的那些规划，诸如早期的流行病学研究；也包括了在疾病控制中心，以及直接从老的卫生实验室沿袭下来的，而今属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部分的生物局的那些规划。这些活动连同管理或控制的要求向其他机构的转移，不仅加强了，而且更加平衡了PHS，然而却削弱了NIH的研究功能。NIH对人体生物学领域的完整性，如今已被神经科学的分出所破坏，神经科学已被ADAMHA研究所部分垄断了。1971年，有可能从NIH中分出国立癌症研究所——罗伯特 · 马斯顿曾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及——若真如此，这将是更为灾难性的一击！
NIH所遇到的矛盾是，它既是一个公共卫生机构，以及健康和人类服务部（DHHS）的一部分，它也是美国所有学术医学研究中心和众多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卓越的决定力量，这是因为NIH的调查回顾决策对该继续进行研究的学院成员具有如此大的影响，也是因为NIH的拨款与合同包括了间接的研究费用——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一一这也支持了研究院的下属机构。
NIH的预算只是庞大的DHHS预算中的一小部分，后者要对固定的项目和有益的活动规划负责，而NIH的预算则是总自由基金中的40%左右。这样，每年的部门预算以及美国国会对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方面的拨款都伴随着相当大的压力。
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创始的约40年中，行政部门和美国国会一直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医学方面的研究；然而，在过去的12年中，国会不得不孤军奋战。NIH的拨款已从1975年的20亿美元上升到1987年的60亿美元，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用于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方面的资金总购买力增加了28%。这些年，每年行政部门的预算都要求从前些年的购买力中削减。
国会的支持至少已部分被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的坚持所确认，它们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一致意见，1979—1980，在NIH的督促下，保证每年为不少于5，00个新的和具有竞争性的研究项目提供基金。在这“稳定的首创精神”之下，实际上，研究拨款总数从1977年的12，000个上升到1987年的20，000个。每一项拨款议案都伴有重申研究项目的款项是作为美国联邦支持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以及逐渐增加到最小值8000个的声明。
给予研究项目拨款的稳定方式是相当重要的，每年由它们支持的研究人员约有50，000至60，000名。就如它们在削减预算方面的成功一样，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方式以后也将毫无疑问作进一步的研究。首先，许多研究所的领导不喜欢将定额投资于研究所外的项目，诸如各种中心、培训以及临床试验等等，从而增加负担。过去十年中，NIH为这些项目的投资确实已从占院外投资的51%上升到70%。得到拨款的定额也使得实验变得更加复杂，目的为了延长继续拨款的时间，或者确定对杰出科学家们给予拨款这样，便需要许多研究行政部门和科学家制定协议。一个研究项目的拨款，1887年平均为178，00美元。今天，由于一名一流的科学家可能要求每年支持100万美元以上，因此，人们要求在定额中进行调节。
尚未提及的未来一件事实是，自NIH创建起，它就设法保持其在生物学和医学中的领先地位，这种发展虽然缓慢，但很稳定。如果这被一些不可避免的，与联邦赤字有关的策略所阻止，那将不存在任何检测方式去对付严重的资金削减；“最低额”的拨款不可能考虑所有的要求。最终，对个人而言，如此强调小笔拨款的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正处在生物科学变革的重压之下，它正促使许多曾经是独立的科学家成为某一集团的一员，得以残存。
NIH自身也卷入了这种变革的旋涡之中。有些重要内容不可能在对第一批实验室（建于1940年）的回顾中察觉，也不可能在毗邻急救医学研究中心（1982年）的12层玻璃表面的大楼里察觉。当NIH诞生时，生命科学已非幻想之物，而是有了一定深度，生物学和医学的面貌正不可逆转地发生着变化。分子生物学已抓去了曾经轻易地使健康研究和发展互相分离的自身原因。基因的排列和无性繁殖已成为普遍常识，目前更大的愿望是生产基因产品，或者改变基因，生产更好的产品已经掌握了“新生物学”这项技术的科学家正寻找着它们激动人心的应用，尤其是那些能够影响健康和疾病的应用。
类似在许多其他学科中已发生的那样，生物科学家和医生发现，他们正从事着一项与工业相联合的事业，在那里，研究和发展这整个统一体正继续在获利。商业生物技术和学术研究具有必要而有益的共生现象，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将最高奖金置于智力方面的奖赏似乎仍未贬值。就像政府雇员在其工作报酬中获得财政利益一样在NIH的科学家现在也允许享有发现和发明权，且考虑或允许与工业的合作研究（每年费用限于25，000美元）。目前，这种与工业生物技术相联合的现象已扎下了根，尤其对健康科学方面研究所需庞大的公共投资，已完全得到了补偿。
NIH内的一部分转向看重研究生物技术方面的任务已多年了。国立癌症研究所（NCT）过去曾听到过许多关于它强调目标研究或直接研究这类刺人耳目的话，而比它自由的姐妹研究所已为贝塞斯达赢得了诺贝尔奖。在Vincent T. De Vita的领导下，NCT目前似乎与时代产生了高度共振。一级基础研究与先进的设备相结合同时与工业进行合作；临床中心的19张非常宝贵的床位成了临床研究的中心。这种在研究所内保持生物学和医学研究的整个统一体，是挽留Robert Gallo（艾滋病毒的共同发现者）或者Steven Rosenberg（癌症的LAK细胞疗法的外科医生和开拓者）在贝塞斯达工作的部分秘密所在。
现在谈谈艾滋病。这可能是本世纪对NIH最艰巨的考验。今年，国会和政府已联合给NIH和疾病控制中心拨款9亿多美元用以对艾滋病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处于领先地位的是Anthony Fanci，他也是国立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有关艾滋病研究方面的科学进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踵而至，新的内部机构的协作已经适时了。可是在政府内部，传统松散的配合现象还存在着；这次，学术研究和工业不大可能取得很大的胜利。NIH必须准备引导它强有力的团体，无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只要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便可。
NIH的使命尚未完成，人们至少在今后的100年中期望着它。许多校友仍将NIH视作皇宫；他们始终不忘，不朽的名声必须与时代一致，并能经受未来的考验。
[Nature，198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