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百周年

发布时间：88年06月25日

Robert Q. Marston 编译方能御

编者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闻名世界的一个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二次大战后期，吴科学研究局徽消后，它开始负责国家卫生科研经费的分配，通过定向拨款和签订合同，推进与健康事业有关的各项科学研究。由于NIH的努力，使美军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率由一次大战时的14.1%下降到了0.6%，黄热病、斑疹：伤寨、破伤风、霍乱、脑膜炎等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事实证明健康事业的科学研究为美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战后在普遍重视生活、福利、健康的良好气氛下，NIH赢得了政府更多的财政经费，同时也作出了更大的贡献。1987年是NIH的一百周年，在纪年会、上前任主任Robert Q. Marston及Donald S. Fredrickson对NIH的光荣历史和它将对世界生物医学研究所超的作用作了回顾和展望，下面是Marston博士所作的题为“决策困境”的报告。

一百年前在纽约成立的卫生实验室是接受任务研究的小单位。它的总任务便是健康。这个实验室后来在成了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并仍然以健康作为它的目标。二次大战末期，许多机构的撤销使NIB进入了新的时期，这时它对分散在各大学、医学校和药厂约250项战时的科研项目担起了领导管理之责。由此便开始了巨大的院外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占了NIH经费的90%。NIH通过对大约50亿美元经费的分配与1，650个研究机构28；000个研究项目发生关系，根据它们对科学研究的贡献来进行基金分配。

自那时以后，NIH扩大成包括12个研究所和7个中心并包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立医学图书馆。大约有2，000名科学家在贝塞斯达进行着研究。这里经常开会讨论院外基金的分配。

60年代美国的卫生保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立了对老年人与贫困者给予济助的“医疗照料”（Medicare）与“医疗济助”（Medicaid）机构。联邦政府通过“健康人才法”直接资助健康领域的教育工作。因为NIH与学校的密切关系，落实这项法令的责任便交给NIH。

60年代也是迅速将研究成果用于病人的时期。空间计划的成功使许多人相信更多的努力、更好的组织和更多的钱就可以加速将实验室的成果应用于临床病人。

1965年成立了许多地区性的联合医学计划（RMPs）对心脏病、癌，中风进行研究，因为议会与其他机构认为个人甚至个别研究单位很难单独研究复杂的近代医学问题。基金会向这些地区合作计划，包括继续教和更多的钱就可以加速将实验室的成果应用于临床病人。

1965年成立了许多地区性的联合医学计划（RMPs）对心脏病、癌，中风进行研究，因为议会与其他机构认为个人甚至个别研究单位很难单独研究复杂的近代医学问题。基金会向这些地区合作计划，包括继续教育提供资助，使病人获得对诊断与治疗的最新进展的应用。在那些年中NIH也在落实RMPs中起作用，我当时是这些计划的第一任主任。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就，随着许多“大社会”计划的创导，RMPs也就消亡了。

由于健康人才法和RMPs使NIH与医药院校发生了特殊的联系，一半的基金分发到这些学校中去。学校的系部组成了课题研究层次和委员会层次的顾问委员会。在若干年中选最好的学生在NIH中完成其2年的兵役义务。由于NIH对博士前与博士后培训计划的主持工作使NIH与学校的联系更紧密了。

70年代初NIH又回过头来支持单项的生物医学研究。其生物标准局甚至参与食品与药品管理。加速对严重危害的疾病的防治并未削弱，1971年国家抗癌条例正式定为法律。在众多的被讨论的课题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对准目标的课题而不是个别研究者提出的课题。向癌症开战表现了一个长期的中心问题——如何最有效地组织重大的研究课题和由谁来对课题的重要性作出决定。

长期以来，NIH也支持高度分散的半自治的疾病研究机构，这些支持是由NIH院长级的机构作出的。主要的院内研究计划使领导直接接近科学实质。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与各研究所的科研主任每周集会一次。数百名科学家作为研究组、研究委员会和顾问组的成员在这里聚会，对有关的科学政策进行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政策的制定主要依靠科学家而不是依赖政客或公众。由谁来决策的问题往往因提出两种对立的意见而尖锐起来。首先发言的是Frank Carlucci，他当时是卫生教育福利部（HEW）的次长。

“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公共机关应维护它所服务的人们的意见。另一派认为公共机关要维护最广大的公众利益，应依从公众选举的领导人或政府执行机构的意见。我的意见及温伯格的秘书的意见显然支持后者。我以为公共机关盲目支持公众意见将是混乱的，这迟早会将机关置于与执行官员对立的地位。”

这与英国卫生部长谈到需要成立不依赖于政府的医学研究委员会形成对照：

“因此，人们总是使（卫生部部长）保证科学团体（例如医学研究委员会）作出的结论不要改变卫生部长的管理政策。不发生这种情况也是科学研究作出新发现的重要条件，当然，从长远来看，新发现的知识会修正原先的结论并从而改变管理政策…这种情况只有当行政部门与医学或公卫机构紧密联系时才能得到保证，而且要求研究同一些课题的研究单位在课题研究上尽量保持弹性和不要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直接控制”

多年来，NIH在处理决策困境时，从它与议会密切工作关系中获得了许多帮助。从资金的数目来看NIH应该有较多的时间对其研究课题重要性的次序和计划由各个研究所作出详细的解释。这些解释材料在上议院与特别委员会中要受到非联邦政府机构的专家所提出的材料的辩论。而在政府的执行机构中一直未发展这种类似的科学讨论，只是有时由总统的科学顾问来弥补这一缺陷。

多年来NIH与议会之间的联系一直是良好的，但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系只有两个研究所有所加强。院外科研规划是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的焦点，也是提供国际科学交流的机会。NIH的国立医学图书馆增进了这种交流。从图书馆的前身1836年成立的陆军外科医师总署图书馆算起至今刚庆祝过150周年。具有70种语种的书刊和国际交换信息能力的图书馆与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

很难对NIH所作出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贡献作出计算。NIH在健康职业的教育上，无论是训练年青的研究者和促进国内国外生物医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方面，均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人认为NIH所创造的高效的科学发现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Lewis Thomas曾经说过：

“40年前在NIH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生物科学革命，现在我们尚处在这一革命的初期。这是20世纪中这个伟大的研究院为社会作出的最光辉的创举。”

造成这项成功的因素很多——议会的支持、民主的管理、依靠大学进行研究、对于研究和发展的各种不同的需要有清晰的理解。然而每一项因素却都在这一或那一时期遭到过非议，60年代早期，下议院的资委（Fountain Committee）曾认为NIH并不完全对议会负责，大学也曾担心经费分配不均，而且有过多次动议把NIH升级成更高的直接受中央管理的机构。

在NIH的历史上，如何处理生物研究的组织与管理的不同意见的最好例子便是对待1971年的国家抗癌法令。当时几乎所有的生物医学研究团体、大学、专业单位及NIH均认为还缺乏直接向癌症宣战的科学基础，担心会给NIH带来破坏性影响，看到了以政治判断代替科学洞察的错误，警惕着迅速成功的诱惑。然而，许多癌症专家及公众却响应了对癌宣战。当局最初是反对，后来又支持国家抗癌法令。

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的国情咨文中建议开展一项“深入的治疗癌症的运动”，要求补增一亿美元给予研究癌症，他说：“当基金能够得到有效应用时，我今后还要要求追加基金。这个时间已经来临了，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将分裂原子或登上月球的努力转来征服这一可怖的疾病了。让我们整个民族都为达到这个目的担起责任来吧！”。早些时，当尼克松政府还倾向于不赞成“向癌症开战”计划时，曾经征求我的意见。这个计划不仅仅分散基金而且要将NIH的国立癌症研究所分出，直接向总统报告工作。我慎重地选择了第一句答：词，“我反对这个计划”。我的意见曾在《华盛顿邮报》的第一页上发表。实际情况是因为，与空间计划和原子弹不同，我们还不具备癌的基本知识并有针对性地对癌症开战。因此，我认为应该更信赖比较平衡的由研究者提出基金机制而不是由政府取向的合同机制。公众的立场是很清楚的。这可以从安 · 兰德（Ann Lander）在1971年6月在专栏中发表宣言，引起了千百万群众响应向癌症宣战的情景获得证明。她向读者致谢时说：

“国家的癌症领导机关将是与国家宇航和空间局类似的机构。这两个机构把人送上了月球。如果我们过去仅停留于现成的机构，那么能否达到这个目的是很可疑的。于是对付癌症的答案便可找到了。那就是早该进行一场向癌症宣战的人民战争”。

幸亏议会并未仅仅根据群众意见进行表决。而是作出了折中的议案，在NJH内保留国立癌症研究所，但作了某些调整。后来根据资金及责任对国立心脏病研究所也作了调整。增加了癌症研究的基金，每年为此拨款10亿美元，15年来在这一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进展，但离开所希望的十年目标尚远。

有趣的是通过这场辩论一般医学科学研究院遗传研究的拨款增加了1，000万美元。这一及时的增加资金使该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可观的进展。

对我个人在这场对癌战争中的作用作个评论。幸运的是，我一开始的反应，“我反对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并得到了广泛地报导。在总计科学顾问与HEW秘书长的支持下，我在议会等处进行了有力的工作，反对通过法案。而这时政府的态度已由反对转向支持，因此我的立场便更清楚了。

从长远看，如何最好地支持与组织生物医学研究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目前对艾滋病的恐怖与17年前的癌恐怖相似。

NIH对生物科学的贡献是很巨大的。将来，随着对生命本质的深入了解生物医学将得到更多的成功。其中一项是对将来的研究工作者的训练将发生转移。临床科研除非有广泛科学技术训练或成为包括基础科研小组的一部分，否则很难争取科研基金。医学科研单位若不与大学的基础科学部门密切合作，便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NIH的领导较过去更多地注意道德和伦理学的问题，将来更将如此。我认为我们现在还处在深入了解生物世界的这场革命的早期，将来尚无法预测。当代的最强力的工具，受控实验证明实验的结果是按其自己的规律发生的，而不是按实验者的意愿发生的。因此，将来的领导者仍然要受科学事实的指导。

NIH在支持和进行研究中的责任将受到限制。即使研究计划只是现在的一半，在同样的投资下将向健康人力和健康照料投入更多的力量。

Carlucci认为联邦机构应对当选的官员们负责的观念是十分正确的。他现在是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因为那些中央官员们往往自作主张地压制当选官员们的意见。这样，便再也得不到对于NIH的作用、能力限制的了解，而这种了解对于尚未和正在任职NIH院长的我的上层执行机构则是必需的特征。根据许多老观察家的评论，NIH的综合的、经验丰富的能力已被经济和政治所取代。这种情况从长远看对于生物医学研究与行政管理均是不利的。

任何研究均需脱离破坏性的政治干涉，需要对脾气古怪的富有创造性的个人有极大的容纳性，需要一种激励自由而又深刻的智能活动的环境。生物医学研究者怀着对健康、疾病和死亡有关的道德问题的希望与忧虑进行工作可为道德提示更多的保护。

目前NIH包括12个研究所：

国立癌症研究所

国立眼研究所

国立心脏、肺和血液研究所

国立变态反应与传染病研究所

国立糖尿病、消化道及肾脏疾病研究所

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

国立牙病研究所

国立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

国立一般医学科学研究所

国立神经疾病、语言障碍和卒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