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得知“水稻人工种子”研制成功，并在实验室内培育成首批完整植株的消息时，也获悉对“水稻人工种子”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邹高治副教授已身患重病，并正在医院治疗的情况。我心中的喜悦顿时蒙上一层不安和忧伤。

邹高治老师是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副教授。从1985年起，他与该校的环境和资源生物学系等倪德祥副教授、材料科学研究所的纪才圭副教授组成跨学科的联合课题组，奋战两年，终于在87年底取得了这一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成果，令人可喜可贺。

复旦大学科研处的叶正祥同志在向我介绍有关情况时，他的神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我们的老邹是在研究中累垮的。”就在这一成果向世界公布，组织力量向“水稻人工种子”工厂化生产的目标发起冲锋时，邹高治副教授积劳成疾住进医院，确实令人惋惜。我离开复旦大学校园在回家的路上，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深切地期望邹高治老师早日康复，很快回到实验室继续把“水稻人工种子”的研究进行下去，同时决定第二天去医院采访他。

3月10日下午，我冒雨赶到医院。当我走进病房出现在邹高治老师面前时，他那消瘦的脸上顿时露出笑容，并伸出双呼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谢谢您，麻烦您到医院来看我”我一方面表示向邹老师问候，另一方面说明来意，希望他谈谈“水稻人工种子”的研制情况，准备为此写一篇比较详细的报道。他欣然同意。但邹老师强调说：“不要突出我。这是我们课题组全体人员集体努力的成果。”这样，我们便把话题集中到“水稻人工种子”的研制上来。

“人工种子”，是在植物细胞组织培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在国际让组织培养技术虽然广泛应用于农业、园艺、林业，但“人工种子”的研制却是近10多年的事。

“为什么我要选择水稻人工种子研究这一课题呢？”邹高治副教授的声音稍稍提高了一些，从眼镜中透过的目光炯炯有神，继续说：“因为我掌握了水稻单细胞培养的技术（据悉这一成果已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研制人工种子的基础。早在1978年，我就攻克了这一难关，又多年坚持研究，使这一技术日趋成熟。因此，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水稻人工种子”。我点头表示赞成。他说：“当时有朋友劝我不要冒此风险，但我没有听他们的话。国外可以研制成功胡萝卜、芹菜的人工种子，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研制水稻人工种子呢！当然水稻人工种子研究要比双子叶植物的人工种子更困难些。但我们总不能被困难吓倒，否则还要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干什么！”

尽管他大病在身，一谈到人工种子，他的情绪格外兴奋。我怕他太累了，要他休息一下。但他说：“不要紧。让我把要说的说完。国际上人工种子的研制始于70年代末，目前国外已有许多公司和科研机构在从事这一方面研究。不久前，美国植物遗传公司Keith Reden. baugh. 等报道，已成功地把芹菜、苜蓿、花椰菜的胚状体包装成人工种于，并得到较高的萌发率。但这类报道只有三四百字，用什么材料包装均无：透露。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没有捷径可走，一切从头开始。

“靠你一个人进行人工种子研究一定十分困难。”我说。”

“是的。在生物技术领域内进行攻关，我认为必须发挥综合性大学跨学科协同作战的优势。这一点，复旦大学科研处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为了争取在短期内把‘水稻人工种子’研制成功，他们请来了复旦大学环境和资源生物学系的倪德祥副教授，材料科学研究所的纪才圭副教授与我一起组成课题组。我们三人各有所长，倪德祥擅长植物组织培养，对形态发生颇有研究，老纪在高分子材料研究方面有一定特长，而我则在单细胞培养方面掌握一定技术。这样一个课题组对研制水稻人工种子是再适合不过了。”

“您们之间合作一定不错吧！？”我急切地问。

“很好。我们三个人都是中年知识分子，身体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我。但为了在人工种子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我们首先思想沟通，大家认为人工种子研究在理论和生产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欧洲共同体制定的尤里卡计划，就把人工种子作为一项重要研究目标：列入计划。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人家。我们三个人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遇到困难，互相帮助，共同讨论。这样就能比较好地在研究中取得主动。其次，我们各自所在的实验室财课题组开放，畅通，只要时研制人工种子有利，可以随时到对方实验室进行实验。第五，实验材料相通，我们从来不对对方封锁。那种把知识、材料看成私有的东西，是不利于今天在高技术领域攻关的。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十分敏感的问题，即成果出来之后的署名，谁先谁后，往往争得脸红胖子粗，互不相让。而我们三人则互相谦让。消息在报上发表前，我多次提出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而他们二位则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我是受之有愧啊。目前我的身体相当差，已几次胃部大出血了。我唯一的希望，争取2 ~ 3年时间，使水稻人工种子能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邹高治副教授对他们的事业充满着希望。

“水稻人工种子”许多技术难关，都被我们克服了，如电装胚状体的高分子材料，经过无数次的筛选，终于在纪才圭的实验中选定出化学上稳定性，又有一定强度、适宜播种和运输、更有利益胚状体的发芽和出苗的材料。这里面我们的老倪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最早搞成功的芹菜和花椰菜的人工种子是在倪德祥的带领下做成功的，没有这些，哪来的水稻人工种子呢？所以，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我是有愧的。

老邹在谈到这一成果时，他总是不忘他的两位合作者——倪德祥副教授和纪方圭副教授。我在采访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及复旦大学的领导和科研处的同志对这一课题的关心，从人员组成到科研经费，都给予了特别的支持。

从1985年列入课题到87年，仅仅两年时间，“水稻人工种子”这一被国际生物技术界公认的难度很大的课题，终于被我国的专家攻破了。当人们看到第一批人工种子水稻秧苗茁壮成长时，我们为中国的科技人才骄傲。在千千万万的普通科技人员中，邹高治是普通的一个，同时又是不普通的一个。

据我所知，邹老师家住上海徐汇区的长桥，在上海市的西南角，复旦大学则在东北郊。为了做实验，他每天不得不在早晨五时起来赶往复旦，下午5时再起回家，到家已是七八点了。光在路途每天就要花5 ~ 6小时。寒来暑往，邹高治从不间断，连暑寒假也很少休息。他一心扑在人工种子研究上，直到胃部大出血。他实在无法坚持在实验室里工作，才被迫住进医院。可他的心却仍然在人工种子上，还念念不忘如何使这一成果产业化，为我国的农业发展作出贡献。

当我离开医院时，心情显得十分沉重。我在想：如果邹老师早一点发现自己的病……，如果他不是起早贪黑地拼命干……，如果他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如果……。

邹高治老师虽然病魔缠身，但对事业对未来却充满着希望。我衷心祝愿他能早日康复，重返实验室。使“水稻人工种子”从实验室撒向大地，创造出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