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曾陆续刊登过有关日本、联邦德国、欧洲低地国家等国家科学概况的组译文章、这里再刊发一组有关苏联科学概况的组译文章，以飨读者。
苏联科学研究的改革
编译 汤恩燕
苏联的科学研究事业处于良好状态，研究人员也是精神振奋的。如果经营管理人员能更关心科研人员的需要，让他们在更合理的组织机构中工作，当能发挥更高的效率。
这里刊出一组关于苏联科学现状的评论性文章。
其论点不乏偏颇之处，其中较明显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半个世纪来，苏联科学研究机构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减少和削弱了。科学是有国际性的，即使是不同国家的研究工作者对不同的短期目标进行研究（如发表一篇论文，制造一枚炸弹），都具有共同的长远利益（从获取成果而言）。上述联系的削弱，无论对苏联还是对西方，都是悲剧性的损失。
第二，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先生于1985年3月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是苏联70年来（至少60年当中）所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戈尔巴乔夫打算实行改革，使其繁荣昌盛，但要坚持它的社会主义制度。难道别人能要求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破产才能给世界带来安全吗？
第三，没有人能够预料，戈尔巴乔夫的冒险能否成功。历史的优势不在他那边：俄罗斯只能缓慢地变化。虽然苏联的知识分子团体似乎是支持他的，但并不足以保证他的成功，在以后的几个月，直到明年六月召开党的特别会议以前的一段时间，仍然是很关键的。
第四，苏联政府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对高等教育、科学技术都缺乏远见，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其结果是给苏联留下了低效的民用工业，无力满足社会的需要。
科学与技术，从苏维埃国家创建伊始就受到关心和重视，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开发、维持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资源和财富，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产生上述这些谬误的估计呢？
苏联科学的成就是成功与失败的奇妙混合物。远在革命之前，俄罗斯的科学就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门捷列耶夫是值得回忆的）。打从那时开始，就相继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实践家与一长串实际成就的名单。特别是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最近以来，其它方面也有卓越成就。苏联的科研人员赢得了世界各国同行们的尊敬。虽然苏联科学的特征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优秀研究所和大学科学实践的影响，但仍然继承了欧洲老辈学者治学的传统，也不会因筹集研究基金感到烦恼，不用为自己的职位以及研究机构在获取新知识方面能否找到出路而发愁；有能力的研究人员都能专心致志地集中精力研究工作，也能关心他们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成长。
苏联的其他研究人员，同样是杰出和在学术上享有盛名。他们向苏联政府显示出制造各种具有卓越功能、令人吃惊的新机器的诀窍——各种核武器、将人造地球卫星可靠的送入轨道的运载火箭以及性能决不比其他国家差的核潜艇（只有不多几个国家能制造）。即使是那些希望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科研人员在苏联的国防事业上起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一个在技术上如此卓越的技术国家却无法使莫斯科市民获得足够的牙膏供应呢？
在经济建设上所遭到的失败，苏联政府以及目前苏联人民正在探索其原因，认为这并非苏联科学的过错，主要还是经济环境所造成的（实行“公开性”[1]中，受到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推卸责任，才让科学界做了经济方面失误的替罪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届政府都默认了这一观点。戈尔巴乔夫的力量正是表现在他比历届前任更坦率地承认苏联经济失败的严重程度，以及继续发展下去所带来的危害性。他把大部分指责推到1500万官僚主义者、计划工作者、决策人员，以及民用工业两个部分之间的干涉——生产工厂和它们的消费者。什么事情使他感到困扰呢？按照他的支持者的说法，就是在两个部分之间难以建立起良好的联系，必须给前者以生产消费品所需要均质刺激。这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倒退。
如果苏联的科学界不应受到指责，那么到底能为他说些什么好话呢？看了后面几页，就可以认识到苏联的科技界拥有大量的优秀研究人员，正在对一些重要课题进行富有想象力的研究和探索。这个印象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但是也应清楚地看到，苏联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对西方说来当然是陌生的。苏联人自己也认为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令人费解的是，在苏联这样一个强调计划的巨大重要性国家中，在各个研究所之间人才的分配，甚至工作地点的选择都要大部分取决于男、女学生在校学习时期与他们的教师的关系而定。目前存在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苏联科学赖以运转的经济状况变得更为有效，它将不能适应它所面临的挑战。苏联科学院的温和改革计划完全不足以防止这种危险发生。
这里简要地列举一些现行制度中明显存在的缺点以及如何（用苏联人的话说）克服这些缺点的建议。
缺乏灵活性 在苏联科学研究机构中，缺乏灵活性简直是荒谬可笑的。只有杰出人物才有可能冲破重重阻挠转到其他研究机构去工作，或者径直说服行政当局让他们组建自己的新研究机构，大部分研究人员只能顺从他们原先分配进去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并且呆在那里干、上一辈子。新西伯利亚大学为他们的物理系毕业生能半数留在城市而感到骄傲（其余部分，多数分配到次要的工作岗位）。有不少传闻轶事足资证明，对人员作如此安排，当然不可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结果是使他们趋于消极或不满现实，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科学院的主管人员说“这没有问题”，并且拿出申请调动工作的人员名单说，他们可以与其他单位要求调动工作的人员进行“交换公寓”活动（一种无法预测的互换工作岗位的譬喻，有可能在三至五年内成功或者落空）。令人不解的是，科学院不像其他大型技术人员雇用单位那样，经常公布各个层次的全部空缺，供他们本系统在申请调动工作的人员中按照各人专长进行选择，并在调动工作时予以必要的协助。
剥夺 苏联科学界一切从业人员可以享受优惠待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科学院院士和相同地位的人才享有特权。青年人在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时尤其要饱受艰辛和生活的折磨。但是科研机构的艰难处境与他们有惊人相似之处。那些能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往往是有特殊才干的人（虽然裙带关系能显神通，而且经常发挥作用，只有在苦难中形成的友谊才是持久的）。即使那些在苦难中被磨成粉禾的人，仍然是青史留名的，官方的观点是，去年大学的职工增加了20%的工资（与全日制研究人员标准相同）。“下次该轮到我们加工资了。”难道像科学院这样一个大型科学工作者的雇佣单位不要求他们的工作人员干得更出色，并采取积极措施去消除障碍，提高效率吗？
不公正 善于思考的热心人士评价“改革”（“改革”为俄语“перестроика”的意译）时说道：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相比显得还是次要的，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司法制度的改革。在苏联科学界也适用同样的原则。最明显的不公正案例是，苏联犹太人申请去以色列移民签证时，常常会（不全是这样）失去他们的职业。这与苏联宪法中关于保障民族平等的条款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苏联，一个人属于什么民族，通常根据他的父母亲出生在哪一个共和国而确定，但犹太人始终是“犹太人”，而且在他们的国内通行证上注明）。另一个共同的麻烦，就是在确定谁可以出国旅行方面随心所欲的管理制度，尤其是去西方国家。虽然苏联政府中其他部门甚至连去的机构都能施影响于这方面的决定。科学院的人员均受科学院管辖。他们似乎全然不顾这种随意性是如何侵蚀了士气。很少人对苏联政府或苏联科学院拒发有些出国人员的签证提出抗议。苏联政府一再为此解释：他们是遵守了无差别对待的法律条款的；科学院也宣称，它与外界的关系是明朗和公正的。实质上并非如此，萨哈罗夫在流放中所受到的恶劣待遇就是一个例证。
孤立苏联科学界可以（也应该）做大量工作，从他们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中解脱出来。由于这种孤立的存在，使苏联的科学未能—在世界各国受到它应该受封的尊敬，即使是一些简单的改革措施，也会有助于转变这了状况。诸如开展信息传递服务，防止发生延误、阻挠与西方的信息交流（目前，寄往苏联信件要花一个月时间才能送到它的目的地），要获准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烦琐审批手续可代之以由作者研究单位领导的认可。灵活的旅行政策也是明显有益的，众所周知，旅行的费用将是很大障碍。除非戈尔巴乔夫能实行币制改革，使卢布具有真实的价值。关于加强国际联系这一紧迫问题也有待排上议事日程。例如采取措施使低电脑化的苏联科学界与各国已经完善建立起来的电子数据网络连接起来等。
贫困 苏联科学研究事业受到仪器设备缺乏的严重障碍，其缺额之大不是光靠向国外购买所能解决问题的。目前科研人员的兴趣异常广泛；要为每一个人都提供最近代化的研究设备是不切实际的。从长远看来，这一严重问题只能等到苏联工业生产中的弊病得到医治以后才能解决。同时紧迫需要让苏联的科研机构有更多的自然增长，以改变那种经常是随意分配硬通货供他们到国际市场去购买仪器设备的办法。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从目前兴趣出发所制订的设备开发计划可以自由与外国公司进行洽谈，但不能产生速效。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本主义解决办法是，苏联可以在国外购买一家仪器公司，用以生产它自己设计的仪器，投放国际市场，然后利用其收益去购买自己不生产的东西。
管理不善 苏联的科学研究事业，从它的绝对规模看，要做好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与西方国家比较，它的科学研究机构有许多需要自己解决的问题，例如为它们的工作人员提供住房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在科学研究的整个工作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应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重大的研究课题上去，例如空间研究、等离子体物理或高能物理等。
对比之下，对日常工作的管理就很不周到。这方面最足以说明问题的是，为什么某些次要项目往往随随便便地就通过，在科研计划中存在着大量不必要的重复课题（大多数存在于生物学领域的各个研究所中，例如对于细胞膜的协作研究，相互间很不易区分开来），科学院对担任十七个学部领导工作的院士提出的要求太多，并要他们对争论中的问题处理出结果来，从长远看来，在高温超导现象的后续性研究中也许下不少诺言，并要求有兴趣的实验室参加研究基金的竞争。人们有兴趣地注视着这个头等的全国性竞争项目的研究；补助金分配到底怎样得到裁决。实际情况是，苏联是唯一不存在这类竞争的科学大国。
另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机构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科学院内部工作上的矛盾。事实上科学院既是研究机构又是一大批知名人士的社团，很自然就会在苏联政府内产生重要的集团影响。这两个功能都是重要的，但二者之间很不容易互相调和。谁与某一个研究所关系密切，就会给予较多的关心。科学院未能妥善克服并消除自身的缺点。一个平凡的真理最能击中要害：一批被选拔出来的在研究工作中享有盛名的人士未必是能转变那些工作疲沓的研究机构的面貌的好的管理人员。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有些院士曾为反对科学院趋向于成为苏联政府中的科学部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然而形势的发展正与他们的意见相反。现在科学院正朝着选举有管理才能的人作为院士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才能在长期发展中将发挥潜在的影响和作用，无论是科学院或者是它的大师们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它能明确管理上的职责，以代替单纯集中精力去设想研究方式或研究补助款项的分配，难道不会使工作做得更为有效一些吗？这样一种转变也有助于消除在苏联的科学规划和工作中日益削弱的伟人的影响。
在指导研究工作中，保持大学与研究机构之间较好平稳也是紧迫的需要，苏联依靠正规的研究机构而不是大学去开展科学研究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与中国相比也是如此），没有人认为大学可以垄断基础科学的研究，现在有充足的理由说，苏联的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应有良好的尝试，采取这一措施对提高学生的教育质量的潜在好处是很明显的，同时也大大有助于改变苏联科学研究中那种封闭式结构，可吸引更多人参加到科学研究系统中来，当前存在的部分困难是这个制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终身制的；青年人适合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数要由同一领域中早参加工作并有学术影响的人审定。在目前这样的气氛中，要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是困难的，苏联的科学研究干得非常出色是值得重视的。但是，男、女青年未能或多或少地在他们事业开始时就委身于科学的某一个特殊领域，这难道能认为是妥善的安排吗？
[nature，1987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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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稿系拉丁字母拼写的俄语单词“гласность”意为“公开性”
协调与管理
编译 汤恩燕
苏联科学院从创建时开始，就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
目前，科学院下属250个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列入工资名单的科学家有200，000人。科学院不仅仅担负着苏联大部分科学研究任务，而且由于它的威望及其成员的人影响，使其对苏联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足为怪，它的250名院士受到广泛的尊敬并公认为“强人”（但有些院士却避开了这个第二属性）。在社会地位方面，科学院院士大致可与政府的部长相比拟（在苏联，这样的部长很多）。科学院的影响的增长大约是1933年，从列宁格勒迁到莫斯科时开始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院士在承担带有全国性的重要研究课题，特别是苏联的国防科研课题方面作出了贡献。
最近几年，科学院的院士们在处理金国紧急事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比较突出的有副院长维里霍夫在处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中；副院长奥甫契诺科夫在促进生物工程的发展并使其形成工业格局方面。以及在萨格捷夫院士的空间研究所的努力下促进了太平洋地区空间计划的上马等。
当然，现在还有其他一些科学院，诸如农业科学研究院、医学科学研究院。这些都是全国性或者叫“全苏”的研究机构，它们都是以苏联科学院为模式创建起来的。事实上科学院未能遏止李森科和他的以农科院为基地对苏联农业所产生的影响；看来这是科学院当时的一个“黑标记”。李森科的失势，对科学院是有帮助的。
苏联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也各有他们的科学院（俄罗斯共和国除外），在他们之中，另有250个研究所。为了行政管理上的需要，苏联科学院将西伯利亚的工作分出来，于1958年建立了一个分院，这就是远东和乌拉尔分院。像列宁格勒那样的中心城市，连同一部分重要研究所，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类似于远东分院那样的地区自治。
虽然这些分设的研究机构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然而他们的工作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要接受总称为“大科学院”的协调。大科学院经常提出倡议，建立各种委员会以协调其他具有全国性的重要项目的科研活动。
基于这一精神，科学既在开发陶瓷超导材料方面，为了捍卫苏联政府的利益，始终掌握住领导权。在这个领域中，首要的一点是弄清楚这一现象的性质；科学院还开辟其它新的研究领域，邀请一切对该领域有强烈兴趣，并有能力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所申请研究经费；高等学校和其他公共研究机构也参与其事。
对科学院开展科学研究的兴趣进行管理是相当复杂的事情。科学院内设十七个学部，每一个学部接受“学术秘书”的领导，由他负责协调有关研究所之间的工作并组织科学委员会举行专门课程的学术报告。这些，连同科学院的副院长和十七位不承担中央行政工作的院士，科学院院长的教学术秘书，共同组成科学院的主席团，每周集会一次。
个人院士从属于一或二个学部。他们的任务是参加讨论并影响问题的决定，诸如重要工作岗位的人事安排（如任命研究所的所长）。
科学院与苏联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是很复杂的，科学院是部长会议的产物，实质上是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科学院的工作和它的长远规划，（其他几个科学院也是如此）都是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
[nature，1987年10月29日]
科学界的不同作风
编译 汤恩燕
在学术年中，每逢星期三的早上，刚过七十的科学院院士V. L. 京兹伯格准时在莫斯科列别捷夫研究所举行“习明纳尔”（课堂讨论）。任何人都可自由参加。听讲的人都是各取这样的机会在西方各国是没有的。在发言中，京兹伯格说他在读书时发现了一些有兴趣的东西。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于是讨论逐渐集中到他想要特别说一下的几个问题上去，那可能是物理学方面任何一个理论课题，但是京兹伯格特别感兴趣的是超导现象，最近一些日子，经常讨论的是关于新陶瓷材料中超导现象的机制。听众很多：研究所里的最大演讲厅屡屡爆满 · 每次习明纳尔的时间抓得很紧，大约在一个小时内结束。
这样的活动说明了苏联科学界独特作风的某些情况。伟人们勤奋地实践了苏格拉底的问答方法，乐意承担风险，与他们的高级同僚们采取无讲稿公开讨论会，使他们的学生们受益；他们的智慧也在公众中留存下来。这种治学方法的原型是列夫 · 兰道（他在一次车祸中悲剧性的致残，1968年去世。留下一些堪称杰作的教材）。
在苏联，有不少人可以经受这样严峻的考验。另一个例子是Y-B. 泽尔多维奇院士。他与萨哈罗夫一道负责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他负责指导一个每周三小时的关于天体物理学的习明纳尔。他的学生被告知，即使他们预先知道学术报告的内容对他们关系不大，但也得准时出席。或迟或早，他们总会被指定要参加泽尔多维奇在后几次习明纳尔上认为是重要的论文的讨论会。
由理论物理学家主持的这些出名的习明纳尔并非偶然，他们从事研究的领域既是苏联科学界所崇敬的巅峰，又是大多数苏联科学家受教育的起点。这是苏联科学界简化作风的基础；这毕竟不是“制造科学”，用基本概念去解释现实世界。
每一项理想的研究工作都应有新的假设，对其推断和结论进行理论上的探索而且与实际观察相符合，或者有时仅仅是常识而已。即使是那些长期在实验领域中工作的人们（例如仪器设计人员）也为他们赖以设计制造仪器的原理的细节问题犯愁。没有理由相信，采用第一流设备就能改变这一工作方法。那种要求大多数实验工作者都具有坚强理论基础的制度是明显有益的。那些作学术报告的人是得益匪浅的；人们对自己所作研究工作的阐述是从起始阶段开始的。
当然也有副作用，即：为什么苏联科学界的许多论文均以过分理论化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科技杂志也是如此），同样的传统（大部分是成功的）渲染着对学生的教学方法；国立新西伯利亚大学的力学导论课程是从特殊相对论开始，也没有人感到奇怪。这里附带提一下：苏联分子生物学领域，从物理、化学研究机构调集了足够的工作人员，参加这门交叉学科的研究。
苏联科学研究组织系统的另两个特点进一步显示出苏联的科学；研究作风不同一般。其中意味深长的是苏联科学集中突出个人。人际关系——教师、学生、同事，这里暂不提所长与院士——与西方国家比起来，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部分原因似乎是：在科研队伍中，权力和个性（纵然还发挥得不够），的确是走向成功的条件。
制度的僵化把一伙人拴在一起多年。在这一条道路上，教育制度使青年人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与指定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从而强化了研究人员的人格化。完成三年大学教育以后，优秀学生进入科学院所属研究所（成绩较差的则分配到其他研究机构）。再过若干年，可能被指定跟某一位高级专家一道工作。如果成绩突出，他们的关系就可能持续下去——或者十年，或更长些。
一个经常供闲聊的话题是：人们常常吃惊地获悉：某些不断得到提拔的新星，原来是“某某人的学生”。另一种情况是，伟人们都热衷于广泛收罗合作者，甚至到各研究所去寻觅人才。于是就形成了学派。对于那些在网络核心工作的人们，如果工作出色并做出成果，将得到奖励。随之而来的就是学术上的威望，甚至有机会让他们组成新的研究机构。
像京兹伯格和泽尔多维奇那样的人是深悟受人崇敬的真谛的。他们不允许外界的繁琐事务分散他们的精力（京兹伯格盼望科学院颁布新法令，使他在下一年初能辞去列别捷夫研究所理论物理实验室主任的职务）。有些知名人士甚至连担负教学任务都嫌麻烦。
这种趋势产生的阴暗面就是：苏联科学界由重要人物（内有少数妇女）占据关键职位已形成一个模式，它对那些在业务知识方面的发展缺乏信心的人尤其是一种诱惑，他们仿效这种模式去追逐名利，企图加官晋爵一科学院和政府委员会中的委员、主席、杂志的主编等。
这类“权力掮客”在苏联科学界起着不小的影响。他们并非无能之辈，而且常常是优秀科学家，但是他们肩上担子压得太重，工作过分紧张。当他与那些有靠山的心腹攀附上荣辱与共的关系以后，工作就可以不负责任。在追逐忠诚和令人沮丧的不忠诚过程中就滥用权力。
这种现象并非苏联独有。纽约洛基菲勒大学第一校长，已故的D. W. 布朗克就是这样一种人。不过“权力掮客”达到这样程度的，在西方远远不如苏联普遍。或许这是由于苏联的等级制度特性所决定的；或者是受到传统的影响。最近以来，日益增长的年龄不再是担任公职的障碍。这一现象，当那些伟人凌驾于科学愚人之上，或者把他们的名字加到他们的低级同僚所写的较出色的科学论文上面去的时候，是特别令人苦恼的。
[nature 1987年10月29日]
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
编译 梁克莹
用任何尺度衡量，苏联高等教育机构都是相当庞大的?在校学生人数约500万，每年还要录取100万以上的新生。他们分别在近一千所高等学府中受教育（更确切地说是896所），大多数学生都在他们爱好的专业中学习（例如，医学、管理和外语等）。另外，还有69所高等学校由于课程设置广泛也称作大学。
标准课程设置中规定，学生学习五年后才能取得初等学位（但是像莫斯科理工学院的高等学校需要六年）。初等学位的前三年，学生在学校内学习，然后被分配到各种不同种类的部门（例如，从大学的理科各系分配到各个研究所，或从师范学院分配到中学）。
进入高等学校是需要竞争的，根据一年一度的国家毕业考试成绩录取学生。但是，有些大学自己举办考试，以便从其它方面有资格的申请入学者中挑选学生。从整个苏联来看，高中学生升入大学的比例不到20%。
列宁格勒大学正计划把每年一度的考试从八月份提前到七月份，以便能竞争到通常是由莫斯科大学选拔的尖子学生；因为莫斯科大学的考试时间传统上安排在七月。
近年来有能力的学生为进入高等学校（尤其是大学）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其部分原因是各高等学校已逐步地认识到，为长远打算，学校的前途将取决于毕业生在生产岗位上受欢迎的程度。因此，和处于困扰的英国大学一样，苏联的大学也鼓励他们的教师为中学生举办科普讲座，以激起学生的兴趣。
大学和综合性科技院校（不同于单科院校）是向研究单位输送科技人员的主要来源；他们与各研究所成员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研究人员受聘为高校的教授，他们既负责制定有关专业的全部教学计划，又为高校提供各方面的师资；师资通常是这些受聘教授手下的科研人员。
各地的情况可能不甚相同，有些地方（例如新西伯牙姆E大学）的有关研究所不仅负责初等学位后期的教育，而且还负责前三年的教育。初等学位由大学自己授予，但是大多数高等学位由国家学术委员会批准和委托的各有关研究所的学科理事会授予。
包括莫斯科大学的竞争者在内，人们普遍认为莫斯科大学是一所突出的多功能高等学府，列宁格勒大学贝以其拥有雄厚的科研力量自豪。
授予高等学位的这两种途径都是很繁琐的。无论是副博士学位的授予还是博士学位的授予都以论文为依据（博士学位要求专题论文）。学位授予单位负责传送论文副本给有关领域的知名人士审查，并提出评语，以便审查委员会研究考虑。最后，申请人进行公开的论文答辩。答辩时可以有评审听众参与，每个评审听众都有权向申请人提问。
如果苏联大学的混乱程度再小些，那苏联大学与西方大学相比更像一个“教育工厂”，部分原因是被有关研究所渗入的各系彼此相互隔离。受专业化的研究所支配的课程设置也使教学方式显得僵化。例如，研究等离子的物理学家感到不理解的是生物学家何以会对等离子应用感兴趣。个别大学与职业教育脱离，（例如医学院校）这也使苏联高校丧失了在西方称之为丰富多彩的多面性。
如果高等学校（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除外）要想搞科研，则各学科之间的协作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经过包括科学院，甚至各部在内的高阶层委员会批准。
［nature，1987年10月29日]
世界性的苏联大学——列宁格勒大学
编译 梁克莹
在科研方面处于全苏第二位（仅次于莫斯科大学）的列宁格勒大学的问题在于她接待客人的条件和她在世界上享有的声誉很不相配，更不用提她的预算资金了。目前列宁格勒大学还要容纳从15所国外大学申请学习俄语的大学生。
列宁格勒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签署的协议规定每五年互换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师和学生。加利福尼亚大学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名单是很令人注目的，反映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规模和良好的素质，这些学者似乎都想来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比莫斯科更优美，更整洁。情况的确如此。列宁格勒有三个特点：环境条件好（涅互河比莫斯科河宽），历史悠久（曾是沙皇首都和革命发源地）和有通往西方门户的声誉。除了相加利福尼亚大学达成的协议以外，列宁格勒大学已经和国外其它大学达成了27个协议，尽管大多数协议是较小规模的，许多协议是和东欧签定的，但也包括汉堡大学，大阪大学和巴塞罗那大学。据统计，去年有500名国外的访问学者来访；他们大多停留1 ~ 2周。
列宁格勒大学在苏联的科研方面规模是很大的。她是苏联国内在大学建立研究所的第一所大学（1920年），现在有9个研究所，而莫斯科大学只有3所。在教学上这类研究所和校外的研究所所采用的方法相同；大学三年级结束时，学生可以在某一所研究所研习。一直在研究所搞科研的学生可以得到副博士学位。该校研究所的规模很大，拥有近2000名工作人员，这可能是整个大学人员的40%（其中464人是资历很深的教授）。大学研究所的科研设备远优于科学院的研究所。
列宁格勒大学共有2万名学生，其中1.3万学生是全日制。他们大多数来自俄罗斯共和国，有］500名学生是来自苏联其它加盟共和国。这些外来的大多数学生都是由不属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研究晓选送到列宁格勒大学作研究生的。不论列宁格勒大学还是莫斯科大学都采用这种方式培养研究人员。
统计研究费用是有些困难的，每年的预算只有5000多万卢布，其中工业部门（甚至工厂），至少提供2000万卢布。每年从高教部拨款2，100万卢布，而从政府只得到900多万卢布。此外，大学行政部门要付给工作人员工资，为外地学生提供住宿，每月付给学生76卢布的助学金和为日常科研工作服务。幸运的是用于工资等固定开支不到总开支的76%，因此有一笔可观的费用可用于购买设备等。
目前有一种迹象表明中学生有不想学理科的倾向。正像其它大学一样，人们注意到，尽管列宁格勒以教学和自然科学教学著称的中学很多，但申请学理科的学生人数下降了（10年前景取学生的比例是7：1，而现在是2：1）。
因为在申请的学生中仍有志才于理科学习的年轻人，所以像其它大学一样列宁格勒大学并没有失掉勇气，大学为中学最后两年级的学生提供理科讲座，并在假期安排中学生来校参观。
按西方标准来看，列宁格勒大学正像她在国内所享有的声誉那样，的确是一所杰出的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以她对政府和工业部门的关系感到特别自豪，她对政府和工业部门起到了顾问的作用。
列宁格勒大学也面临着和苏联别的地方一样的严重问题，即科研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科研人员日常生活很艰苦。官僚主义以及研究设备缺乏竞争性的状况，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大学的情况将有大的变化。
[nature，1987年10月29日]
培养年轻人才的摇篮——新西伯利亚的一所特殊中学
编译 梁克莹
新西伯利亚专门学校上个月作为东道主接待了美国的两所著名的私立中学的来访者——菲利普斯 · 依格泽特中学和安多维中学。该校举办这种活动的目的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而后，这所学校将去美国汉姆普舍尔回访。拥有650名学生的这所专门学校是苏联按照高材生条例建立的十二所学校之一。条例规定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成绩突出的学生应获得专门的指导和教育。这些学生都是根据学校、地区和国家每年一度的奥林匹克数学和物理竞赛，从苏联乌拉尔以东的整个地区选拔出来的。
这所学校的教务长，物理学家米阿依尔 · 拉夫连齐耶夫博士承认挑选这样一小部分学生是有偶然性的。
这种面向问题的奥林匹克竞赛体制要求学生改变他们的用脑筋的方法（例如：人们烧火鸡时，为什么总是仅沿着一个方向撕皮？注：出题时总有厚此薄彼的情况）。因此，专门学校开始举办暑期训练班，帮助高中学生了解学校的要求。
专门学校的课程，和在任何苏联高中前两年所学的课程没有任何区别。例如，教师将教授学生微积分，但是不打算要求学生计算类似∫ex2dx这样的积分。课程设置的目的就是要给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学校从1972年开始上计算机课程，但学生并不能想何时用就何时用计算机，因计算机数量有限。
这所学校和新西伯利亚的科研机构之间保持着联系，35所科研所的研究人员在该校肩负着教学任务。
[nature，1987羊10月29日]
事业在西伯利亚重新开始
编译 梁克莹
如果说被派往西伯利亚去工作是个灾难，那自己选择去西伯利亚一定是件蠢事。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成语或许能解释米哈依尔 · 格拉切夫为什么要担任伊尔库茨克湖沼研究所所长。依尔库茨克位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坐落在西伯利亚平原和东面山区的交界处。
格拉切夫说服了20个同事和他一起离开新西伯利亚去东面的伊尔库茨克，这种冒风险的行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不仅对正常情况下不允许人员流动的行政机构的灵活性是一种考验，而且从学科间交流的角度来看也是对公开性的一种考验。
伊尔库茨克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西伯利亚梦幻之地，而只是有近百万人口、一所大学和一座普通的非旅游旅馆的典型的苏联小城市。与城市隔河相对的是一个科学城，格拉切夫就在这里的湖泊研究所落户了。他想把贝加尔湖变成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地，其指导思想是：贝加尔湖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作为生态学家的格拉切夫把懂水生微生物学的一批研究人员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坚强的核心，还组织了一批有献身精神的懂仪器制造的科技人员，发挥他们的技术才能为研究贝加尔湖服务；同时也能使开始发展的苏联测量仪器制造工业有用武之地。
他的一个同事，塞尔盖 · 库茨明已经研制出一种液相层析仪，仪器中有一种两光束分光光度计。库茨明声称此分光光度计对昂贵的纯净溶剂的需求量要比西方的同类产品少。另一位设计人员正和列宁格勒的一研究所合作，共同研制一种新颖的相灵敏的分光仪（打算用于测量受污染的贝加尔湖的基线）。还有一组科研人员正研究合成低核苷酸；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格拉切夫正物色愿意把自己的抜术用于研究贝加尔湖物种进化史的有抱负的生物学家。
此外，还有一些悬而未解的更为激进的想法。格拉切夫肯定地认为，贝加尔湖是太令人感兴趣了，以至于对它感兴趣的状况已超出了苏联的国界。格拉切夫希望把对贝加尔湖的研究国际化。首先，格拉切夫计划从西方找一位愿意到贝加尔湖游览的生物学家，而后叫他派一名愿意“靠卢布生活的”和“与我们同吃同住的”研究生来。他这样做的暗中打算是想和西方科学工作者加强联系。
格拉切夫财伊尔库茨克有较现实的打算，他说：“我们应当进行更多的教育工作”，毫无疑问，在一定的时候这个计划会付诸实现的，但是，这将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和到西伯利亚来创业的其他人一样，格拉切夫这种冒风险的行动乃是一种精神上的冒险。远离其斯科意味着机会的增大，但也有被人遗忘的可析性，格拉切夫确信他受到现任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院长，科学院院士瓦连钦 · 考波梯尤格个人的支持，他相信他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会扭转人们的思想，去破除苏联科学界人员不流动的传统和许多落后的习惯；到来年的冬至时，甚至那些不愿意参加他们的冒险行动的人们也会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发来致敬电的。
[nature，1987年10月29日]
小规模高技术企业
编译 张敬贤
在苏联，小规模高技术企业具有灿烂的前景，现在，苏联的改革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经济体制，容许开设合作企业，也容许家庭企业的存在。到目前为止，人们密切注视着在农业和园艺中崛起的合作企业，自由市场出售的货物大都是由他们供应的。
目前，至少有两个技术领域，给企业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即计算机软件开发和用遗传工程方法所取得的诊断试剂的开发。苏联取消对合作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是容易理解的。共产党人指责资本主义的主要缺点之一是：个人剥削其他人的劳动。合作企业则是共同劳动，共负盈亏，但是，到目前为止，合作企业并未受到鼓励。尽管气候发生了变化，人们还必须坚守在他们应该工作的岗位上，给合作企业安排的周转资本仍然是相当少的。因此，苏联法律也不准备像西方那样给企业优惠的贷款条件。
小型计算机软件的雏形商社（据说在莫斯科有6家），是不难想象的。技术人员在工作单位简单地使用着计算机，但是在业余时间却积极开发新颖的或客户订购的软件，在莫斯科从事分子诊断的合作企业人员，据粗略地估计，约有2人，他们的任务，例如，鉴别并克隆潜在的生物试剂、细菌和病毒的抗原。客户包括那些从事私人开业的医师。
直到本月初，有可能参加合作企业的成员仍是犹疑不决，据参加合作企业会议的技术人员的看法，企业组织者似乎是“仅仅关心赚钱”。这些潜在的成员准备再仔细考虑后决定其态度。
[nature，1987年10月29 日]
西伯利亚科学院城
编译 张敬贤
新西伯利亚的科学院城，是苏联最大的、负有特殊任务的民用研究区，它在新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市北约35公里。它于1957年奠定了基础，现在已成为苏联主要的科技中心。这里除了有好几十个科学院属研究所外，还有西伯利亚分院的院部，农科院的研究所、医学科学院的研究所，以及若干个生产部的研究所。这里总共有100多个研究所，拥有7万工作人员。尽管许多研究工作都由科学院确定，但课题都经过深思熟虑，使研究成果能用于解决西伯利亚特殊问题。
研究所的许多工作人员可轮流到科学院城的大学或者中等专门学校去从事教育工作。
对于大多数研究所工作人员来说，科学院城就是他们全部生活。他们并不因地理上的偏僻而与世隔绝，绝没有闭关自守的保守观念。因公出差的经费很充裕，诸如在高能物理领域，参加国际会议和参观实验室等出差是经常的。从各地、甚至从国外来的参观访问者也是络绎不绝。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所的干部的年龄都比较老化；而出生在科学院城的人，长大以后不愿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当科学工作者，而想离开这科学院城。研究所的人员补充速度比30年前慢多了，当时许多研究机构都是从零开始。科学院城建造在西伯利亚至少有这样一些困难，老年研究人员去首都参加会议在旅途消耗的时间太多，有时甚至一星期去一次。
建造众所周知的科学院城是成功的吗？这要根据成功的要素是什么来判定。新西伯利亚与基辅或哈尔科夫相比，则前者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这是无可争辩的。至少，数学和核物理研究所是享有国际名望的。同时，经济研究所和工业工程研究所也赢得很高声誉。在西伯利亚集中了那么多的研究机构，对西伯利亚经济是个冲击。新西伯利亚的许多研究工作倾向于实际应用，特别像地球物理勘探和矿石处理更加重视，因此苏联在这些领域的工业相当发达，这可能是联系密切有关。
但是，对于一个来自西方的访问者来说，这城市最令人惊奇的是，到目前为止它还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大型科学城。确实，许多部属研究所实际上是试验工厂，而核物理研究所也仅仅是出于实验的需要才建造工业电子加速器，有鉴于此，这个科学城试图不仅变成远期工业的研究基地，而且也成为短期工业发展中心，以利迅速推广应用研究工作者热情创造的新发明。
[nature，1987年10月29日]
西米阿基生物工程研究所
编译 张敬贤
谁要是认为苏联的研究员都是在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工作，那么他参观了西米阿基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后就会纠正他的想法。研究所位于莫斯科郊区。研究所大楼及其内部承备，在十年中投资1亿5千万美元，比一般的耗费要高出一半。
研究所大楼里有一个计算机中心和一些小规模试验工厂。有一幢楼进行放射性试验，并且设置了研究人员的保健中心。从物质上说，该所的实验室比西方最好的实验室还要好。旧金山的基因工程的工作人员与之相比，似乎是圈在兔子棚里，如他们看了新建的西米阿基研究所后，可能会发生罢工。
研究所内有220名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其中许多辽化学家，全所总共有1200人。研究所建于1959年（李森科时代），原来还只是一个自然生产实验室，而现在已成为科学院生物工程领域的排头兵。研究所是52岁的科学院副院长尤里 · 奥夫琴尼柯夫院士精心创建的，他长时期热衷于生物工程研究。
生物工程研究所的大楼为什么如此豪华，远远超出了洁净的要求，是否把它作为其它研究所仿效的典型？还是苏联特别重视生物工程？是否两者兼有？或者还有什么其它原因？
每年有50 ~ 60名学生进入研究所，他们都得到很好安排，他们有一套非常优越的研究室和实验室（走廊都铺有亚洲式地毯）。研究所在莫斯科物理 - 技术学院和国立莫斯科大学都设置生物研究组。该研究所研究计划的很大一部分多少同西方研究的课题一样。单克隆抗体的生产是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同时研究艾滋病病毒的诊断、乙型肝炎以及土豆花叶病病毒。肿瘤坏死因子（TNF）的分子生产技术，正在日益完善，对人体进行临床试验的动物毒性试验即将开始。
奥夫琴尼柯夫从1972年起，就认识到，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需要某种物质的提供，诸如限制和放射性化学物；现在，在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里加市建造了限制酶的生产厂，里加市同时也是此项研究的分中心，特别在毒性试验和临床试验的组织工作方面。
奥夫琴尼柯夫在中亚细亚的塔什干也安排了放射性化学物的生产。但是供应经常中断，特别是在夏季，停工的日期甚至长达磷 - 32的一半12天多，这不是奥夫琴尼柯夫的过失，而是生产部门的问题，为此，按特定顺序生产的低核苷酸并未达到理想程度。
［nature，1987年10月29日]
又一个李森科的叛逆者
编译 梁克莹
不应将分子遗传学研究所和分子斗力学研究所或舍米亚京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混淆。这三所研究所都在莫斯科，令分子遗传研究所自豪的是：它是在李森科时代为坚持合理思维而建立起的研究机构中派生出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列别杰夫研究所物理研究室主任理论物理学家伊格尔 · 达姆劝服了当时的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伊 · 沃 · 库尔查托夫，请求他在他的研究所内为一批有正确思想的生物学家提供庇护场所。经历过那个时期现在仍活着的人时常回忆起当时所处的窘迫处境；政府官员询问当时称之为放射生物学研究忘的成员们，为什么他们在这么感兴趣的科研领域中很少有进展。在那些年代里，大部分精力必然地要放在跟上西方当时的，发展形势。但是，即使是在那些几乎是惨淡的日子里的年代里，还是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凯辛当时是这个研究室试验室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学者，他两年前已逝世。这位脱颖而出的学者在苏联首次将化学方法用于基因表达的研究。凯辛去年被追赠列宁奖；凯辛的同事们还抱怨，《自然》杂志都不知道凯辛所做的工作（见Nature 321，6；1987）。凯辛在分子生物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导致1953年发现DNA结构的那些年代中马可思 · 代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所起作用很相似。
按苏联的标准，该研究所的规模是小的，350个科研人员在14 ~ 15个实验室中工作。苏联研究所的最小基层单位——实验室，对于雇用什么人和进行科研项目等事宜都有权决定。
—些实验室有生产业务的职能，例如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示踪化合物，以供给本实验室或其它实验室使用。其它实验室，例如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可以为本实验室或研究所的其它实验室提供服务。研究所似乎还没有建成一条人工合成低核苷酸的生产线；结果，研究所的个别成员在别的单位他们的朋友的协助下正安排生产他们所需的序列。
从目前研究所采用的工作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凯辛的影响：有一个实验室正从事大肠杆菌RND聚合酶的工作；而另一个实验室则搞染色体基因不稳定性的分子基础（这是凯辛最后一篇专题论文的标题），它在分子遗传实验室中已经成为把微米（μn）单位的噬菌体整合到细菌染色体的方法。
设备问题总是很伤脑筋的事，标准实验室设备有现成的。分子遗传研究所只能凑合工作，没有外汇买西方的设备（但是结构分析试验室有一台用于数据处理和加工的IBM公司的微型计算机）。这个实验室和英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达累斯巴瑞试验室有协作关系。几年前研究院就带头建工厂以便在塔什干生产同位素示踪化合物和在威利纽斯以及新西伯利亚生产限制酶。但是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会发生。放射性磷γ位置示踪核苷酸的活力达不到应有的水平，而当塔什干工厂停止生产或是由于例行维修而中断生产时，禁止在国外购买原则上在国内可买到的材料的规定简渲是件伤脑筋的事。
和其它研究单位一样，这所研究所也是吸收顺利完成前三年课程的大学生。该研究所主要和莫斯科理工学院和莫斯科国立大学有来往。莫斯科理工学院的学位需要六年，而大多数学校五年。教育思想是：等生在毕业前一定要咬紧牙关学习专业课。这种教育体制也有它的好处：允许研究所挑选他们想要吸收的学生，较好的学生可以选择他们要分配到的部门，而其它学生则没有这种待遇。至少在第一年时，学生们受到研究所成员的正式教育。
[nature，1987年10月27 日]
热核聚变架起了交流之桥
编译 梁克莹
自从1951年，苏联就对热核聚变在民用动力生产方面有特殊的兴趣。当时，年轻的安德列 · 萨哈洛夫和已故的伊格尔 · 塔姆草拟了核聚变物理学和热等离子体磁约束原理。由已故的I. V. 库尔查多夫领导过的一个小组已着手建造称作“α”的试验性的环形管反应装置。
库尔查多夫的讲话促成了自此使苏联改革复苏的一项协作计划，对此苏联等离子物理学家感到特别满意。目前，科学院副主席威利科夫负责的一个计划中有6个协作中心，新西伯利亚就是其中之一，此中心也是对已故的安德列 · 布德克尔热诚的纪念，因为他坚决主张：粒子物理装置不应当是昂贵的。他带头响应赫鲁晓夫开发西伯利亚的召唤，和40个同行一起离开了库尔查多夫在莫斯科领导的研究所。
核物理研究所继续研究布德克尔感兴趣的两个项目：一组电子加速器，其中最知名的是5.5千兆电子伏（GeV）的加速器（1958年，因遭到火灾而损坏，目前正在整修和改进）和使用等离子被“磁瓶”约束在限区的磁镜原理做热核试验。共同努力的结果研制出一套处理等离子和电子束的装置（核物理研究所还研制了一系列电子加速器，向国内外工业部门出售）。最新式的磁镜装置是在磁镜末端有20个泰斯拉场的装置，此装置很坚实，足以经得起精密的机加工处理，以达到排除等离子不稳定性的目的。
磁镜的关键取决于正在建造的大型托克马克装置的成功。罗托夫也有同样的看法。库尔查多夫领导过的莫斯科的核物理研究所正在研制一种核装置（一年后将投入运行），计划超过在英国的欧洲TORUS联合公司的环形管反应装置的性能，这种新装置约需五年的时间才能证实用其它方法能否产生聚变。各国使用磁镜的科技人员都有一种紧迫感。
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的_离子物理研究室即将完成诊断技术的研制，用来比较环形管反应装置和库尔查多夫领导过的研究所明年将投入使用的新装置。
像在这个领律中的同行们一样，高兰特对聚变领域中国际间的密切协作感到很高兴，他说协作能使他的研究人员每年有六人出国（每人去一个月）到各聚变试验室去。即使热核聚变证实是不经济的，作出的努力还是很值得的。
[nature，1987年10月29日]
备受推崇的高能物理研究
编译 汤恩燕
在苏联，从事高能物理研究是神气十足的。七月十七日中央委员会宣布：政府下决心提供资金（近十亿卢布），用以建造一座功率为3000 GeV（3 TeV）的质子加速器。最终，加速器将实现质子的工程对撞；每一边带有3 TeV的能量。
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工作由于要实现从新机器的研究探索到一系列的细节准备而受到激励和推动（新机器的第一期工程将于1993年竣工，交付使用。）
21公里长的隧洞中几公里长的一段已经开挖，其直径足够一列单轨地铁行驶，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为额外调集上来的劳动大军提供住房。
这一开发工程的明显特征是，它未经任何争论就确定下来。如果在西方国家，必然要对高能物理的投资与其它科学领域的相关利益进行论证，才能作出决定。
中央委员会，虽然它的高能物理知识鲜为人知，然而它却明显地赞同了研究所的观点：所有的基础科学都是重要的，而高能物理更是一门典型的基础科学，这样的大机器（指对撞机）既是技术开发的刺激物，又是吸引国际合作的手段。七月的决定表明苏联的大型工程项目是怎样由高阶层领导作出决定，而下属单位只是提供资金而已。
塞尔普霍夫位于莫斯科以南九十公里处。可以理解，搞这样的工程不乏饶有兴趣的事情。在美国，关于建造一座超导超级对撞机的选址问题迄今仍在等待作出决定；而英国则对是否继续留在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CERN，即设在日内瓦的欧洲高能物理实验室）这个组织之中都不感兴趣了。毋庸置疑，建造这样的对撞机将有助于表明高能物理研究是从属于国家原子能利用委员会的。
计划是雄心勃勃的，但却是以深思熟虑和工程上的缜密研究为依据的。它的环形隧洞最后可以容纳三台加速器。目前足够建造两台的资金已经下拨。一台400 GeV的加速器，使用常规磁铁；另一台3 TeV的采用超导磁铁，研究所将抓紧时间，向政府申请作出决策，在今后五年中安装第二台超导加速器。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样的战略决策是明智的，目前，争论已经平息，塞尔普霍夫已作出决定，只建一台机器（指超导加速器——译者），它一定能工作得很好。但是各种迹象表明，争论仍将继续五年，即使在高能物理方面也是一段长时间。
无论产生什么后果，目前的一台70 GeV质子加速器将加大功率，办法是更换真空室，降低工作真空度以及更换注射器，这样可以保证在每一个8秒循环中（每一个质子束中含6×1014个质子）将质子数增强五倍。这台加速器发射出去的质子束将馈入大隧洞中的热环，并加速到400—600 GeV之间，然后转入超导环，加速到3 TeV。
正如所有的同步加速器一样，每一只满负荷环，都具有储存功能，保证质子束不受损耗地足敷数小时使用，安排粒子之间的对撞时，可提取适量的质子束并用电磁铁加以弯折，经过250米的轨道行程，实现对撞，这样安排的复杂性，新机器的制造都是很清楚的，新加速器将于1993年竣工，交付使用。
需要立即行动的是，要竭尽全力去制造超导磁铁，这种超导磁铁每根长6米，如果两边的磁铁环同时制造的话将需要2000块磁铁。这种磁环设计时假定真空室内常规超导体（不是陶瓷）的磁场强度为5泰斯拉（Tesla，相当于50，000高斯）。其绕组要埋入树脂并加以烘烤；设计者希望能保持位置，达到25μM以内的精确度。这对发射时能达到万分之一的磁场均匀度是必不可少的。这套装置要嵌装在不锈钢内，然后用研究所工场自制的水压机整体予加应力。
雅尔巴说，工业部门要花三年时间制造并完成这台加速器。这是苏联的实验在受到经济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如何采取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去完成任务的又一例证。为了要生产超导磁铁，这个研究所计划建造一座有三条生产线的工厂，每条生产线每天能完成一节磁环。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以前，必须借调700名技术工人，首先要为这些技工以及他们的家属解决住房问题。这个研究所是1963年创建的，在施工现场上已有30，000居民，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他们的一切需要均由研究所的行政部门负责解决。在30000人中，科学家的比例不大，只有500人。工程师的人数大约是他们的3倍，更复杂的是，杜勃那核研究所（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伙伴们所管理的一个国际性研究所）大约要使用塞尔普霍夫百分之三十的射束时间，为此，必须采取应急措施，保证使用上的安全。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自然，塞尔普霍夫自身并不动摇。自从那台70 GeV的机器从1967年开始运转以来，经常受到游说。在过去几年中，它宣称在探索胶子球方面起了带头作用，电中性的存在仅仅包含着“胶子”，它将夸克凝聚在一起，并留在形成或除去强子的“夸克”后面，或者促使它们衰变。
上月底，着实令人有节制地高兴了一阵子，这就是塞尔普霍夫的研究人员探明了“胶子”（具有相当1.8 GeV的质量）能在四个中性的“π介子”中衰变（每个π介子又能在两束γ射线中进一步衰变）。
塞尔普霍夫在苏联工业中所起的兴奋剂作用是难以描绘的。到1993年（第一台超导环按原计划应在那时投入使用），研究所将拥有全苏最大的制冷工厂（每小时能生产30，000立升液氦），这将是实现4.2 K超导的实质性成就。承担热磁铁等部件加工的列宁格勒叶弗里莫夫电物理仪器研究所，虽然这次加工任务说不上是太专门化，但却与电子工业保持着较多的直接联系。
或许，最持久又不易动摇的副产品是这个研究所在国际交往中显示出他们的存在'。这种交往是很广泛的。法国萨克来的代表团首先访问了塞尔普霍夫，从那以后，他们同美国以及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已开展了近五十项技术合作，仅上个月，该所就举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车间现场会，对拟议中的新加速器实验方案进行研讨。这些活动在物理学的研究方面意味着什么将留待人们去猜测；目前，人们正在计划制造探测器，这肯定是有用的。
反应如何呢？严格的专职人员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能否适时地制造出一台可靠的新机器的能力。至于70 GeV的机器，在近几年是有决定性的一对。
[nature，1987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