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科学哲学对包括社会和历史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所有科学类型进行哲学讨论。

事实上，各种科学哲学本身已对广义应用“科学”这个词作了论证，尤其是狭义的英美的“分析”科学哲学。这主要是由于对诸如科学史、语言对科学训练的意义、理论构建、范式的学科交叉特征、因果解释和理性反思的讨论。科学解释模式和临床经验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心理学）和某些应用于历史人文科学的方法的学科交叉特性以及技术哲学的规范问题也属于广义应用“科学”这个词的问题。

下面简短的谈一下这些问题。

1.科学哲学的某些主要特征属于“解释与理解的论争”。这可以追溯到Dilthey和Rickert**，他们力图将历史人文科学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固有的科学，因为自然科学的现象是被解释，而历史人文科学的现象，即语言的意义或可交流的经验，则是被理解。历史人文科学是“意象文字”。语言的意义是不能像解释地震原因那样进行解释的。

然而，历史人文科学独立一直没有得到自然科学哲学家的承认。而且，除了主张将解释的普适定律模型作为新的科学逻辑的核心外，Hempel，Oppenheimer，Nagel等还宣称可以将其他方法学还原成因果解释。Nagel声称目的性的解释可以用非目的性的语言给出，即以物理科学特征的陈述。T. Abel在一篇文章中对这种还原论的观点作了论断：所谓理解这种神秘的直觉能力是不必要的，充其量理解理论只是一种启发性的谋略。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统一科学论者的反应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理解不可能具有科学方法的功能。Dilthey认为，历史的论证，如意义和价值，不能够保证在人与人之间同样有效或者对语言意义作出可证的释译。释义学的发展也证实了理解在方法学上的弱点。释义学发展成了语言和历史以及交流经验的普遍理论，这就明确地否定了理解在方法学上的意义。

2.认为理解的对象需要目的论的解释，反之，这种解释可用因果性的术语来说明的观点，很快就被证明了是统一科学运动内部的“特洛伊木马”。这主要是由于对科学史的兴趣的复苏。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解释科学家的活动？显然，科学家的行动是不能用普适定律模型来说明的。作为总体的科学家行动的可预见性和有规律性是很难捉模的，需要的倒是目的论的解释或良好的论证。

Popper曾经是统一科学运动的战士。他后来也成了对方法学进行反思的主要人物。Popper用他的证伪主义或猜想与反驳的方法使科学史和科学进步成为了中心议题。为什么科学家要那样做，做实验和提出理论？显然这些问题不能用某种普适定律回答。没有一种定律能够对科学家的想象和创造进行说明。或者说，正如Popper所指出的，科学的结果是不能预测的。对于科学家的行动的解释，我们只得满足于“理性的批判”。Popper的继承者Lakatos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纲领。Lakatos对库恩主义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提出了部分的批判，并由此提出了“经验的和规范的科学的内部历史的相关重建”概念。Lakatos用好的和坏的论理部分地进行了这种重建。

有些作者一直在试图将行动的目的论与因果解释联系起来。例如Tuomela用目的性因果来解释目的论。在整体上，动作的目的论或意向性解释作为因果解释的“人文性替换学说”似乎已稳固地确立了。

然而，作为解释理论的释义学并不能完全归为对行动的目的论和意向性解释。释义学对于其他各种方法来说是基础性的，但作为一种对对象或事态给出意义的理论则有问题。这可能就是Apel观点的基础，Apel的观点认为“小前提的理论性标准化在方法上有赖于释义学理解的认识性成果”。在很多情况下尽管无甚意义，但对于语言则绝非无关紧要。

3.语言渗透于一切科学和它们的哲学之中那是对的，但却很不明晰。语言在历史人文科学及在某种程度上在社会科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更重要也是对的。历史人文学科的许多论题本身就是语言学或者要语言学来传递。然而，晚近自然科学的分析哲学的发展也使语言显示出相似的决定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决定着自然科学的主体事务，因此语言分析便能部分地解决这些科学问题。

空间与时间关系问题就似乎不可能与语义学无关地独立地解决。Kuhn的范式理论同样也得求诸于语言。Kuhn的范式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范式指专业的基质，狭义范式指从案例研究得出的科学训练的范例。通过案例研究便可逐渐显现出广义的范式。语言和科学或语言与（物理）实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范例中十分明显。通过对科学史上著名实验的研究，研究者便学到了受语言制约的或与语言相关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换言之，即研究者通过案例分析便开始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对世界进行知觉和思想的概念工具。因此，狭义的范式也就是Kuhn“将科学哲学深入应用于……语言哲学”的方式（Kisiel）。对科学的进化研究是语言依赖性的，也就是说进化研究法要用释义方法补充。

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丰富进化研究法。结构主义与释义学也是语言和史学的理论。对语言而言，它们均认为术语的意义是由与它相联系的其他术语的意义来决定的，耶不仅仅是作为参照。

语言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对（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进行阐明时所遇到的困难。例如，Popper就意识到观察陈述对有待检验（确证或证伪）的理论的依赖关系。R. Geffrey认为观察陈述本身就是假设，其意义决定于它们在理论中所涉及的及出现的情况。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力图将观察陈述的经验内容与陈述的假设或释译特征区分开来。Popper学派的Watkins将之区分为知觉经验（对经验的主观知觉报告）与知觉判断。知觉判断是观察陈述重建时综合起来的客观部分，也是与经验基础与理论的上层结构同时发生关系的部分。尽管，可以说Watkins是继续企图使判断的经验内容独立出来，但是对经验内容进行理解和释译的方法则不是独立自主的，即不是与理论或检验无关的。确证和证伪的功能必须从一开始便认为是使知觉判断给出意义的部分。否则知觉判断和其理论上层结构的联系便完全成了偶然的了。

从语言的释义学和结构主义理论来看，知觉判断的意义不仅仅决定于它的上层理论结构，而且决定于日常语言的广阔的语境。知觉判断和理论（知觉判断是其一部分）以及科学观念、陈述、一般理论是完全浸浴在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方式之中的。当然，所有这些观点的意义尚难以估价。在这一方面，释义学与结构主义理论受到了Husserl和Heidegger现象学的强烈影响。根据现象学理论，人们对“世界”或“实在”的研究受到了人们意识的或理解的结构的制约。阳常的语言或“日常的生活方式”在实在的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无异于在原则上说，观察陈述就是释译，其意义则有赖于理论。释义学和结构主义仅仅是将这一原理扩展至一切人类生活领域或意识领域。这也就是说，对于科学理解和解释的实在所持的有赖于语言的观点只是各种语言应用中的一般原理在这方面的应用。这似乎是康德主义的关于意识或理解的性质学说。当然，这一原理在科学方面的应用要从其一般原理中取得意义，也就是从语言的日常应用或构建语言的应用的共同原理中取得意义。

一般原理是如何对观察陈述和科学理论起作用的可能并不清楚。显然，这些陈述与理论从更广阔的语境比从理论本身获得更多的意义，例如从科学的进化理论。因为科学陈述与理论是进化研究的一部分，所以从进化思想中获得更广泛的意义。释义学派哲学家或结构主义学派也许要补充说科学理论在科学发展中属于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以科学理论从该历史阶段的文化观中获得最终的意义。技术在知识增长中的作用只是科学与文化相互作用的一个方面。

4.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范式”来打破统一科说。一部分由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促进，人文心理学已开始逐渐取代行为主义***。这是从心理学自身的矛盾冲突开始的，即从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的特征）与临床实践间的冲突开始的。因为那一套经典的方法不足以对付临床实践中的“整体人”的问题。

需要的不是修改方法，而是要新的人类学——对此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提供了材料。这又回到了亚里斯多德的古训，对象或其本质本身决定着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人，特别是精神病症者，是不能用诸如阈值、刺激、反应梯度这些实验概念的术语来完全说明的。至少要用思想和行为的意志论或目的论才能正确地评价人的“本质”——同样也适用于解释科学家的行动。

5.对象决定着方法学的选择的观点导致了在科学和科学哲学研究中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人们已越来越多地承认有三种独立的或部分独立的科学类型。这种独立性不是来自先验的方法，而是来自不同科学对象的本质不同。

对科学的看法改变也影响着对科学哲学的看法。与过去老是在方法上兜圈子相对（如在证实方法上），现在更多地考虑对象本身。因此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紧密联系着。在这一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哲学便反映了历史人文科学的真正本质，并遇到了真正的历史人文科学中的同样的理解和解释问题。

6.不同科学类型的对象不同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不同。在某种场合某种方法会比另一种方法更合理和有效。即使如此，大部分方法并不局限于在它的“本土”上应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科间通用的。

例如，对语言内容进行解释的特定领域，语言意义的释义学的部分一整体学说即可用于说明科学训练中狭义范式的逐渐国际化。因此，对科学进步的解释需要进化的与释义学、释译的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也就是说，科学的进化受到整个历史和文化进程的影响并融汇于其中。作为历史理论的释义学是关于传统的意义（包括规定的意义）是如何世代传递的。

惹人注意的是自然科学引出的方法的交叉学科特性。假设演绎法显然有普遍的应用范围。它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有效性也是明显的，甚至应用于历史人文科学也有某些成功。有人提出释译的释义学部分一整体说就是假设演绎法在语意研究方面的应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关于文学的或艺术的假设便可以像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那样受检验。这是个很令人敏感的提法。但是不管解释的假设演绎模型是否能达到释译的释义学企图达到的水平，这总是个有兴趣的问题。

与在解释、理解论争中通常所假设的相反，因果的和归纳统计的解释对历史人文科学也有用处。正如Bunge所指出的，因果性解释一直在悄悄地进入其他科学。以用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文学为例也不难看出对因果性解释的需要，因为在文学作品中仅仅用对表面的释译是不能对意识形态观念的扭曲作出说明的。需要的是对致使扭曲的因素进行因果性的解释。

理性思考与计算机程序也有广泛的应用。计算机程序可用于对精神病进行分类。对理性行为，理性信仰和理性选择进行当代的哲学分析，可用于科学史的理性重建并用于伦理学和科学学。

所以，从方法的交叉学科性来看，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排斥于固有科学之外也是人为的。

7.各种科学之间的异同。“问题 - 情景的基本观点”。

Popper在其《客观知识》中明确地指出他的问题 - 情景和猜想 - 反驳方法与理解的释义哲学之间的关系。

在Popper那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解释与理解之间不存在联系的观点已成了无谓之事。因为Popper认为，在这两种科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Popper的问题 - 情景分析方法和猜想 - 反驳方法对于这两种科学也是同样适用的。另外，Popper还认为理解是这两种科学的共同目标。Popper明显地赞同Dilthey的关于理解的部分 - 整体结构观点（“释义圈”）。Popper强调问题 - 情景在哲学，自然科学史及人文科学中的重要性。他指出Collingwood也强调作（历史）调查时应从问题 - 情景分析开始。后来释义学的发展重新强调了这一共同观点。Gadamer认为对人文科学的理解均需以阐明问题为基础。在后来Heidegger与Gadamer发展的释义学中的理解理论中并没有将理解与解释对立起来，而且指出理解是研究的基础。理解是人类行为的基本特性。各种解释（因果的及其他）均只是理解的形式。

对问题 – 情景进行全面的分析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而且这还是一切其他方法进行有意义应用的条件。如果没有对问题 - 情景的理解，那么对任何其他方法的应用都完全是人为的。归纳统计证据往往是带着观点回答问题的证据。况且，在猜想 - 反驳方法与Gadamer的基本的人文科学方法之间也有令人注目的相似，即对问题的辩证与回答。这种辩证在对内容或艺术作品进行释译时的特征是不存在最终的答案。在释译的过程中，所有答案都是假设性的并用来调整对对象所作的提问。当对内容的理解想来是最好的可能答案时释译便达到了与假设一致。对于被提问的内容的理解与解释并不能保证在进一步阅读和收集证据时不再重复同样的问题解答辩证过程。这正与自然科学中的猜想 - 反驳过程相似。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在Colling-wood和Dilthey提出的再现或再经验问题上，而且也在科学的进化问题又存在差别，破坏着两种科学的平行关系。Popper认为再现是主观的心理过程，不属于科学，而不接受再现理论。对于人文科学的哲学家来说，如果不存在再现过程，这是人文科学的存在便简直不可想象。因为没有再现过程，这些科学的对象，至少是研究对象，便不存在。即使不计人的积极参与，艺术、音乐，诗词，这些Popper认为可用猜想与反驳法研究的可能对象的存在也与自然存在的意义不同。艺术、音乐、诗词的存在形式便是意义（表现在不同的符号系统或媒介中）。它们是一些意义系统。谁也不能否认一段音乐或诗句需要表演（演奏、阅读、倾听）以便得到足够的或真正的存在。

再现或释义学的经验是分阶段进行的。不同的阶段表现了对内容及意义系统的不同程度的认识。除非对特殊内容的意义达到一定程度的认识是不可能对内容提出任何问题的。所以，再现也是对内容获得理解或知识的过程。

在认为主体性不是也不应该是科学部分的观点上，近代诠释哲学家（Collingwood，Dilthey及Gadamer）与Popper的意见完全一致。不论哪种类型的科学研究的均是客观知识，或者按照人文科学哲学家用主观事件的观点来说，即研究主体间的意义。再现或再经验便是继续参与主体间意义的生产或者更确切说组织构建。这意思是说，某些历史文献的再现或经验作为组成元素进入主体间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文科学的对象以活的或经验的意义而存在。正是因为人文科学对象的这种特征，才使得这些科学成为人文。这种特征也有助于解释人文科学的道德特点，因为人们不可能在个人的存在和对某种内容进行“表演”而获得的主体间的意义之间作出清晰的划分。主体间的意义构成着个体存在的方式，包括道德行为。主体间的意义也构成着社会的生活。

Popper（与Collingwood，Dilthey及早期释义主义者相对）认为对过去经验的再现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因此，后来的释义学派哲学家，Gadamer等，已经放弃了完全再现的想法。Gadamer提出提问与回答的辩证来代替，通过这种方法使属于问题情景的现在的与过去的历史情景融合起来。这便是过去的主体间意义能够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影响社会生活的原因。所以，释义学是传递历史意义和历史结构的理论。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客观”（或主体间）知识的证伪理论和进化研究是如何适合于历史人文科学对象的性质与对它们的释译和解释的。这个问题可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别。

根据上述，初一看来证伪理论似乎可以毫无限制地用于人文科学。一切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永恒任务是造就更好的、更客观的知识。人文科学的任务是改进历史知识。对于科学史无疑是可能的。历史的证据并不依赖于再现或人类理解的组织结构。历史的证据或“事实”是历史科学“外部”的事——就像自然科学和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科学那样。但对艺术、音乐和诗词则不是这样。科学的对象以主体间的意义而存在，存于理解的结构之中。这就是说，释译的证据正在释译的“内部”。

艺术科学、音乐和诗词的任务是改进或证伪，原来的释译，也即改进主体间意义的传递并因此增进人类社会的质量。对艺术科学、音乐和诗词来说证伪原则即证伪现存的主体间的意义和相应的社会生活性质用更好的取而代之。

的确，有时“重要的”艺术和文学作品及科学工作会暂时或永远从历史舞台消失。这一代或这一历史时代的组织性能力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价值和选择。

这些例子并不必须部分否定证伪原则。但确实对证伪原则不断进展地长期应用于主观的事物。这种否定对于许多历史人文科学知识的进化研究法也是一种否定。人类的组织性或释译能力并不是按照进化形式的。

对于一般科学来说需要以历史变化的释义学理论来补充进化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及在很大程度上在对自然科学的历史重建中，经验性基础主要是在外部的（即独立存在于人类理解与理论构建之外），故进化性研究是主要的。理论概念甚至日常语言在科学训练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在历史进程中进化方法总是受到构筑于人类理解中的价值与选择影响而“断续”。

在艺术科学、音乐和诗词中经验证据是内部的（即存在于人类理解之内），所以对知识的释义学研究法是主要的。通过在历史的释译中产生的主体间的意义组成社会的一代人会有很大的差别。某一代人的组织性能力可以比其先辈差许多。这对历史人文科学来说是很遗憾的事。但这并不能用来剥夺人文科学作为科学的地位。衰败并不首先在这些科学本身发现，而在于这些科学的对象，即人和人的创造物。

如果一种科学的主要优点是注意在其内部的对象，那么历史人文科学便完全应该包括在科学之中。我不知道这对历史人文科学是否是优点，但对所有科学则是优点。也许历史人文科学可以从自然科学或某些社会科学学习方法的严密性。人们也会想到自然科学及某些社会科学也在广义人文科学之中，它们既向人类理解的价值与选择做贡献也依赖于价值与选择。

[G.FlΦistad：Contemporary philosophy vo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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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G.FlΦistad主编的《当代哲学，第二卷——科学哲学》的序言，这里的题目是译者拟的。

**德国哲学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企图建立一种不受自然科学影响的人文科学方法——译者。

***行为主又是按照近代物理学发展起来的心理学，它的基本公式是“刺激 - 反应”（S-R）是因果效应的机械论公式，是统一科学运动的一种企图。它的被取代说明统一科学论的打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