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年前，人类还不知道飞机、汽车、电灯，甚至连煤油灯也还没发明。在较短的时期内人类获得了大量的物品，共计约有2000万种。二三百年前，人类使用的物品不超过20万种，即是说是今天使用物品的百分之一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何人类在数千年里只创造了今天使用的物品的百分之一，而最近二三百年却创造了百分之九十九呢？这个过程将持续多久呢？以后的情况又怎样呢？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当今经济实践也紧紧围绕着这些问题。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几千年前达到鼎盛的古代文明不能取得较年轻的欧洲文化所取得的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为何正是欧洲文化几乎传遍全世界，在短时期里从根本上改造了物质生产——社会发展的整个基础的方法技术和组织呢？

很多专家认为，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实际中直接运用科学成果，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在这方面欧洲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先驱。促进生产快速发展的两大发明成了他们手中的主要杠杆。第一个发明是印刷的原理和方法，第二个发明是机器制造及其使用的原理和方法。在第一个发明的基础上产生了发展和传播过去积累的，以及重新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在第二个发明的基础上产生了直接运用科学知识以满足生产需要的可能性。

1986年10月，M · C · 戈尔巴乔夫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指出，现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如果不在理论上加以思考和论证，便无法解决。理论活动本身正成为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成为最重要的改革工具。”

在物质生产中运用科研成果的效益的情况，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长期以来，输送液体都是用液压泵。每台成本300卢布。后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制造了差不多同样功率、同样用途的新式液压泵，而成本只7卢布。因此，花同样多的钱，使用新式液压泵输送的液体比过去多42倍。再举一个例子，动力工程中由于改善了热电站的燃料燃烧的工艺，现在每年节约的燃料大约相当于1940年各种燃料资源的全年开采量。

这些例子反映了这样一个过程：在“输入端”仅仅是新思想——以科技情报形式表达的思想，而在“输出端”无形的情报却变成了物质的补充产品，通常是新质量的产品——生产资料、衣服、食品等等。

然而生产任何产品都必须消耗各种形式的能量（电能、热能、机械能等）。这些能量从前来自人和动物的肌肉力量，还有一部分来自自然力（水力、风力）。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越高，利用自然力就越多，利用人的肌肉力量就越少。如今，工业中肌肉力量消耗的比重微乎其微，只占生产中机械能消耗总平衡的千分之一左右。因此，不使用机器，只能得到当今产品总量的千分之一。

驱动机器运转主要是靠电能，因此，苏联在1940 ~ 1984年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了23倍，而电能消耗增长了24倍，工业生产的增长和电能消耗数量之间的直接关系已为全世界的经验所证明。须知，在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和工人的动力装备程度提高的速度大致相同。

生产产品的补充能量除了肌肉的总消耗外，似乎都是从自然界白白得到的。尽管如此，但还是可以认为这些能量是白白得到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一种形式的能量可以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能量（一切机器设备都是根据这个原理，毫无例外），并且这种转换可以在没有人的直接干预下进行。

同时，为每一个建立在机器设备基础上的生产过程寻找利用这种白白得到的自然力的方法，需要消耗很多时间和精力。换言之，只有采蘑菇和草莓才不花力气。其实也不尽然。无论生产多少产品都得付出一定的劳动消耗。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多生产一公斤小麦、金属、石油似乎就得付出额外的劳动消耗，不过，这种消耗我们没有注意到。这好像是违反了一条基本的自然规律——能量守恒定律。但这是不可能的。现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们不花费自己的劳力，生产每一克额外产品所付出的劳动潜力究竟来自何处呢？

其原因在于社会拥有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利用的无偿的劳动储备。这便是已经积累的、科学产生的有用的情报一一人类经验和知识的总和，它们储存在大量科技文献、实用资料，以及我们的意识和能力中。

我们平时所利用的每一点科学的、纯知识的、甚至消遣性的情报，都是人类劳动的结晶，与人的创造能力密切相关，是人类劳动的一部分。

情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文化和劳动工具、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和方法都建立在情报的基础之上，现已出现了独立的情报部门，产生了观点系统和建立了情报流的研究及实际利用的控制原理。

自然，专家们势必面临着一个问题：情报源和情报的物理内容如何？生物学已着手研究细胞内部的情报（信息），控制论着手研究人的大脑产生的外部情报（信息）。这提供了研究人们心理和动摇关于创造过程、即某些未被认识的过程的根深蒂固的观点的可能性。

控制论的方法表明，我们所利用的情报，实质上就是人体接受、贮存和遗传外部世界知觉的特性。从控制论的观点看，培养和教育儿童是用教育者所具有的情报（信息）来充实儿童的大脑。然而，如果儿童在幼年没获得这些情报（信息），那么长大之后他就不会成为有价值的人。儿童在幼年完全脱离人类社会的情形（如，被动物抢走以及其他类似情形）屡见不鲜。这些单独的个体终究不能得到一切与人的价值有关的东西。前不久，在萨彦岭的深山里发现了一家姓雷科夫的人家。他们与世隔绝的时间虽说很长，但毕竟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雷科夫全家人在生活习惯方面几乎处于原始状态，他们不得不在原始森林里获取食物，用兽皮做衣服等。

这个例子也证明了情报的社会属性，即：我们日常生活中利用的必需的情报不能只属于一个个体的意识，而且也不能属于某个大集体的意识，只能作为社会的意识在社会中起作用。与此同时，未被认识的即人们没有掌握的情报作为客观现实，存在于人的理性之外，如只反映在我们意识中的某个物质环境。

这种反映在我们意识中的理性可以贮存在电子计算机里面。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计算机也能“思维”。当然，这样的理性活动与人的思维完全不同：这种活动不具有人的感知，不能独立地用语言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

H.И. 洛巴切夫斯基认为，“我们比其他动物的高明之处，与其说是我们的智力，倒不如说是我们的口才。”漫长的岁月里，城镇毁灭，化为废墟，整个部族流落四方，无影无踪，而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却活着。人类凭借语言把千百年的观察和经验变成用来获得食忖、衣服、住所、以及用来保障安全的知识。这样，由本能激励的活动在凭借语言积累的知识的基础上变成了有意识的劳动。

从采集果实到栽培农作物以及到劳动的转变成了人类智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导致了劳动的内部和外部分工：理性活动和执行活动。从那时起，无论活动的最终目的和性质如何，劳动的过程明确地分为创造性部分（包括劳动过程的思考）和执行部分（实现事先想做的事，主要同人的肌肉力量和反射能力有关）。劳动过程的两个部分互不相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凭借不同的技术和工艺完成的。

劳动分工这一事实到目前为止还很少研究，因为一目了然，无须作某些特殊证明。其原因也许是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然而，马克思早已指出，“最差的建筑师和最好的蜜蜂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在蜂蜡上面筑蜂窝之前，他在自己的脑子里就已经筑好了。”

科学家、工程师、生产的组织者根据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建立劳动组织的新形式，制造新的劳动工具，完成工人（执行者）在没有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情况下必须做的那部分工作。例如，随着数控机床的出现，控制设备的工作，移动工件的位置、安装加工表面的工具过去都是由工人来完成，现已转到由工程师和科学家设想出来的机器的执行机构来完成。此时，并非劳动的第二部分（完成对某物产生影响的事先思考了的程序），而是第一部分（自己思考、编程序）变成劳动的主要部分。人类的劳动并非始于他手拿工具开始创造产品之时，而是早得很，始于他仔细思考自己的一切行为、编制工作计划之时。正是现代劳动的这个特别重要的特征能反映当今科学（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对材料性能、切削过程的规律等的科学研究正是编制计划的根据）可直接变成生产力。

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创造更新的、生产能力更大的机器和其他劳动工具。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机器能够不断地、数倍地增强工人的执行能力、缩短时间消耗，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于把工人全部从生产过学中解放出来。即是说，工程师的思想越来越多地代替工人的劳动，既创造剩余产品，又创造所有必需的产品。

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即一个科学家的脑力劳动能成功地代替数以千计的工人劳动的时候，显然，第一部分（劳动的创造性部分）和第二部分（执行部分）的根本区别开始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区别是：创造性部分能够几乎无限地发展，第二部分就不具备这个性质。在完成每一个具体工作的情况下，执行劳动才能完全实现（消耗）。例如，工人必须投入到生产中去的劳动分量与汽车的一定数量是相适应的。如果说生产一辆汽车花100个小时，那么生产一千辆汽车就得花10万个小时，余类推。而不必花费工时，单独地设想和发明每一辆。按照一种结构可以生产数百万辆，或者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

这样一来，经验、专业知识不仅具有积累而且还具有无偿地无限地推广和积累而不受物理磨损的性质。

因此，创造新技术的人——科学家、设计师、工艺师、革新能手的劳动在每制造下一个制品，甚至在大批量生产情况下，由于知识可以推广，所以无须重新做起。当生产开始的时候，研究、试验和精加工某台机器及其工艺的结构所消耗的劳动充分体现在其后的制品上。可见，在后来制造的一切机器中，除开第一个制品外，该机器的具体创造人是不参加的。然而，他们的劳动自动地推广，几乎一直起作用。

诚然，这种劳动只付一次钱，以后利用它都是免费的，即自给的。即便在今天，我们还在利用一千年前的古代发明。同许多其他工具一样，斧和铲、线和针、小刀和轮子现仍在使用。谷物、蔬菜、水果基本上在六七千年以前就知道了。但这些作物在被“驯化”之前，得观察数千年，为了获得高产品种，把用于松土的原始工具变成带有拖拉机牵引的现代犁，又得观察千百年。

如果从人们心里废除历史上的二三百位我们的伟大祖先（如，亜里士多德和罗蒙诺索夫、牛顿和齐奥尔科夫斯基、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著作，那么我们生活之贫乏就可想而知了。天才和能人的创造乃是全人类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基础。他们的创造在人们的活动和记忆中重复亿万次，并用实际经验丰富之。

这一切清楚地说明，情报在我们生活中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有待弄清楚，即情报是怎样变成直接的生产力的_科学家和工程师正是用某种方法在极微小的思想基础上得以把真正巨大的自然力引入生产中去。对此有一个相当简单的解释：当对某一点（自然界最敏感的要素）的极小的作用导致重大结果的时候，科学家可以发现自然界最敏感的要素，并制订实际利用要素的方法，点燃火柴的原理便是个例子。尽管起初的火源极小，温度低，但火柴的火焰却自发地蔓延，在短暂的几分钟内就能引起熊熊大火，情报就是这样用知识来武装工作人员，即最少地消耗自己的劳动，把周围的更多的白白得到的自然力引入生产中去。

在普遍使用热能和电能开动的机器以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靠情报，但主要是靠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得到保证。积累的新知识和经验体现在工人和技师的业务能力中，它们可以转变成补充产品。

现在，体现许多大大小小的发现和发明的机器乃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并且在更大的范围里更多地代替人。自然，工人不会全部都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仅仅是他们的业务能力及其数量和作用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变化。

由于科学及其一切方法、手段、潜力实际上可以转变为直接产生物质财富的力量，所以科学家（工程师）的劳动同工人（技师）的劳动似乎可以结合起来。换言之，工人们的经验和业务能力可补充科学家的艺术，并帮助他们把具体的科学思想转变为生产。

同时，现代科学的作用绝不只是在于：科学家及其创造的新技术似乎同机床工等量齐观，代替几十个别的工人。科学更多是直接的独立的范畴，可加快并强化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科学数百倍，有时数千倍地加快积累新知识的过程，因而把几百年似乎“压缩”为几年。

苏共中央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当今，“人类的进步直接同科学技术革命紧密相束。技术革命日趋成熟，为在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为极大地增加人类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潜力奠定基础。”最近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能够很快掌握新技术并保证其需求的强大的工业基地、培养出来的相当数量的业务熟练的干部队伍（善于很快掌握新技术并开展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工程师、工人），为生产和科学提供一切必需资料的情报基地，以及崭新的、生产能力特强的、起特别重要作用的计算技术和复印技术在这方面起了促进作用。

与消极贮存充满情报的图书和其他印刷文件不同，计算机能积极地利用情报。它可以按照通信渠道独立地获得情报，并把它们加工成新的种类和形式，以及通过接上计算机的机器用来“酌情”管理。普遍使用计算机的一切现实的可能性和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计算机的出现是我们自身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唯有语言的发展、文字的产生、印刷术的发明能与之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崭新的劳动工具，它可以用认识世界的巨大的补充能力武装人们。众所周知，在机器生产发展的情况下，人类碰到了加工情报的速度受到自己的生物条件限制的问题。人们在现代生产中（势必同各种化学活性材料、高温、快速过程打交道）活动的速度和准确性也受到限制。没有在人不可到达的环境下能够复制人的智能的计算机的帮助，在很多情况下就不可能继续发展生产。

现在，各个单位、科学机关、企业都同巨大的情报流和没有重量的大量资料和数据（较之大吨位的物质而言）打交道。生产者经常埋怨，在企业里“纸张流冲击着一切服务部门”，确实，目前还用不着的印刷物太多了，但同时这股纸张流却含有情报——关于需要制造什么，在什么地方制造，怎样制造、从什么地方弄到原料，把成品交给谁一类的资料，当数百万人必须完成别人需要的工作的时候，没有这些情报便不可能组织社会生产。糟糕的倒是另一件各种文件大多是手工加工，对用机器加工的方法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我们认为，科学、情报学和今天的计算机网构成了新的统一的社会技术综合体。这个综合体的出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导致了本质上的急剧变化，而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科学，不是“情报爆炸”，也不是单独的计算机革命，而是它们的综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结合（科学作为其主要环节）。

显然，在生产中利用先进的科学成就现已成为获得补充产品——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的主要源泉，今后将成为几乎唯一的源泉。在生产中科学成果利用得越多越快，企业获得的利润就越大。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革命不可能没有某些矛盾，包括经济性质的矛盾。例如，把大量日益增加的科技情报和别的情报引入经济周转之中，对提高生产效率虽说有益，但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却会导致情报本身搜集、贮存，加工和转变为生产的经费增加。有些情况很清楚：在企业、研究所、国家管理部门建立了强大的计算中心和情报中心，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降低了工作的经济效果。鉴于此种情形，提高积累、加工和利用科技情报的素质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如同别的生产资源出现的情况一样。

我们实际上达到了这样的界限，即科学的效益不仅仅是由完成的研究项目的质量和效果决定的，而且还由极大效果的研究项目在生产中的利用率决定的，必须选择和按需要只推广最有效果的科研项目，并把它们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时候来到了。因此，一部分没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将布满灰尘，这并非坏事。如果利用它们给经济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那就糟透了。

（苏联《科学与生活》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