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掌握知识，但在这种知识指导下的计划和意向却可能受挫于灾难。不能预测的、破坏性的事件有可能把人们引向危险的边缘，或者至少会瓦解他们有条不紊的日常事务。对此，人们居安思危，即使在看来最安全的时候，也不敢掉以轻心。通常人们认为，这类事件导因于某种外在的、深不可测的力，人们对它不能直接控制而只能消极接受。传统上，这种力被看作是反复无常的神意的显现，或者，是神圣判决的表达、然而，随着科学时代的到来，人们改变了看法，只把灾难看作偶然性世界中力的随机转换的结果。

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认为人只能作为无可奈何的牺牲品而被卷入灾难，显得越来越站不住脚。事情逐渐清楚起来，许多灾难以及大型事故展示出相似的性状与特征，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这些骚扰事件理解得多一些。这里，当然有纯粹理智上的兴趣，但它并不只是一个理智上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实际需要的问题——人类迫切需要获得更多的关于灾难前后详细情况的知识。这是因为：第一，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并有集中于大城市的倾向，这就增加了诸如飓风、洪水或地震等自然事件威胁大量人口的可能。第二，人类所控制的并且具有产生人为灾难潜力的能源日益处于集中化了的部门或组织的权威之下，这样，如果在这些中心出了大差错，这些能量就极易被滥用。第三，人类现在利用的能量在其固有本性上就比传统控制的能量远具有破坏性。火，作为破坏性力量依然伴随着我们，可现在还要加上毁灭性的现代高效能炸药，加上化工厂生产出来的许多材料，从氯气、二噁英到多溴苯之类的毒药，还要加上由核工业制造和贮存的放射性物质。第四，在二十世纪，人类开始更频繁、更大规模地干预支撑人类自身的环境进程，从而，人类因为打破某些自然力的平衡而招致灾难的可能已变得非常现实。

考虑到所有以上因素，想真正理解灾难——而不只是仅仅停留在一些事件报道（它们可以轰动一时）的知识水准上——会成为一个兴趣热点也就不奇怪了 · 确实，再也不能忽略以往发生的灾难所展示的相似性了！因为，面对未来灾难威胁的烈度、破坏性和毁灭性，如果还只是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收拾残局上，那未免太不近情理了！时代已经撇开了下面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假定，灾难皆独一无二，它们源自独特的事件环链，这些环链超出理性的考虑，因为它们根本不能普遍化。

我们已经握有许多专门知识来处理和减轻工业社会的许多行动导致的危险，但是，我们又总在提出新的工程，总在以新的方式介入世界。例如，要提倡核能就会加剧人类对核能的依赖，研究的科学家迫切希望能用“生命材料”做实验，该怎样办呢？若要对此作出决定，我们很多人就会颇感踌躇，疑心我们是不是在打开一个给未来带来麻烦与灾难的新的“潘朵拉之匣”。

对这怀疑，尽管可以公开讨论，却仍然难以断定讨论是否触及要害，若要对此作出理智的评价，就会遇到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对于使决策者能够对行动的预定流程的潜在的利益 - 危险作出最佳评估的方式，缺乏普遍的理解；第二个障碍则是，缺少一个一般的构架，它能帮助我们把我们对于联合产生灾难的诸事件的理解组织起来，因为，如果我们对过去的各种灾难没有一个构架式的理解，那么，我们在应付未来时就会陷入困境。

为消除第一个障碍，近年来已经有了一些工作。对于风险评估和合理堆判定是否值得冒风险的问题，我们现在至少&经有了两个内容翔实的讨论。然而，尽管第二个障碍与第一个障碍密切相关，所获的研究却甚少。本书就是想消除第二个障碍，它并不着意于提供一个防止灾难的办法——那太神圣了——它只是力图提供一个系统阐述灾难事件的普遍规则和原理的方式，这个方式，来自子对我们所能知道的过去的灾难和大规模事故的考察。

然而，为探寻普遍规律——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灾难——我们不能把注意力只限于纯粹技艺因素，因为，组织的和其它社会的因素也可能会卷入。看来，最好是把理解灾难的问题当作一个社会 - 技艺问题，即，灾难是由社会的、组织的和技艺的过程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本书一开始便采用这一假定，导致灾难的社会的和技艺的两个方面都会得到考察，当然，由于过去更忽视社会因素，所以本书更强调社会因素。

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将论证：灾难起自在某一点上缺乏某种知识——这就是灾难的本质，理解了它就理解了灾难。在社会 - 技艺的观点看来，若要理解灾难，就要把诸如谁能够预言灾难而谁不能预言，谁对潜在的危险有所知而谁毫无所知等问题放在中心位置。这样，本书的目标之一就在于阐明怎样靠探寻知识和信息（都是有关于引发灾难的事件的）在灾难发生前的分布方式来理解灾难的诸多不同方面。

考察有关于危险的知识的社会分布，当然并不只是考虑预言家的先见之明和千钧一发之际的预兆，我们要考虑的知识并不具有那样的戏剧性，然而却更普遍深入。灾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对他们所要驾驭的自然力所知欠充分，从而使得能量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速率或在错误的地点释放出来。所以，关键在于，人们收集、释放和使用能量的过程以及人们获取、分布和控制与之相关的信息的方式。显然，这不只需要考察工程师和科学家所有的技艺信息，因为，正如以后几章将阐明的，许多灾难恰恰只是起因于管理，或者，起因于技艺和管理的结合。实际上，掌权的人物、经营决策的人物或行政机构的控制人物不难货现，他们的某些行动会不自觉地导致一场灾难。既然许多很可能产生灾难后果的大量的能量积聚是大规模组织及其经营者的责任，那么，对于灾难的管理因素就当然应该予以重视，而且，在管理因素中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权力同获官方认可的知识的相互关联——处于权威地位的人们的认可对于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对环境的感受和关于环境运行机制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强制性的影响对该组织是相当有害的。

大规模的现代技术使灾难的规模随之扩大，组织权力的中心化和人口稠密增加了受损害的可能，这就促使我们要更好地理解灾难。但是，进一步的考虑——这导致了本书所举出的调查——表明，灾难研究，其重要性并不仅限于从事于安全与危险控制的专业人员，它们对于更一般地对管理过程感兴趣的人们也有意义。事实上，大规模组织或组织集团会因失算而导致大规模的物理上的灾难，只是许多更为一般的情况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而已，我们在更好地理解了导致了死亡和崩溃的差错是如何产生的同时，也就扩展了我们对于失误的产生方式的理解。实际上失误与差错同样重要，失误只是在物理上的破坏性小一点 · 每个组织都关注于意向及其实施，灾难则总表明了意向的失败，而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失败之所以然的细节，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些能运用于一般的组织计划上的经验教训。

所有灾难皆可视作能量误导的结果，所以，灾难的根源也许就处于某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能使或允许能量误导从而使事情恶化。从对付诸如暴力动乱后的残局的个人或小队的眼光看来，在能量释放的无意与有意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因为，诸如受伤人员的医治问题，抢救中的民事问题，援助与恢复问题，震惊、精神崩溃中的人性问题等等，在两种情况下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是，如果要考察灾难的根源，就不能忽略这种区别，因为，如果要知道战争或恐怖主义的根源的话，那完全可以问外交家、战略家或政治科学家。这驻，同理解无意的能量释放的原因，即理解对未来灾祸的无知或情报糟糕的原因，是很不一样的！

在某种意义上，后一问题是工程师或通讯科学家的问题。但对这些专家来说，长期以来其回答只是一般性的诸如建立更好、更安全的控制方式，改进有关危险和安全措施的通讯，等等。现在需要的是，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形式重新表述这些问题，从而使研究的问题不只是围绕着能量释放的预告和规则转的技艺、专长和实践，而且还涉及到这些实践发展和施行所处的社会环境。

西方文明赋予理性以极高的价值，而这种文明又由或大或小的组织群落维持着——如果不说是支配着的话。这些组织由 · 于追求行动的理性过程而发扬光大了理性。在这种社会中，灾难的发生就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的理性模式的失败，而人们又正是依赖这种理性模式来控制世界的，所以，这一失败对这种文明颇有威胁。为理解这些灾难事件，我们就必须考察理性模式的本性以及它在其中盛行的组织或机构的本性。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组织遍布于现代社会而且越来越具有支配性，从而使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受组织决策者的影响。而由于中心化和集权过程以及组织间的相互依赖的日益增长，在组织活动的大多数领域，趋于中心化而由少数大组织支配的倾向看来不可逆转。但是，巨大而又具有支配地位的组织并不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因为它们愈来愈需要考虑它们运作于其中的环境的各种性质，它们已不处于某些早期经济学家提出的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环境之中，所以，它们必须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别人的和政府的行动、政策和意向。它们不能假设它们运作于其中的环境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因为它们现在所遇到的都是些汹涌湍乱的变化，于是，它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现代组织的环境常常是以不可预测的、大规模的骚扰为特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环境极少可能会自动补偿意外的损失。

由于在社会许多领域，少量的大规模的组织都愈来愈具有支配性，这就使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日益依赖于有关能量和危险的“正确”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又是由很少几个具有国家甚至国际责任的管理者作出的。社会确实受益于行动的标准化与一致性，但代价是，在我们并不知道哪个选择必定最优的情况下，牺牲了产生不同选择的机会。

如果一个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运作的小型组织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它就会被挤出竞争，其社会后果很小。但如果一个处于垄断或寡头地位的大规模组织犯了一个类似错误，其后果就深远得多。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组织已经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改进实施决策的效率上，可是，这种社会中的自改错机制的效率是否也相应地改进了呢？这并不清楚！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对组织还是对政府来说，他们赖以指导和改正他们的行动的情报的质量总是越高越好，高质量的情报应该清楚、及时、可靠、有根据，充分和广泛，关于这一点，即如何改进这类情报的质量，已有了一些颇有说服力的论证。

现代组织注重计划并实施对现代技术的利用和促进。这些技术在过去两百年间造成了实际上包括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的空前变迁。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也许可被看作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对增进技术的追求不能不增加人类与自然的游戏中的风险。事实上，现代技术，尽管许多方面是有益的，但它所处理的能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利用这能量可以产生出许多物质形式和行动模式，它们新颖却又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所以，一旦有失误，危害的分量自然就不会轻。

随着组织的成长和扩展，随着许多相关的文化的变迁，社会日益依赖于控制。我们在生活的许多根本点上都依赖于大规模的组织，这就使组织化控制的模式能继续起作用这一点变得十分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实施我们自己计划出来的程序，还因为我们需要充分理解我们的环境，从而能对我们施加在环境上的行动的可能效果获得精确的把握。由于在西方人眼里，理性的情报收集、预测和控制的模式处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中心地位，所以，前面我们谈到，即使实际上的灾难可被避免，控制上的重大失败也仍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构成威胁，故此，对灾难的本性和根源的调查就要从那些敏感的、常常是处于关节点状态的区域中收集论据，因为在这些区域里，意向性的、理性的行动常常会失败。

［译自Barry A. Turner（人为的灾难）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