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制造照相机和电视录像机时，他们震慑了西方的竞争对手。当他们建立起集成电路和纤维光学一类工业主体产品时，情形也是一样。然而，在设计飞行器和核反应堆时，他们却一再砸锅。在软件方面，他们仍然是刚入门的人，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他们确实令人惊讶；当一种工业产品，像小汽车，成为一种消费品并且亟须加以发展和推销时，他们擅长准确地抓住目标，但是，想象难以想象的东西——想出新的路子，比如说室温超导或核聚变——却几乎总是出自别处富有想象力的头脑。这是为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吗？

有三个原因表明，技术创新的才华既不是西方的特权，也不像日本人自己所忧虑并笃信的那样是个难题。对西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答案再次表明了美国的力量所在和西欧的一贯弱点。

首先，细想一下匆忙的生意人与非生意人的不同。日本的精英们在那些顾客们迫切需要加以改善的地方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在消费电子产品方面，索尼和松下是两个最重要的公司，产品的更新换代速以月计，企业必须不断迸发出能占领市场的新颖思想。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确定可行的目标。这使得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前进的步子不断加快，因而所冒的风险低而质量有保证，美国在发明上的辉煌业绩来自对几乎不可能达到的东西的发展。只要能给他们机会去达到令人振奋的水平，“能干”的美国厂商们准备冒跌跤的风险。到月亮上去的价值仅仅用金钱是不能够衡量的。

其次看看公司。日本在高技术方面的冲击大多来自它那些资深、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像卡西欧、恒达（Honda）和索尼这样一些活跃的公司，其成就都始于1945年，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战后它的充满活力的公司一直处于优势。而对美国来说，更幸运的是它战后拥有比日本更多的公司。在这一点上欧洲更像日本而不是美国。

再次，考虑教育的情况。日本采用了法国的教育体制和美国的课程设置。这给了日本的学生以许多事实材料却没有什么理论，因而它们是带着周围一些最有用的工具进入工作天地。再把这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尤其是美国的情况相比。在美国，学生们自由地选择听课内容、修与不修、继续上研究生院都是受到鼓励的，同时决不停止向保守和顽固的观念挑战。这就不奇怪美国的年轻人和不守规矩的工程技术人员会把手伸向别的星球或创立10亿美元的企业，但却做不出一个好点儿的老鼠夹子。西方的教育致力于培养最好的打赌者，日本的教育则竭力提高平均水平。能力是日本产业的最大优点。

出生于日本的科学家当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只有5人，而美国是188人，东京的官员们忧虑他们的教育体制可能会有损于本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前景，他们用不着担忧。英国的大学培养出了成打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它自己的富士在哪儿？英国缺少好的技术甚于好的发明。布莱恩 · 约瑟夫森（Brain Josephson）先生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时就预见到了一种电子装置，并为此赢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但约氏快速联接器（用于使计算机运行得更快）是在日本得到完善的。由EMI的戈弗莱 · 豪斯费尔德（Geoffrey Hounsfield）发明的断层扫描器（CT）为他本人赢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奖，现在已让美国的医疗设备企业富了起来。

英国的经验甚至于还表明，为英国科技人员所钟爱的好奇心、轻率的举动和探索对创造的成功来说是最好的要素——但对于把想法变成能获利的产品来说，却差不多是最糟糕的。美国人总是有更为实际的偏好。从爱迪生到乔布斯（Steven Jobs），都把他们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商业实验上。不幸的是，他们的想法过多地被五角大楼中途夺了去。由于日本享受美国的军事保护长达40余年，它不需要把最聪颖的头脑都吸引到防务上来。相反，他们去从事汽车制造、消费电子产品、药品以及现今的金融和证券。

如果说日本的有才干的技术专家们缺少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一种赌徒的天性。把赌注下在最有希望获胜的东西上，已使日本的工业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报偿，不过既然它已在大多数商业技术上赶上了美国，它就将不得不追求大的报酬，并冒大的风险，把赌注下在不大会成功的尝试上，为了做到这一点，日本的厂商们不得不开始允许他们的人出错、堂而皇之地失败。光彩的失败可以导致完满的成功。他们还将不得不对那种他们通常忽视的人给予较大的关注，因为这些人不合符团体的模式，美国已发现，那些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的人和不合群的人是非常宝贵的，正统古老的欧洲几乎不能产生足够的这种人，日本已经消除了这种人，一切都是为了团体和谐的缘故，日本是如此地看重这种和谐。

[The Economist，198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