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夕，我们采访了我国著名的肝癌研究专家、上海医科大学校长汤钊猷教授。时值下午4点30分，刚做完手术的汤校长在他那间俭朴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
我们首先请汤校长介绍一下我国肝癌研究的水平、现状。这位肝癌专家一谈起自己的本行，如数家珍：“我国的肝癌研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50年代为临床研究阶段；60年代基础研究起步；70年代至今为基础、临床与现场研究（field study）相结合，做出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我国的肝癌研究从总体上讲有自己的特色，不是照搬国外的一套，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一级、二级与三级预防三管齐下，尤其力争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基础、临床与现场三结合就是我们的主要特色”。谈到我国肝癌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时，汤教授颇有感触：“至少以我个人体会，很明显，1978年在阿根廷召开12届国际癌症六会时，我国的肝癌研究在国际上默默无闻。尽管我们认为自己的论文水平不低，但那次会上给我国代表的发言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只给5分钟。当然我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办法，用讨论的方式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但总的来说，那时我国是无地位的。可是，到了1982年，我就成了国际肝癌会议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团成员中包括已故的世界最著名的肝病专家汉斯 · 泡泼（Hans Popper）]。这以后，我参加了近20次国际会议，大多数我都是主席团成员 · 我出去不带一分钱，每次都是外国人出钱，现在有些国际学术会议我已经不是每请必到了。明年在西德召开第15届国际癌症大会，我是肝癌组两主席之一，另一位是第十四届癌症大会的主席。我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这反映了我国肝癌研究的实力、水平。我一直对我们的青年医生讲，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过分自卑。我出国多次，讲自己的工作，从来不求人，几乎每次都是外国人来找我商量。最近，美国一些医学研究机构（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要我们派人去进修，这是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美国人一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从不轻易恭维，而现在他们主动找我们，要与我们合作研究，这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坚持结合自己的国情，在肝癌研究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两周前我在美国，在会上介绍了我们的工作。这次会上仅有的受到鼓掌欢迎的只有我国代表的发言，时值我国国内制止动乱之际，由于我们的报告确有东西，人家不得不另眼相看。”
说着，汤教授从桌上拿起一本名为《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的英文版专著向我们作了介绍。这本装帧精美的由Springer出版社出版在国外发行的专著基本上反映了我国20年来肝癌研究的总体水平、成果精华。汤教授是该书的第一主编。美国病理学教授夏（Shah）先生这样评论该书：“据我所知，这本495页的专著提供了当今世界上有关肝细胞癌的最新、最详实的资料。我曾有幸阅读汤博士于1985年出版的资料丰富的《亚临床肝细胞癌》（Subclinic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书，但本书绝不是以前这本书的重复或简单的扩充，它每一章都提供了很不同的主题及临床和诊断方法，这些方法的先进程度完全可以同美国或西欧国家相媲美……。”
上面提到的汤教授的那本《亚临床肝细胞癌》由国际上头号肝病专家汉斯 · 泡泼先生作序，该书也导致了汤教授两度成为国际学术会议肝癌组的主席。
汤教授向我们透露，第二次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初步打算1991年在上海召开。国际上不少专家都想参加，有一些国外专家甚至这样评论：要想知悉肝癌研究现状，请参阅《原发性肝癌》—书，要想了解未来肝癌研究的动向，请不要忘了1991年的上海会议。听了这些介绍，看了国外的一封封遂请函电，我们深为汤教授，为我们中国科学家的杰出成就所感奋。
接下来，我们请汤校长简单介绍一下国际肝癌研究的现状，汤先生说：“国际上基础理论研究较我们深，我们紧随其后，虽然我们的工作粗了一点，不很精细，但却结合实际（如我们搞的导向治疗），从临床角度看有新的东西。我们的小肝癌研究搞了近20年了，这次在美国开会原因之一，是美国方面重复了我们的工作，做出了成果”。
我们的采访进入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同时又是全国七五肝癌攻关课题组负责人的汤校长展望一下肝癌研究的前景。汤教授略作沉思后告诉我们：“小肝癌研究已成为过去，可以说，《原发性肝癌》—书为此作了一个小结。我们现在的重点从小肝癌又回到大肝癌（肝癌的大小以5厘米为界），因为小肝癌毕竟是少数，而大肝癌是日常所见，是肝癌中的常见病。过去，大肝癌的治愈率不到3%。现在我们尝试将小肝癌研究的理论、实践、经验用于大肝癌的治疗，即把大肝癌变成小肝癌来治。可以采取好几种办法把大肝癌变小，包括导向治疗也是试图把大变小，把不能切除的变成可切除的，已有的实验表明，效果不错。将大肝癌变成小肝癌来治是我们过去10年工作得出的一个方向。我们已经用裸鼠做了一系列实验，这一步（指大变小）国际上迄今并未重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当然现在要说成果如何为时尚早。”
汤先生的语调平缓，但是他的一席话却使人掂出分量。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攻克癌症的一场奥林匹克大赛中我们中国队潜在力量的一种显示。广大读者，特别是众多的肿瘤患者及其家属也一定会从中得到信心、鼓舞。在这里，我们向读者透露一点汤校长的个人情况。这位既是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又兼任肝癌研究所所长的汤教授今年已五十有九，他白天是校长，晚上当所长，每天工作到晚上八点多；他的甲状腺因肿瘤而全部摘除……。如今，这位将进入耳顺之年的癌症专家正全身心地冲刺在肝癌研究的前沿，为中国的痛症研究赢得了一次次世界声誉。人们在期望科学家早日攻克癌症的同时，应该也一定会对作出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表示应有的敬意，对此，汤教授及其同事们是当之无愧的。
当我们的采访行将结束时，我们最后请汤校长再概括一下肝癌研究的工作。汤校长说：“肝癌研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机会。20年前，肝癌患者通常是前门进来，后门出去。现在这一状况明显改变了。概括起来，从1888年首次建立肝癌的病理学基础从而奠定了肝癌研究历史以来的100年中，大部分时期是黑暗期，没有多大进展。到了50年代，肝癌研究在临床上出现了第一个飞跃，即大肝癌可以切除，但受益者不到患者的10%，且远期效果不好，5年生存率不到20%，当然这毕竟是长期黑暗之后的一大进步。70、80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飞跃，即是小肝癌的研究（首先发现甲胎蛋白的是苏联人），其效果又使10%不到的患者受益，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可达60 ~ 70%；第三个阶段将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把不能切除的大肝癌转变成可切除的小肝癌，这可能又可以使10%左右的患者受益，这三次飞跃加起来可使25%左右的患者受益，而在1905 ~ 1970的65年间，全世界肝癌生存5年以上者只有45人。”
一个小时的采访结束了，我们与汤校长握别。步出上医校门，马路上彩灯齐明，大地通亮，我们预祝我国的肝癌研究事业如同伟大祖国一样蒸蒸日上、前程、似锦。祝愿汤钊猷教授及其同事在攻克肝癌的征途上取得新的突破。
（本刊记者江世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