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使世界更美好的驱动力

我们所知道的当今工业化技术，其发展完善还不到一百年，它的基础框架是广泛的、系统的实验室工作，可靠有效的产品开发以及对一些长期问题的解决。尽管研究开发的领域不断迅速地变化，工程师们已经从四代人的努力中成功地建立了稳固的技术基础。同几千年的科学发展史相比，这些技术的发展仅用了很短的时间。至少像数学、逻辑以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到理论成熟等科学方法的核心，至今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

在技术发展的一系列量子跳跃中，在近40年中出现了3项崭新的主流技术，它们是核技术、航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和技术基础则产生于本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初。虽然从那时至今已有许多发明出现，但使得这些发明和技术产生的那些原始的概念和理论仍然具有它们的价值。这些演变后的进步过程并未结束，而且这些初始概念的独创性的潜能并未发掘完毕。同时，现存的技术，像长距离无线电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等一些重要的技术，显然在继续取得迅速的发展。

科学研究和技术

“科学是产生和验证某些设想的实践。起初是完全分离的、不知其最终结果为何的一种过程。唯一的准则是我们的设想是否是新颖独特的并且能否扩大我们现有的知识面”。这一论述反映了19世纪的联邦德国大学教育系统的哲学基础以及人们传统的观念。从这种观念可以看出它把教育系统和经济显著区分开来。然而近年来，大学和工业界日益紧密合作起来，相互各得益彰。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使得联邦德国每年的科研和开发经费超过500亿西德马克。赞同这种合作有四个主要原因：

· 二十年前，科研和技术间的关系是各走各的路。现在，科研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高度革新的技术，不仅需要仪器设备，而且需要工业界的投入。举一个例子：诺贝尔奖得者克 · 冯 · 克利青（Klaus von Klitzing）做科学实验所用的材料样品就是西门子公司实验室为他制作的。科研活动比以前越来越多地需要工程师们的技艺。而这种技艺栽培于工业界。

· 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工业界，科研变得越来越花费巨大，需要有广泛的合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产品的发展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为迅速，不断有新产品的更新。这一因素以及开发工业技术的代价越来越高已经形成了压力。在某些领域，开支已打破全部比例平衡。较显著的是微电子领域。工业界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在近十年内成倍地增加。在联邦德国，1985年工业界研究和开发经费已达近370忆西德马克，是国家研究和开发总投资的70%。但是更多的研究开发作为竞争的必要措施将意味着更高的代价，亦即含有更大的风险。很明显，不是所有的研究和开发都能导致技术突破，也不是每项技术突破都能使企业成功。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国家政府建立研究和开发基金用以资助那些风险性过大的企业的原因。在处理技术革新经费时，我们除了在，最大程度上利用物质和非物质可利用的潜能外，别无选择。因此大学和工业界必须继续共同携手前进。

·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中，各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占当今的主导地位。确实，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科研和技术的进展趋向于发生在那些传统学科的边缘。信息技术、光电子技术、分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仅是少量的实例。这些专业知识自然可以用来衡量工程师的素质，只有那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具有扎实过硬的知识的人员才可能从他们同行的研究中获得启发和收益，只有当专家们把寻常的设想和概念综合起来，通过一组成员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期望在边缘领域取得技术的突破和成功。任何一个想通过技术设想和技能的实现来创办企业的人应该牢记实际经验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许多尝试都因为缺乏实际经验而失败。因此在基础培训方面要多作努力。科学可行性和经济利益是相辅相成的。

· 由于大学之间的相互竞争，同工业界的合作已成为成功的尺码。然而，这也可能导致错误的走向，因为在这些关系中经济利益不是主要的因素。工业界自身认识到同大学的合作是科研成就高质量的一种标志。领先的边缘学科基础研究使工业界很感兴趣，即使这些研究还不能立即得到直接的应用。多年来大学认为工业界的研究课题对他们作为科研而言科学水平不高。同时工业界一直认为同大学的合作只是获取那些有工业价值的研究结果。现在，双方在建立相互尊重这方面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双方不仅保留了各自研究的自由和自主，而且更深刻地认识到各自担负的责任。

当今的共同责任

面临越来越短的产品市场周期，当有足够多的新设计出现时，企业公司仅能期望保留大部分雇用的职工。例如，西门子公司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雇用了360，000员职工。如果我们推论这些职工的家庭直接依赖于职工的收入，那么这些人口将足以形成一个大城市。同时，从统计数字来看，技术革新的速率（五年内增长50%）将意味着到1992年有180，000名西门子公司职工将闲置。对职工的最佳保护措施就是尽量使他们的技能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如今，职业化进步和社会保险对人员的灵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创新表现而言是紧密相连的。

如今人们普遍领悟到自身“放大反馈”的广泛作用，尤其在那些计算机已得到大量应用的领域。在采用新技术方面应投入更多的资金。例如，实现工作场所的信息传输系统。这种企业界的趋向需要有敏感的计划和未来的眼光，早在1980年初西门子公司在这方面的投资多年为3.5亿西德马克。到1985-86年财政年末，这方面的投资增加了三倍多，超过14亿西德马克。在我们的实验室、办公室和工厂中装有50，000个计算机站，超过三年前的两倍。这是我们不断依靠技术的具体表现。作为一个优秀的、高技术的公司，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经过选择技术而带来的优点。

对公共财富的关注是我们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为了使他们的工作更准确无误，政治领导者们需要那些来自商业界和工业界的可靠忠告，这方面的专家应该奉献足够的时间来起到作用，尽管偶尔会遇到批评，在政治界需要有众多的决策者具有处理技术问题的能力，否则就会衰落。技术的发展需要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变。它不是在八小时内就能解决全部问题的，尤其在今天，缺乏当今必要的技术知识是不行的，商业社会乐意提供有关借鉴；即人们所需要的东西，正是决策者们能从中获利的东西。当然，商业界能从这种原则中获利。但这条原则只有在产业界的协助下才是自然的、完全合理的。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权威见解，这些见解建立在经过争论后的信赖的基础上。为了获取技术，我们的着眼点是实事求是。

技术的功用超出一般工程，已渗透到政治领域，虽然技术不是我们的日常政治事务，但它能推动和改进政治事务。在科学和技术探讨的轻松气氛中可能会提出一些政界人士所困惑的问题。技术作为一个超越区域的社会措施具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社会的生存依赖于它。技术作为一个职业化了的领域的标志而常使人们不再过多的注意技术本身的问题。技术革新的确令人欣喜，但却不能包罗社会所有方面，也不能设法把社会固定于某一领地，好像在这一领地中每一种设想都能实现，都会带来收益。因此，政治界本身的任务是为我们的工业社会提供长期的前景规划。这些前景规划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商讨拟定，还要提供社会客观和技术进步的依据和有利条件。技术对社会的冲击越深刻，我们对那些指导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综合政体模式的需求就越强烈。

[Siemens Review，1987年11~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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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Karlheinz Kaske博士是联邦德国西门子AG公司的主席和总务执行主任。这篇文章是他在1987年联邦德国工程师年会上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