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怀疑造假已成为研究中的癌症。要把这个问题确实解决得为人们所接受，科学家们还得在公共关系方面多下功夫。
在本文我想谈一些个人对科学中作弊行为的看法。所根据的事实一例发生在我的实验室，还有三例在其他实验室。我想这个问题有四个方面：卷入其中的科学家；监督者和协作者；大学和资助机构；以及以国会为代表的政府。
卷入其中的科学家
我与4位被指控造假的青年科学家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第一位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卡尔 · 科里博士实验室工作；第二位在麦迪逊的戴维 · 格林博士实验室工作；第三位原在耶鲁大学梅尔文 · 辛普森博士实验室，后又到洛克菲勒大学与李普曼博士一起工作。（科里、辛普森和李普曼都发表过撤回声明，格林在一次美国实验生物学学会联盟的公开会议上宣布撤回有关工作。）最后一位是马克 · 斯佩克特，他在我的实验室里工作，本文将着重讨论他的问题。
这些科学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他们都智力超众，精通自己专业，并且知道哪里是有待突破的关键环节。他们是技术娴熟的实验者，都参加了一个由德高望重的研究者领导的、在某一特殊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实验室。据我所知，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承认是有罪的。这些是“专业人员”的商标，而且还不完全。“业余者”，例如那些根据子虚乌有的病人来发表文章的人，通常比较容易被同事和学生们揭穿。科学欺骗行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是不可逆的，对卷入者都要、而且应该报告并检举，不管是否会涉及经济损失。
1972年的一个晚上（尼克松水门事件那一年），有一个人从华盛顿市打电话到我家里，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科学中造假的书。他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也不知道那本书是否出版。他告诉我，他知道我熟悉几位被指控有造假行为的科学家，还打听到我年轻时的一个过错——对精神病学的兴趣。他挑战似地要我给他一份关于这些人的心理分析。我简要地向他概述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共同品质。我指出，考虑到他们宣布后引起的兴奋，他们一定已经知道工作将会被重复，因为这三个人都非常聪明。如果这是个骗局，就马上会被揭穿。所以我的结论是他们在精神上处于不平衡，潜意识里想被抓住。来自华盛顿的那位反应道：“你意思，就像理查德 · 尼克松？”
在我看来，由我称之“专业人员”所做的科学造假，起自于不平衡的精神状态。或许就像大多数职业罪犯那样，他们的情绪和精神处于病态，常常在寻找自我毁灭。但趁还没有被误解我必须强调，这种观点不应影响我们对犯罪的判定和惩罚。精神病学除非变得比目前更为科学些，否则对大多数案例来讲，在法庭上没有一席之地。这个观点还没有被普遍接受，而且与按现行法律进行的犯罪起诉相矛盾。犯有造假行为的科学家极少有精神病，可以、而且应该予以起诉。
据我所知、马克 · 斯佩克特是一个卓越的青年，他善诗能画，还是位出色的实验者。有一位青年科学家看了他在国立卫生研究所做实验后评价说，就像在看贝多芬弹钢琴那样优美（我希望这位国立卫生研究所的科学家对生化知识应比音乐史懂得更多）。斯佩克特的演讲令人着迷。作为一个研究生，他接到来自包括国立卫生研究所在内的许多地方演讲邀请。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师，我的另一位研究生至今还感激马克教给他识。外界压力能迫使研究者造假，但这对我所知的四例却不是原因。斯佩克特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我几次叫他放慢速度，对他保证：凭他的技术和教育才能，他可以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获得教师职位。压力（不管它是什么）来自于他内心。
马克来我的实验室时，我们正从事嗜曙红腹水肿瘤细胞糖酵解中的钠 - 钾ATP酶作用的研究。我还有几位博士后同事在研究哺乳动物和植物细胞中的蛋白激酶。斯佩克特根据他声称做过的实验提出，钠 - 钾ATP酶的磷酸化与一种几个蛋白质酪氨徽激酶的联锁反应有关，但它在嗜曙红腹水肿瘤细胞中失效。相对于我们泵失效机理的考虑，这是一个机灵的想法。
斯佩克特通过将广泛用于蛋白质标定的放射性碘替代放射性ATP来编造资料。他日复一日地向我出示实验记录和射线自显图。我给他的实验，像通常那样，有些能成功，有些不能，每当实验失败时他总是情绪低落。他应爱德华 · 斯科尔尼克博士的邀请到国立卫生研究所去验证他的某项实验，第一次完全失败了。他沮丧地打电话给我，认为可能是那些酶在途中失活。他告诉我它们存放的地方，请我用国内快件把它们送去。用我送去的酶，实验成功了，毫无疑问，他一定始终随身带着那些碘化试剂。很久以后斯科尔尼克博士告诉我，斯佩克特留下的标本里含有碘。马克是一位欺骗的艺术大师。
我们能发现他搞鬼纯属碰运气。当时我们与沃尔卡 · 沃格特博士搞协作。有一位助教在康奈尔检查马克的凝胶体时碰巧用一块玻璃平皿盖住了它，并注意到监测仪却仍在计数。他意识到玻璃只挡住来自放射磷的射线，不能挡住来自碘的射线，于是向我报告了他的所见。
科学家们应该警惕另一种欺骗手段，即掺和这种简单办法。斯佩克特声称，他在嗜曙红腹水肿瘤细胞的细胞骨架制品里发现一种新的ATP酶活性。这正是我想要听到的，所以我自己开始分析并纯化这种酶，因为马克是为他别的工作收集这些细胞，所以他只交给那种不溶于三硝基甲苯的片断让我去忙乎。经过3个星期的广泛实验工作后，我才开始注意起来，因为这种酶的性质与我们研究过的一种著名病毒的ATP酶性质十分一致。确信之后，我们在电镜下发现制备品中有一些病毒颗粒。良那以后，马克的制备品就很少或没有活性，当时我以为可能是我们有些小鼠已受一种病毒的感染，于是放弃了这项计划。碘事情发生后，我才意识到他可能已经在细胞骨架制备品里掺进了AMV病毒的样品，后者我藏在低温冰箱里，所有东西的存放马克都知道。
马克有一次声称，他已分离出一种新的蛋白激酶激活物，其性质与乔治 · 托达罗博士描述过的转化生长因子一样，我们收到托达罗博士送来的一份该因子样品。斯佩克特很兴奋，他对它的试验成功了。于是托达罗博士来到我们实验室，用马克给他的酶重复了试验。他带着马克纯化的激活物样品回到国立卫生研究所，在后来举行的美国实验生物学学会联军会界上报告说马克的因子具有生长因子的活性，我怀疑他所试验的东西是掺进了托达罗博士慷慨送给我们的生长因子后的马克的激活物，还有一件掺和事件是他送给雷 · 埃里克森博士的一种抗体。埃德温 · 克雷布斯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所兴奋，派他的合作者琳达 · 派克博士与马克一道工作。不用说，结果十分漂亮，正当我们准备发表论文时碘事件露馅了，派克博士是一位有才华的实验者，她对马克娴熟的实验操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是我第一次报道这些事件的某些细节，主要是想要指出后面还要强调的一点：要抓住一个“专业作弊者”是很不容易的。接下去我想谈谈我们对此如何反应。
监督者和协作者
技师、学生和博士后同事的细致监督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但是因为怕造假，而且由于发现错误、不适当控制和其它问题是我们教育责任心的组成部分。在我的实验室，重大发现都要由我或其他同事作重复，这已成了一贯作风。这样做的理由是：可以发现实验偏差，增强可信度，并且极大地有助于发表时确保在其它实验室的可重复性。我自己的有些实验由其他人在我的实验室里重复。马克的许多实验由我用他给我的酶重复，他的关于激活物实验由托达罗博士重复。但这里还有一种可能解释：他给我们的酶是掺和过的（例如关于cAMP依赖的蛋白激酶，激活物制备品中掺有cAMP），不过，对此我还不能证实。
我想略为详细地谈一个特别事件，它曾使我相信马克的发现是真实的。早些时候他给我看一些资料，证明用一种内源性蛋白激酶，可使分离自嗜曙红腹水肿瘤细胞的一种钠 - 钾ATP酶的β亚单位实现磷酸化。这正好是我所希望的，可又觉得它好得难以置信、于是我请实验室里的一位博士后同事重复这项实验，并动用了我藏在低温冰箱里的其它钠 - 钾ATP酶制备品。其中有一种钠 - 钾ATP酶取自加利福尼亚电鳐，它与小鼠中酶的β亚单位电泳移动性不同。博士后同事向我报告她未能重复斯佩克特的实验。马克叫来向她询问后很快发现，原来她没有完全按他的指令去做，未在液氮里冷冻他的酶。实验用新配溶液重复，结果非常成功。所有的ATP酶β亚单位，包括电鳐制备品里移动较快的β亚单位，都被磷酸化了，此后几年我还给许多来访者看了那张射线自显图，问这怎么可能被伪造呢？都不能解这个谜。直到我写本文时才突然想到一个令人瞪目的解释——马克可以在夜里找到她的实验记录和放在低温冰箱里的ATP酶制备品，给它们标上碘，再放到被他替换过的丙烯酰胺凝胶中。
对可疑造假的反应
在沃格特告诉我他在马克的样品中发现碘后的第二天，我们与他进行了对质，要他作出解释。他非常镇静，否认任何操作错误，并声称一定超别的人把碘放到他的样品中了。我觉得在判断还不成熟时还是不予声张为好，于是给他三个星期去制备新的酶，然后交给我，我要用自己试剂测定。由于他不能通过鉴定，我就通知了研究生院，扣发他的博士学位，这时他的各项要求都已齐备。我撤回了付印的二篇文章，给国立卫生研究所写信通知。我还给《科学》杂志（213，1313；1981）写了一份收回声明，那里发表过一篇我们已做过工作的综述。因为马克的有些实验已由我本人和其他人重复，所以几个博士后同事后来想确定一些尚可利用的结果。我们发表了几篇根据马克的研究结果写的文章，不过结论与他不可信的声称十分不同。
大学和资助机构
那些大学机构是如何对待这件起诉的呢？我们有些教员觉得马克应被提交法庭去接受惩罚。基于下述几点理由，我决定不向康奈尔大学推荐这种方式，马克一再否认犯有造假行为，我觉得，凭在康奈尔和国立卫生研究所的那两次实验中发现放射性碘替代了放射性磷的证据，可能还不足以说服陪审团或法官。马克会编造一些雄辩的、貌似有理的证据。他可能不否认碘的存在，但否认是他加进去的。如果我们败诉，马克就会要他的哲学博士学位，并有可能得到您，这样的话，他就拒绝我让他自动辞职的要求，并以诉讼相威胁，我与马克的母亲谈话以后，这位明智而有远见的女士最后同意去说服他无条件撤回。
我想再就起诉谈几句。不顾起于什么原因，社会总是要惩处造假行为。虽然最终对马将会如何我不知道，但他的科学生涯已被毁灭，也得不到钱溜到南美洲去。这样的惩罚是严厉的。事实上，我收到了好几封信，指责我对他的处理过于苛刻，未予这样f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以第二次机会。就我所知，这位杰出的青年是病了，可无药能治。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既不对马克生气，也不想表示宽恕。（在科里实验室的那位青年科学家得到第二次机会，成为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系的教授9他发表几篇未经证实的轰动性文章，但年轻时就去世。）
很显然，每一件案例都应分别对待，当证据能在法庭上成立时，就应予判刑坐牢。当存在过分的压力和已有忏悔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不太严厉、较缓和的处罚——名誉和职位的丧失本身就是一种严厉的惩罚。
政府和国会
我认为，—旦造假行为成立，科学家们应采取的立场是把它提交法庭，表明我们对此是严肃的。就像对其它造假案件那样坚持绳之以法，就可打击不正之风，后者可以在大学或国立卫生研究所范围内得到解决、有时候，诚实的错误与造假行为难以区别，我们一定告诫公众和国会议员们，如果国会插手科学造假事件，那将是得不偿失。但国会有理由坚持要大学和资助机构全力以赴地调查可疑的造假案件。我们必须要使国会议员相信，科学运行就像自动除霜电冰箱，偶然的作弊冰霜会被灼热的进步所融化。
审查对于造假行为来讲没什么效果，这种费用并不值得。德拉蒙德 · 雷尼博士是《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一位责任编辑，他提出我们应说服国会不要卷入审查之中。这意见很不错，但他的办法我不敢苟同。他推荐我们科学家去从事这项任务，这将是一个大错误，审查最多只能给我们一些数字，表明造假行为相当少见，但我怀疑我们的政客们会接受这样一个判定。审查可以发现临床试验中的作弊，或许会使其暴露出来。但他们发现不了“专业作弊者”。让你来看马克 · 斯佩克特的射线自显图和用掺和过的酶制品所做实验的记录，你能发现造假吗？
审查的威胁吓不住那些想造假者，这只是增加他们保存笔记本的复杂性，他们会用“手套”来防止他们，的作弊“指纹”被侦查出来。审查可以巧出前后不一、条件控制不当以及不适当文章，但要在解释时区分造假、判断力差或误差那是非常困难的。我想历史学家们可以在我们伟大科学家的文章中发现这类误差。让他们研究一下糖酵解和氧化磷酸化的研究史，难道我们能把路易斯 · 巴斯德、奥托 · 瓦尔堡或彼得 · 米歇尔在判断上的错误或误差称之为科学作弊吗？
不适当的文章比较常见，但不太会被接受，它们无须审查就能减少。杂志的编辑们可以将他们的要求专门化，把每一位作者的工作成绩列一份清单，让他们都签上名，这样做可能麻烦些，但比审查要强些。我担心，如果科学家们开始审查同事的资料，那下一步就是审查实验了。所有这一切将会费时、费钱而又无效，也不会显著改变整个作弊现状。如果国会坚持要干，就让它自己的工作人员去审查，这样会知道审查有什么价值。
我们必须要使公众、新闻界和国会议员们明白，只有科学才体现着人类的努力，而犯罪无损于此 · 我们必须要用历史事实使他们相信，科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少数几例造假并不能使它减慢，但政府的干预和他们对科学的冷漠却能。国会里有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请他们给予帮助。国会已经尽到它自己的职责，说服科学家和监督者更加管惕和注意那些疑有造假的事例。我们碰到了一个危机，但不必对此惊慌失措。
我们的任务是要国会议员们相信：科学太脆弱了，经不起当作政治足球去踢。当代大多数科学家可能还满怀着热情，可是下一代将会如何？我们的学生对为文凭和大学职位而奋斗的前途早已心灰意懒，正在转向其它更能赚钱的职业。收集资料和访问学生就能证明这一点。如果年轻科学家们还要受到不合美国实际、不科学的政府调查的威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科学生涯。
最后，我有一些建议。我们应该向国会呈交一份简要而精确的计划来说明我们能做些什么，为此需要一个科学院外集团来准备和呈交这份计划，完整的这样计划我还说不上来，不过有些建议。它应该要求大学和系主任时刻提防不正常现象和对学生及教员的过分压力；应要求编辑们处理不适当的文章，并以更高的标准去评论。参考文献引用错误往往是无意的，容易受到批评，但它也是一种科学作弊的方式，应要求评论家们积极地指出这种疏忽。编辑作了蹩脚、错误的评论也就是犯了科学作弊错误，应该从编辑界清除出去。当和已当上编辑和评论家的人，应像国会议员那样对一个道德委员会负责。我们应计划教育正在工作的科学家们，怎样监督学生们的工作，不是作为一种防止造假的装置，而是因为这是每个教师的一种责任心。
我们还要说服新闻界，他们应帮助我们告诉公众科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希望我们能说服国会考虑制止对真相进行不确切、轰动性的新闻报道。新闻界一定要有自由，但不能有歪曲和捏造自由。我确信国会议员们会注意这个问题。所有这些除了需要警惕性，还要时间和耐心——要知道对吸烟有害健康这样简单事实，要说服哪怕是部分公众都要花几十年的工夫。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迫切需要富有想象力的主意来加速这一过程。
[Nature，Vol 339，198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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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raim Racker系美国康奈尔大学生化系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