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科学技术逐渐变得失去信心了，甚至是那些曾经给整个国家带来过成功的科学技术。从美国大轿车到宇航员从月球安全返回，我们对所取得的成就都提出了质疑。这里有许多原因：汽车、核电力和能源工程给环境带来有害影响；越南战争的失败表现为一个农村妇女用步枪摧毁了数千万美元的飞机和直升机。

我们带着对科学技术的怀疑和既尊敬又无能为力的心情进入80年代，里根关于取消或削减政府项目（至少是民用项目）的哲学，无论好坏都无济于事。没有足够的资助，那些伟大的设想——无论是普遍免费教育、高速公路系统、宇航员登月飞行，还是治疗小儿麻痹症和艾滋病，都将得不到实现和完成。

有这样一个领域，如若美国对它削减预算，取消发展设想，那么将会负不起其代价，这个领域就是飞速变化的科学和技术。科学技术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投资，从基础研究到其成果的最终应用需要一段漫长时间，而且这些成果应用又需要大量昂贵的技术基础设施，需要受到过高等训练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精良队伍，然而对这一切的投资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推动新产品开发和为国民服务。

本世纪50 ~ 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得到的知识资本之上的，当去掉新技术的投资停止了，收益也就随之停止了。关于“空间计划对经济的影响”的几项研究已经从数量上说明了这种投资的良好收益，从空间计划中我们得益甚多，诸如计算机、材料、通讯、制造技术、医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可能就是最好的证据。因此关于预算削减的含义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使不进行预算削减，人们也还是会思考美国不进行边缘科学技术的投资，将能持续多少年其创新、完善、发展的能力和世界领先地位。在许多基础工业和整个生产领域，美国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领先地位让给了其他国家，其中有些是相对的低技术，但有些已经是相当的高技术。

这绝不是一个学术争论，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弗兰克 · 普赖斯在1988年4月曾说过“真正的政治问题是科学到底最急切地需要什么来保持它的力量和完美。”美国许多最有地位的科学领袖并不是在为争取足够的资金而奋斗，而是在建议新的规则来对付联邦预算中对一些所谓“可有可无”的计划的资金削减。

现在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用来资助发展材料科学，人类遗传基因研究，粒子物理学，对太阳系的探索以及其他类似的项目。我们现在并没有在进行这些研究，这是因为我们作出了不这样干的选择，而并不是我们负担不起它们的费用。

我们当然也不赞同所有科学技术的费用都具有相同的高度优先权，这是由于存在着许多限制因素和其他重要的社会性要求。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只要是科学和技术，就一定要进行发展。70年代怀疑主义的一些主张是正确的，科技项目的相对价值在联邦预算中是很重要的。我们只是争辩这种相对价值不能被置于过分狭窄的范围内考虑，而必须放在整个国家的决策范围内。

让我们来看一看已经提出的美国空间站计划。由于一个公众利益组织的成员与美国的太空计划发生着紧密的联系，人们可能认为我们在支持一个更大的美国宇航预算，我们也确实在这样做。然而目前预算并没有合理地利用已经拨给的款项。宇宙航天飞机是相当昂贵的飞行系统，它的某些功能可以不必具有——需要有一个相对费用较少的飞行器的发射，宇航员执行的任务实际上由自动装置完成会更好，可与此同时，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进程却被很大地推延了。同样，空间站正在被当成一个空间工厂出售，而不是作为研究人类在太空活动的设施和探索太阳系的空间站。空间工厂的概念有其假象，因为研究材料工艺和其他科学必须先行——而且这种研究可以通过其他费用较少的空间结构得以更快、更好、更省费用地完成。

空间站是一项昂贵的计划——如果它要在联邦预算的科学项目中争夺费用，那就更显得昂贵，然而它在科学计划中有着超出它地位的目的和优先权。它是美国社会和政治需要的一部分，是出于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而进行的研究和探索。正是这样，空间站计划必须重新定向为国家整体探索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个整体计划，那么空间站就不值得发展，如果有此计划，那么即使比目前评估的花费更多也是值得的。

我们需要明晰判断，不仅要辩论在竞争优秀项目时科学的优先权问题，还要辩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要成为什么，要干些什么。物理学家争辩道，超导碰撞器对于国家的物理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居领先地位意义重大，我们可以认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超导研究比三千亿国防预算中的许多项目更为重要。生物学家也争辩说人类基因工程对健康会产生巨大益处，使生命素质进一步提高。既然我们认为放弃部分香烟的税收和其他税收很重要。那么这些研究就更重要。现在资金是有的，缺乏的是决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太空利益集团“行星协会”（The Planetary Sociaty）的代表，我们不赞成谋求集团利益的空间站，而是赞同一个值得我们投资的空间发展目标。我们继续对太空进行探索，理由不止一个：为了边疆的需要，为了将我们的技术推向顶峰，为了探索未知世界。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同时具有政治利益，那就是美苏共同探索火星的设想。首先是机器人飞行，其后是载人飞行。这一设想花费巨大——大约与阿波罗计划或B-2导弹计划相同，是星球大战计划第一阶段的三分之一，或是州际高速公路费用的一部分。正如以前的例子表明，我们负担得起这项计划。一个经过美苏双方20年的努力，运用我们最好的军事、工业、宇航、科学的能力，设计一个对整个人类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好计划，难道不值得发展吗？如果仅把空间站本身作为目的，对于许多人它似乎就像一项极大的奢侈，两把它列入这个宏伟计划时，它就成为通向更加高尚目标的途径。

对于任何一项科学发现的计划，都要评估出它的消耗和收益是不正确的，大约500年前，哥伦布得到资助去寻求在经济上更有竞争力的西航线，通往西印度群岛，以此来与葡萄牙绕道非洲的南航线竞争。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其探险计划与经济收益联接在一起，哥伦布的发现起初被认为是一个失败。他们最终得到的经济收益，并不是他们原先预期的。可是在几年之内，两国都没能保持住大国的地位，因为他们消耗了自己发现的资源，却没能利用自己获得的知识。现在，美国正处于重蹈覆辙的危险之中，因为我们着眼短期的收益而不是长期抱负。顾及长远利益应该是联邦政府的责任，我们显然不能指望私营工业或某一个州 来这样做。如若联邦政府不这样，那么谁会这样呢？

现在到了开始讨论我们国家的目标和寻求向前发展的时候了。我们不必要任何事情都单独行动——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国际合作收益更大。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支付不起新项目的发展，而固执己见，让世界超过我们或撇开我们。如若我们的领导人想让美国在下一个科学发现时代无所作为，袖手旁观，他们应先问问美国人民是否愿意这样。我们认为人民期望跟着有胆魄的领袖，即使作出一些牺牲，也愿保持国家的强大。最后还是把我们的主张放在事实中检验吧。

［USA Today，198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