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5日是科学社会学之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orton）80寿辰，为感谢他对科学社会学的伟大贡献，本刊特译载他1985年的一篇论文如下。

［摘要］区别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这一探索，强调了三种组成因素：研究者的个人意图，研究者的社会角色，文化（即认知）后果。这个区别反过来提出了考虑研究工作在其关联人类利益（除知识本身外）方面的新方式，并且使人想到了学术共同体与卫生管理共同体之间一种进化的关系。

科学成为我们时代占优势的社会制度之一，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一切生活。现在根据科学观点处理了比以往任何时候范围都更大的问题。通过那些偶尔由科学产生的技术，全面改变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在世界中如何生活，正像现在它大有助于决定我们何时死和如何死一样。

合法的科学科学事业现在被如此广泛承认，使得我们太容易忘记长期历史过程，而通过这过程科学才符合社会与道德的合法性。短短的三个世纪前，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以及后来社会科学，都受到很大磨炼。它们被承认的合法性并不像它们在与其他广为承认的价值相联系时本身应有的价值那么多。这就是为什么要作出各种努力以表明新科学为上帝和组织化宗教的目标、经济和军事以及居民的物质幸福的需要效劳。当伽利略由于他的哥白尼学说思想而遭受责难时，他提出，“我觉得有必要在审判我十分珍重的宗教与名誉问题的所有那些人面前作自我辩护。”后来，玻义耳在他有代表性标题“实验自然哲学的有用性”的短文中也发现，为新科学的实践价值作论证是可取的。科学的最初事例，是通过表明科学将帮助我们达到除知识本身外的目标而形成的：力量，安逸或金钱营利，健康，名誉，效率，或者除知识本身外的几乎任何东西。

“新生婴儿有什么用？”终于，科学对其他制度化价值的依赖开始改变了，科学逐渐取得了一种日益提高的自主度，要求把合法性作为自己本身应有的某种好东西，当寻求身体健康或个人救助时也像文学和其他艺术那么多的合法性。新的合法性反映在佛兰克 · 林（Ben Franklin）在答复一个向他提出的关于新发现用处的问题时所说的话：“新生婴儿有什么用？”——一个在世纪来临时得到巴斯德（Pasteur）和法拉第（Faraday）共鸣的答复。这态度表达了一种双重信心：基础的科学知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好东西，在适当时候它将导致各种各样服务于人类利益的实用后果。在这点上发展了一种关于基础科学的内在（价值）的以及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基本原理都用基础科学研究对于知识本身外的人类利益“关联潜能”的桥连接起来。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分

科学增长已引起了关于基础或基本研究与应用研究以及开发的独特特征的争论。

—个功能定义而不是动机定义基础研究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均一性并且提供对它们的新理解。正如将要提到的，这个概念不同于一种按照研究者的目的或意图而定义基础研究的流行倾向。这是功能定义，不是动机定义。它提到基础研究客观上完成什么，而不提参进该类研究中的那些动机或意图。诚然，研究者的意图将对研究工作的进行和结果产生影响：目的在于揭示新理解将使研究更可能是基础的而不是实用的，正像以应用定位的研究将更可能在利用基础知识时只是达到所指定的结果。

应用定义把科学探究的目的或意图作为唯一准则加以抛弃，我们就能够把应用研究同那样一种基础研究区分开来，这种基础研究把既成知识（基础的或经验的）按新方法用于得到旧的实用结果，或者有时是全新的结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通过汲取过去知识来发展新知识时是很相像的。它们的区别在于，通过基础研究而发展的新知识，同样增加了对均一性的一般理解，这些均一性理解超出任何特殊等级的应用；它增加了那构成科学知识的智力资本、应用研究汲取那些在达到实用目的时所得到的新方法的资本，而这些实用目的本身是在基础知识范围之外的。

社会成分不同于意图和结果，区别基础与应用研究的第三类成分。这成分是“社会的”，属于那些从事科学研究所分配的社会角色。基础研究工作者的角色具有独特的特点：（a）、在选择他们将工作的问题时向他们提供相对自主性；（b）、在他们找到更有趣或更有希望的探究的过程中，向他们提供把这些最初的问题转移到其他冒上来的问题作决定时的活动幅度；（c）、在这种角色中，主要的“参考群体”——那些评价他们认为重要的他们工作的个人和群体——都是由科学家同行组成的，非科学家只是在稀疏程度上参加进来。把这些描绘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社会角色的要素时，我意思是强调，他们具有要求这些为权利的社会根基，其他人倾向于尊重这些权利要求，我意思不是说，在任何具体情况中，关于这些角色界定的权利都完全存在共识，也不是说特殊的科学家们在其他人施加压力要他们离开该角色时都没有遭受曲解。

科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互相依赖

科学已变成比任何其他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智谋手段这个历史事实，必然提出了关于这些制度对科学的关系的某种立场——有时反而缺乏这种立场。这只是一般社会学前提的一个特例，这前提即共存于社会中的超度秩序——家庭，经济和政治形态，科学，宗教，教育和医疗——它们各个互相依赖而每个又具有独立衡量标准。

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科学也是一种保护该制度特有功能的价值与利益的堡垒。对于科学来说，自主性核心主要是在科学家对基础研究的义务承担中缔造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被包含在其寻找自然界与社会均一性的新理解的纯粹个人意图形式中，社会角色指派科学家选择他们自己的研究问题并且凭他们自己爱好去进行该类研究，以及全部撇开其服务于其他人类召标而扩展基础知识的文化后果。许多科学家给予基础研究比应用研究以更大价值的赞颂，不只是因为它扩展基础知识的功能，而且因为它把科学自主性的独特要求象征化了。任何不考虑这个持续追求自主性的指导科学对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的政策，是容易自我拆台的。

同独立一起的相互依赖卫生管理救助和基础研究的组织之间的关系现在可以看作是两种有联系但又独立的社会制度类型之间关系的一个特例，指导这些关系的政策应该很好地承认这个相互依赖与独立的混合物。需要适合于社会与卫生管理的特殊利益的安排，这种安排不要疏远这两个群体社会阶层中的大批人。在这安排下，不要求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由于转到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而放弃他们的角色义务承担，正如不要求医学组织领导人由于资助的研究显然对他们组织的主要目标不具有可想象的影响而放弃对他们赞助者的职责。

关联的潜能

关联潜能的概念把注意力引到这样又明显又重要的事实，即基础研究系列的不同部分具有对各种组织类型现时与未来的功能都是关系密切的不同可能性。应用到卫生服务组织的案例来，这概念引发了支持基础研究中那些探究线索的政策，而据判断，它对于特定组织将具有最大程度的关联（这并不替代一项导向解决特殊问题的支持应用与开发研究的政策）。

支持有关联潜能的基础研究的政策，具有若干令人兴趣的性质。首先，它保护了科学家选择问题的实际自由。这较有可能使他们更彻底地献身于他们的研究工作，并且也较有可能通过自己挑选，使他们调研那些他们各自作了最好准备的问题。自己挑选的过程当然不是可靠无误的；在个人和研究问题的相配中包含有犯错误的余地。但一般说来，它更容易唤起研究者最深沉的动机，更容易发挥他们的独特技巧和能力。

第二，这政策保护了支持组织——不管是医学的，劳动的，政府的或者志愿协会——选择的实际自由，从不断发展的基础研究范围中选择那些最有指望对他们自己活动和作用产生影响的新的基本观点的探究线索。

政策的这两方面可以概括为第三方面：它在基础科学与医学或其他组织之间提供了一种使它们彼此免受霸道的协商关系，它们在比较中立的场地上相会，其中各自保留自己的中心使命而又顾及到彼此的一定利益。

第四，一项对每种支持制度都具有最大关联潜能的支持基础研究的通行政策，总起来说，显然将有利于对许多但不是全部的基础研究的选择性资源分配。能担保每一研究类型将得到支持的无形帮助是不存在的。不平衡必定会逐步显现；某些基础科学类型对主要工业将具有巨大实用潜能，其他实用部门将接受大量支持，另外的一些仍然接受很少。

这直接导致第五个看法：对于政府内外组织的意图来说没有多少关联潜能的基础研究，正是那种需要从祈求帮助推进基础知识而完全撇开期望实用结果的那些机构获取其主要支持的那类基础研究，就长期看，祈求支持这类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当然是大学。但较近期间，另一类机构，虽然不总是做好准备的，却能以没有多少“实用”关联潜能而发挥支持科学探究的同样功能则是巨大的私人基金会。最后，像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这类政府设施，以及支持科学研究的其他政府代理部门，已经帮助在那样一些科学中填补了空档，这些科学此时此地有点希望能在推进本身知识之外也对意图有用。这就是这类由于支持在实用关联潜能的准则下得不到支持的基础型研究而继续放松下来的社会代理部门的独特功能。

科学史当然塞满了这样的案例，其中没有立即看得清实用含义的基础研究，实际上却证明具有范围广泛的技术后果。然而，关键在于，完全撇开这类意外收获不说，基础研究提出社会支持的要求只是因为它推进我们的自然与社会的基础知识。

基础研究与卫生管理救助的关联潜能

只是现在，当本文接近结束时，我才能够返回问题焦点：基础社会研究与卫生服务救助之间的联系。延缓这一中心问题的双重原因，对于掌握了上述内容的读者来说必定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里所发展的观点，基础社会研究只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特例，正如卫生服务组织只是组织化医学的一个特例那样。现在提出关于基础科学与社会的其他制度序列之间关系的一般看法，可以藉助适当的说明而全部应用于基础社会研究与卫生服务救助的特例。这也许足以描绘所分析的主要轮廓，不必费力地阐明一般情况对特殊情况的每个应用。

在关联潜能的政策下，显然在卫生服务救助中主要应该关心挑选基础研究这一份，正如（根据同样的逻辑）电话行业主要应是关心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研究，航空工业则关心空气动力学和许多有关专业的基础研究，制药学行业关心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研究。

然而，在基础的社会研究的广大范围内，每个部分并不都具有对卫生服务的独特问题的相同关联潜能。人口金字塔、技术本性的变迁范式和医疗服务的补偿范式，都有深远影响；影响将分别达到人口的各个部分，生活在新家庭星座中的人们——独自生活或作为单个双亲的，以及比以前更像是地理上彼此分开的单个人——如何妥善处理与那些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有关的老年化问题？对家庭的研究是显然恰当的：什么东西影响人们感到对于不住在他们家的其他家庭成员是负有责任的——以及这个责任感如何反过来加强或减弱他们核心家庭的责任心和他们的职业？

在人们把死亡看作是一种愈久愈被忽视的无法规避事情，或者确实因为它是无法规避而看作是需要去作出目前决定的事情，在这些态度方面是否起了广泛的变化？只是在最近，医学学生们才要求把讨论死亡、对病人和有关病人的管理也包括在他们的课程里，在关联潜能的政策下，扩大对这个历史地出现的事物的基础社会研究的支持是完全恰当的。当前控制医学管理花费的努力本身存在着困难，而同时，新近发展了使陷入高花费的晚期病人延长生命的技术。在哪点上生命质量改变生命价值？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什么基础上加重了维持一类病人超过其他类病人的高技术花费？

假如有使这点显现出来的余地，那就可以表明，对小群体活动方式的大量的基础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已直接关联到那些特征上以医院住院病人单元作为标杆的小群体。这些研究就其调查结果（在其含义上）不受实践应用的狭窄领域的限制说，都是基础的。这里也许排除了一种关于基础社会研究与应用社会研究之间区别的流行假设。

应用的社会研究已经长时间得到政府、工业、商业、志愿协会、劳动、城市计划、社会工作、医疗与公共卫生以及农业的利用。基础的社会研究受到美国的学会这些专业部门的支持具有相对短的历史。没想到关联潜能的概念可以对社会科学与卫生服务之间的关系提供指导竟是由公共卫生服务（PHS）内一个作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卫生服务研究中心（HSRC）的设施来显示的。

最后，人们可以分清基础研究的功能与应用研究的功能，可以利用这二者的独特潜能 · 形成这样一种区别，可使得弗兰西斯 · 培根300多年前（1605年）所说的老话不再适用：

我也不能责怪或谴责有学问者对有财产者的祈求或请求。第欧根尼回答得好，他让问他的人受到嘲弄。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哲学家们都是富人的追随者，没有富人哲学家？他回答是理智的，但又是尖锐的，因为这类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别人不知道。

[The Mount Sinai Journal of Medicine，1985年第52卷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