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各国的领导人在讲话中无数次提到了温室效应一词。对于地球变暖的关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广泛。

然而，当倡导具体行动时就并非那么容易了。总统和总理们发现难于估计环境政策的代价和收益。在诸如砍伐森林和使用矿物燃料这些关系地球大气变化的要害问题上更是难以达成世界性的合作。

1939年2月1日，在科罗拉多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汇集了各种合理的想法来评估这种困境。在一天的关于国际法与地球大气变化的专题讨论会上，学者、联合国官员、政治家们聚集在一起。如果出现争议，那就是现有的合法机构完全不适合于解决目前的环境难题。

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联合国环境计划机构（UNEP）——一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联合国主体机构。苏联国家与法律研究所的亚历山大 · 提莫申科忧伤地指出，在联合国170个代表中仅有58个属于UNEP的成员。他说：“UNEP的地位及权限应立即得到改善。”

先例

从60年代的禁止核试验协定起，联合国的环境行动中确实有过几个立法的先例。汉1972年关于人类环境的会议就出现了23个地区性的协议或协定。

对于地球的各种忧虑已证明是难以协调的。有时被引用作为大气立法榜样的海洋立法，其进展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是缓慢的。因为那时在对于区域界线的划分及当时的近海开采方面存在着争论，该项法案还没有为足够多的国家所认可而生效。

相比之下，70年代末期对保护臭氧层的一些会议开始时进展顺利，但是联合国对预算的削减及科学的不确定性使进展缓慢下来。然而，当南极臭氧空洞一经发现，在仅距198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的二年时间里，为控制臭氧层的一个协议和蒙特利尔协定就在1987年9月份得以签订，这是对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进行控制的第一步。

由UNEP和加拿大政府发起，于1988年6月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关于全球变暖的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类似的初步法案。一名在Boulder国立大气研究中心工作的科学家斯蒂芬 · 施纳德，把这个会议称作为“以造林解决CO₂”的集合，有人诙谐地把它比喻为美国物理学会关于新高温超导产品的一次通宵会议。在多伦多，来自各国的政府官员们实际得多，他们决定到公元2005年要把矿物燃料的使用量降低20%。

当地的阻力

在实施这项计划之前，UNEP和它的支持者，与那些主张较强硬国家法律的机构，如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在限定、削减引起温室效应气体问题上将面临强烈的反对。

在美国，70年代进行对洁净空气立法还停留在书面上，但在80年代加强这些法律的企图已经失败。然而不久前，国会提出的各种关于地球升温而不是局部性的污染的计划，使早期的措施看起来是平淡的。研制小型、有效地利用燃料的汽车，作为对“温室效应”立法的主要部分，从来都不会为一般的人所接受。许多公民把减少矿物燃料使用与降低生活水准等同起来。

发展国家问题不一样，但对大气立法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在许多贫穷国家里，环境保护似乎是富人的奢侈品。

例如，诺埃尔 · 布朗的祖国牙买加，现在用其出口收入的43%来偿还国际贷款。一个结果就是咖啡种植园扩大到边远地区，使那里的地力很快耗尽，生物资源可能再也不能恢复、在Boulder布朗告诉他的听众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会使环境像受损失，但我们有什么选择呢？如果砍伐森林问题是如此重要，能否把豁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看作是一种投资？”

一个新的合法机构

平衡这众多的利害关系，也许需要一个新的合法组织机构。Georgetown大学法律中心的伊迪丝 · 布朗 · 韦斯在专题讨论会上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如果随时任意投资，”她问，“那么你会想要哪一种环境？”她的回答是：一颗永远健康、生机勃勃的星球。从这个目标出发，她进一步阐明了其中的寓意：如果当今的环境遗产在退化，我们每一代人都应该为下一代作出补偿。

通过对那些特定工业提高征税，来建立“世代信用基金”可以做到上述这一点。例如，韦斯解释道，33个联合国成员国现在实行对耗能产品区别征税方法来限制它们目前燃煤、天然气的消费。有些人争论说，对能源消费而不是对产品征税也许会更有效，尽管不那么容易被接受。一项国际协定可能要求各国对矿物燃料征收“排放税”，以使消费者享有向大气排放额外的CO₂的权利。

相反，一个工业部门或政府通过增加环境遗产可以赢得信任。有一个非官办的先例是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应用能源服务机构，它计划在康涅狄格州建造一个180兆瓦的发电站。作为条件，公司去年同意拨出200万美元给国际救济及发展机构，去帮助40，000危地马拉农民植树5200万颗。人们期望这些树在40年时间里至少尽可能多地吸收这家工厂排放到大气中的CO₂，然而这笔钱只不过增加了1%的建筑费。

应用能源服务机构执行主席罗吉尔 · 桑特说道：“在温室效应问题上必须保持科学的严肃性。我们认为现在是停止论争、实施行动的时候了。”

去年在多伦多，来自许多国家的官员们决定到公元2005年把矿物燃料的使用量降低20%

环境学家们赞扬了这种努力和其他的植树计划，但他们注意到这些新的人造林只不过是CO₂的一个临时储库。这些树还是要向大气中产生出同样多的CO₂。从发电厂中增加的CO₂就是这样通过森林这种载体传给将来。这就赢得多余的时间，这无疑是有一定价值的，尽管它并不消除多余的CO₂。

一项新的社会契约

建立世代信用基金的一个障碍是那种“世代间的公平”的观念。然而会有谁不喜欢那种考虑国民利益的主张？在传统的法律中，利益观念仅仅是为了个人服务的，韦斯提出一种基于“集体利益”的新观点，来回避未来的人的争端。

另一种反对意见来自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是世界上关于价值的最好仲裁人。根据该学派的思想，任何一种资源，如煤炭、木材、净水，在没有出现短缺问题之前，在自由市场系统中自然地被保护肴，因为今天的价格把明天的原材料变成了利润。如果这些资源贮存量减少，那么各种资源的使用者就会开始贮存、囤积、保藏。价格上升，太阳能、重新造林、再循环、瓶装水，——无论是哪一种，如果它确实具有更高的价值，那么它就会有更大的市场。

集体利益和自由市场这二种方法未必是对立的，已经成为政府运动提倡者的斯蒂芬 · 施纳德说：“内由市场思想”在阻碍立法，例如，阻碍提高小汽车燃料效率的尝试。然而他并不把自由市场本身看作是不好的东西。他说：“问题是污染的真正代价没有被确定。”

按施纳德的看法，新鲜空气对一个稳定气候的贡献至今还没进入市场，人们认为没有。大气在这方面是一种“自由的东西”，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排放过剩CO₂的场所。与此相似，土地也曾一度是猎人和采集者的一种自由的东西。人们把那些说不清的污染影响与土地资源广泛地相联系，如今，甚至在自由市场，倾倒垃圾也要收费。

一个全面、精确的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的运用征税和信用贷款手段的计划，将宣称全世界的居民，包括我们的后代，都是大气的共有者。如果气候出现反常，将来的人就会发现这带来了不便，他们就有权利得到补偿。

“全面、精确”一词在这个计划中是一个关键性短语。人们可能会要求科学家从人类的目标中识别出可望获得显著成功的事物，并借助各种材料的帮助——一个令人气馁的前景，给科学家们提出理解各种系统的难题和环境诉讼的倾向，让科学家们在法庭上互相去说服对方。

在大气立法上的这种方法一定是要引起争论的，然而这是目前倾向性的思想，并且这已经提到进行协商的议事日程上了。它可能预示着一场法律上社会革命的来临，这是一场因过去二个世纪工业技术发展而引起的革命。

[American Scientist，1989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