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程技术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的应用，生物工程学已经成为工程学的一个有影响的分学科，传统的工程学致力于“利用天然物质的性质和能源为人类服务”，生物工程学则利用生命为生命本身服务，由于这种回归性，生物工程学给人类提出了要求思考的新问题。

伦理学研究自然和人类活动的意义，伦理学的基本前提是人可采取的行为方式种类多于他们可能认识到的行为种类，因此，人必须选择一些行为而摒弃另一些行为。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人类的行为选择将超出物理限制，生物限制，经济现实和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因此，人类发展了判别好坏的理论和依据。伦理史展现了这些理论及好坏标准的变迁史。

生物工程学使人类的活动扩展到了新的领域，它要求人类重新解释传统的理论并阐述新理论。一方面，伦理学向生物工程学提出挑战，另一方面，生物工程学也向伦理学提出了挑战。

让我们考察下列情形：

· 一个装有假腿的人被抢劫了，他的假腿受到严重伤害，而身体其它部位则未受伤害，试问他是受害致残还是仅仅受到袭击和抢劫？

· 某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希望保护一种海龟，这种海龟在受到人类发展威胁的海滩上产卵。生物工程师建议采用生物指令技术把部分海龟引导到生态环境完全相同但安全得多的沙滩上产卵，这一做法是否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 一个生物医学工程师分娩了一个稀有的并具有致命缺陷的婴儿，根据她的知识，现代的工程师可以发明一种特殊的器官替代装置医治这种缺陷，但是她未采取任何措施而让婴儿夭亡。

1982年在印地安纳州一个先天愚型并且有食道缺陷的婴儿就是因其父母拒绝对其治疗而死去、

人类对这种道德问题的认识

近三十年中，生物工程学作为一门富有成效的交叉学科蓬勃发展，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对生物工程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最引人注目的足与医学有关的生物伦理学的诞生，专业工程师目前也开始认识这一问题。

当第一个工程协会在18世纪成立后，工程学开始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19世纪早期，这些协会形成了原始的道德法规，这些法规以医华和律师的道德法规为内容，强调了工程师对用户的义务，而用户一般也就是雇主，因此对公司的忠诚成为工程师的首要义务，正如医生不能随便公布病人的病情一样，工程师们也不能随便揭发雇主。

本世纪70年代，这一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一连串戏剧性的工程事故（如1972年海湾地区快速运输系统事故，1974年DC-10飞机的坠毁以及1979年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和消费者及环境保护组织的运动，促使职业工程师重新思考他们的道德义务，新的思考包括有责任保护公众的利益，并有责任保护那些敢于揭发雇主的人。

海湾地区快速运输系统事故加速了这一观念的转变过程。事故前，三个工程师曾分别得出该系统中乘客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因违抗上司而遭解雇，后来的事故及原因调查肯定了三个工程师的结论，并唤起了对他们行为的有力支持，这种反抗上司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忠的，职业工程师协会第一次公开地批评了一个主要的工程雇主。

生物工程师们对该问题的认识

第一个生物工程师的组织恰好在这些事故发生前成立，该组织早期致力于推动生物工程学的发展、应用和技术资料交流。80年代早期特别是在从事临床医学的生物工程师中开始出现讨论伦理问题的呼声。

给物工程团体开始对此问题作出反映。1986年IEEE成立了医疗卫生工程政策委员会，它的首批任务之一是在1987年组织4个IEEE医学和生物学工程分会关于医疗卫生的伦理学和相关政策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如何在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保护人类，发展医疗器械的决策，在科学研究中采用计算机作为受试模型以取代动物试验以及采用延长生命技术所带来的伦理性问题。

有人提出，工程专业人员应该参与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研究、医疗卫生研究小组和相应的政策委员会；还有人提出联邦医药管理局（FDA）评价医疗器疗的分析是无效的。这些新观点已经超越了狭窄的技术范围，使伦理问题成为制定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国际讨论的新课题

伦理问题研究已成为国际讨论的新课题。1986年，国际生物和医学工程联盟（IEMBE）开始整理现有的道德法规和相应的要求，该联盟有30多个国家级协会会员，它的首份报告揭示当时所有生物工程学协会的职业道德法典尚未清楚地认识到许多伦理问题是与生物工程学的研究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国际讨论的有关课题有：

· 确定复杂、昂贵和新的高技术的有效性；

· 何时对垂危病人应用延长生命技术；

· 器官移植受者和捐献者的确定；

· 新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对新生儿护理的影响；

·胎儿研究及其方法；

· 费用效应（cost-effectiveness）评价及其应用（谁出费？谁受益）；

· 交叉学科医疗卫生研究小组组员的责任；

· 医疗技术对医生——病人关系的影响；

· 对生物工程师、生物工程师中的病人以及其它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和教育；

· 生物工程成果商品化及其影响；

· 进行人体试验和动物实验的研究准则。

如生物工程师罗伯特 · 杰维克（Robert Jarvik）所发明的人造心脏1982年移植于犹他州病人B · 克拉克，该例即说明上述许多问题将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而出现，确定任何生物医学装置的有效性是困难的，需要进行人体试验，也要制定选择受试病人的准则。此外，在预防医学和普及卫生教育方面花很少一笔钱就可以拯救更多生命的情况下，使用昂贵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延长已病入膏肓的病人生命有无必要？采用Jarvik - 7人造笔脏的医护队伍的关系很容易受到财政的和公共兴趣的影响，如移植外科医生William De Vries从犹它大学转到Humana医院工作就是如此。总之，在许多高技术生物工程实践中，非技术的和伦理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IFMBE的报告使人们对1987年联合国决议“人权及科技发展的利用”及世界卫生组织医疗技术工作组的努力引起注意，该工作组努力倡导在医疗卫生系统中讨论伦理学，特别对有关采用生物工程技术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讨论。

伦理问题超越了临床医学的范围

临床生物医学工程师对坪有主要医疗方法牵涉的伦理问题越来越敏感，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对伦理问题敏感的人认为生物工程别具吸引力。研究人员选择生物工程学作为研究方向，他们常常希望进行前沿研究，希望这些研究项目的经费来自非军事合同。主要生物工程计划的领导人也避开航天工程，以避免国防工业的不稳定性，他们开始转向进行直接有益于人类的研究工作。但是生物工程学也对我们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提出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医疗卫生的道德范畴。生物工程的研究蕴含的问题有人体边界的确定，分别天然物和人造物的界限等，这些都是习惯上判定好坏的基本准则。

可以并入身体的人为扩展是我们的一部分吗？如果是，如何划分我们的身体与所有物的分界线？以往的分界线是以皮肤为界的，在我们的所有物之外的世界里，人造物与天然物的对立是否必然？或者人造物是真实天然物的合法扩充？天然物的这种扩充将使人类发现人体自身也成了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动物。

这些问题是研究自然系统模型及重新构造生物进化的根本何题，临床医学实践及资源分配问题的讨论仅仅是开始，所有关心人类存在的道德标准的人将不断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

[Mechanical Engineering，1989、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