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美洲的欧洲人至少在技术上比其印第安受害者发达得多。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一些偶然的地理因素相助，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记载。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许多地方，如果你留意一下周围的人，你会发现大部分人是欧洲血统的。而500年前生活在这些地方的都是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人。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显著的特征，但它引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是欧洲人来征服大部分的北美和澳大利亚土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人去征服欧洲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问：为什么古代的技术发展速度是欧亚最快，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较慢，澳大利亚最慢呢？M92年时，欧亚已使用铁器，已产生文字并开始发展农业，已达到工业化的边缘。美洲人从事农业生产，但没有铁制工具，文字只在玛雅及邻近地区才有，技术落后于欧亚几千年。而此时的澳大利亚还根本没有农业和文字，他们的石器只相当于欧亚一万多年前制造的工具。19世纪时，欧洲简单地用种族差异来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他们认为欧洲人生来就比同时代的新大陆人聪明，因而欧洲人生来的命运就是去征服、去取代或是去杀害劣于他们的种族。这种解释不仅令人讨厌、狂妄自大而且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除非我们能对此作出另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人们将始终认为种族遗传理论也许是正确的。

其实只要我们把注意力从人本身转移到人所生活的土地上，就会发现文明程度的差异并非来自遗传因素而是来自于地理因素。不同的大陆各有其文明发展所依赖的不同资源，尤其是驯养和培育所需的不同野生动植物。不同的大陆，驯养的动物的流动和培育的植物的传播也有难有易。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欧洲人和美洲、澳洲人）在动物驯养上的差异。公元前4千年时，西欧和西亚已有了“五大家畜”——绵羊、山羊、猪、牛和马。它们供给人们吃、穿和用。马更是另具不可估量的军事价值。直到20世纪，马一直好比是现代战争中的坦克、卡车和吉普车，为什么印第安人不驯养一些美洲哺乳动物，如野绵羊、野山羊，西貒、騣犎和貘等以获得同样的好处呢？为什么骑在貘上的印第安人和骑在袋鼠上的澳大或亚土人不去侵犯和恐吓欧亚人呢？

原因很简单：大多数动物不是那么容易驯养的，至今人们只成功地驯养了世界上一小部分野生哺乳动物。野生动物必须具备一系列特点才能被驯养。首先，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动物必须是群居动物。这样，这群动物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成员就本能地顺从处于统治地位的成员，这种顺从行为可转化为对人的顺从。亚洲的摩弗伦羊（现代家羊的祖先）就具有这种顺从性，但北美的巨角岩羊却没有。这一关键性的差异阻止了印第安人驯养巨角岩羊。

其次，有些动物如瞪羚、鹿和羚羊一发现危险就立刻飞奔起来，而不是固守自己的地盘。这类动物太易紧张而难以驯养。尽管人们一直猎鹿并经常驯养它们，但世界上41种野鹿中只有驯鹿已被成功驯养，因为只有驯鹿具备了必要的对入侵者的忍耐以及群居和非区域性的特点。

最后，被驯养的动物还必须能在被关起来的情况下繁殖。动物园里，人们经常惊异地发现被关的动物拒绝在其它动物和人的观察下进行长时间的求偶和交配。这就使人们驯养一些具有潜在价值的动物的不懈努力失败了。例如，世界上最好的毛来自骆马。这是一种长得像骆驼，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小动物。但是印加人和现代牧场主都未能驯养它，因而骆马毛依然只能取自于捕获的野骆马。

综合上述原因，能帮助解释为什么欧亚人成功地驯养了“五大家畜”而不是其它与之密切相关的动物，为什么美洲的印第安人没能驯养北美野牛、西貒、绵羊和山羊。以马为例，我们可以更有趣地说明看似细微的差别能使一种野生动物在驯养上身价百倍而另一种毫无用处。没有一种美洲或澳大利亚的哺乳动物曾拉过犁、拖过车、充当过战骑、产过奶或驮过人。新大陆的文明是仅靠人体肌肉的力量缓慢发展起来的，而旧大陆的文明是借助动物肌体的力量，在风和雨的推动下向前迅速发展的。

我们再来看看是否类似的结论也同样适用于植物呢？我们很快可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同动物一样，野生植物中只有很小部分被证明是适于培育的。例如，雌雄同株的植物（如小麦）是自花传粉，对这种植物的培育比异花传粉的植物（如黑麦）要更早也更容易。因为自花传粉植物更易选择被留为纯种，它们没有一直同本族其它野生植物进行杂交。再来看看橡树，尽管橡树果是有史记载前欧洲和北美的主要食物来源，但橡树却从未培育成功。

这当然有助于我们理解澳大利亚缓慢的技术发展速度的原因。那里相对来说适于培育的野生植物较少，这无疑成为澳大利亚农业发展缓慢的一个因素。但是北美农业落后于旧大陆的原因就不那么显然了。因为许多至今仍具有世界性重要＞地位的植物如：马铃曹、西红柿、南瓜等毕竟是在新大陆培育成功的。要弄清这个疑问，我们必须更仔细地分析新大陆更重要的农作物——玉米。

玉米是一种谷类植物，即带有可吃的淀粉种子的禾本科植物，如大麦或小麦的谷粒。人类所消耗的大部分能量至今依然来自谷物。尽管一切人类文明都依赖于谷类，但是不同的文明世界培育了不同的谷类，如近东和欧洲的小麦、大麦、燕麦和黑麦；中国和东南亚的稻、粟和玉蜀黍；撒哈拉边缘的非洲地区的高粱、珍珠黍和手指黍；但是新大陆只有玉米。玉米至今仍是美国最重要的作物。那为何玉米没能使印第安文明发展得像以小麦和其它谷类为食的旧大陆那么快呢？

小麦和大麦的培育不是有意识的行为，它是人们对某些野生植物的偏爱而带来的意外的副产品。自然地，人们喜欢收获种子大、易从壳中摘下来，具有坚固的把种子聚拢起来的主茎的谷类植物。人们选种时，在这种不自觉地偏爱作用下，仅经过几次变异，就培育出了种子大且不散落的谷类。近东有十多种野生植物易于培育和生长。它们的种子大，这是高度季节性变化的气候所必需的。这种种子易于磨碎、烹煮方便、播种容易，收获时农民可用镰刀整片整片地收割。在近东，公元前8千年时，小麦和大麦已开始发生变异，紧接着就开始有意识地播种。公元前6千年时，农作物栽培已与动物驯养结合成一个完整的食物生产系统。

我们把旧大陆这些相对较简单的发展过程同新大陆的情况对比一下。墨西哥、安第斯山脉和亚马孙河流域是美洲农业开始发展起来的地方。它们没有近东那种高度季节性变化的气候，因而就没有富饶的野生大种子禾本科植物，玉米的祖先是一种叫玉蜀黍（又叫墨西哥假蜀黍）的墨西哥野生禾本科植物。尽管它也有大种子，但在其它方面却毫无发展前景。

玉蜀黍的穗同玉米穂差别如此大，以至直到最近科学家们仍在争论玉蜀黍究竟是否是玉米的祖先。每穂玉蜀黍只有6 ~ 12颗谷粒，而且不能吃，因为它们被裹在石头般坚硬的壳里面。玉蜀黍到玉米的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似乎太激烈了：这种植物的性发生了永久的改变。玉蜀黍的旁枝是仅由雄花构成的穗状雄花，而玉米的旁枝则是雌性的穗。一旦穗状雄花上的一部分变成了雌性，就将生出可食用的裸谷粒，穗的主杆开始长成玉米棒子。

经过这么急剧的性变，玉蜀黍终于可以进行培育了。但是与近东谷物不同，人们赖以生存的高产玉米的出现还需几千年的发展。即使到了那时候，对印第安农民来说，这种玉米比旧大陆的谷物难管理得多。玉米穗必须用手一个个收，而不能用镰刀整片地割；玉米棒子必须剥去外壳，玉米粒不会自行散落而必须挖下来或咬下来；种子必须一粒粒地播而不能一把把地撒。

而结果是这种玉米的营养仍比旧大陆谷物差：蛋白质含量低，缺少一些重要的氨基酸，缺少抗癞皮病的维生素。所以有必要对玉米进行碱化处理来部分地克服这些不足。总之，新大陆这种主食作物的特点使人们很难从野生植物上发现其潜在价值，也难通过培育来发展它，即使培育后也难利用它。新、旧大陆文明上的主要差距也许就是由这样一种植物的特性所决定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人们可选择的适于驯养和培养的野生动植物，因而也决定了新、旧大陆文明发展的速度。但是，地理因素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主要作用。各地文明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本土驯养和培育的动植物，也同样依赖于其它地区流动和传播过来的动植物。新大陆南北方向的分割使动物流动和植物移植困难，而旧大陆东西方向的分割使之变得轻而易举。

各种植物在中国、印度、近东和欧洲之间移植，却从未离开过温带纬度。“美丽的美洲”也许会使我们联想到广阔的天空、金色的麦浪。但其实北半球最广阔的天空是在旧大陆，那儿连成一片的金色麦浪达7千英里，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海。但是在新大陆，北美温带与安第斯山脉和南美南部温带之间被几千英里的热带隔开了。在这片热带里，温带动植物无法生存。结果安第斯山脉的无峰驼、羊驼和几内亚猪不能流动出去，连北面的墨西哥也到不了。同样，马铃薯也没有从安第斯山脉传播到北美，北美的太阳花没传播到安第斯山脉。

今天我们把动植物的流动、传播看得理所当然以至于很少想到食物的来源。典型的美国一餐也许有鸡（来自东南亚）、有玉米（来自墨西哥）、土豆（来自南安弟斯山脉），调味品有胡椒（来自印度），还有而包（来自近东的小麦）、黄油（来自近东的牛），并有咖啡（来自埃塞俄比亚）佐餐。这种有意义的动物流动和植物移植并非开始于现代，它已经进行了几千年了。如果新、旧大陆各自从它们所在的方位上转90°或60°度，旧大陆的动物流动和植物传播就将慢一些而新大陆则快一些。新、旧大陆文明发展的速度将有所不同。

因此，各大陆的文明差异不是某个天才带来的偶然事件，也不是由于各种族平均发明才能上的差异。这一切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地理因素为所有动植物（包括人类）制定了生物发展进化的基本规则。从长远的角度及更广的范围来看，处于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什么样的种族。

[Discover，198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