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彼得·布赖恩·梅达沃（Peter Brain Medawar）的《科学的极限》（The Limits of Science）一书中的一章。梅达沃是当代最杰出的生物学家之一，曾荣获I960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他不仅精通生物学，而且对其他学科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独到见解，对科学、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都有深刻的领悟。他又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的科学哲学著作熔科学、哲学、文学和历史于一体，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感染力，《科学的极限》这本小书就是一例。人们对该书评价道：“荣膺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很少能像他那样熔清晰、生动和风格于一身。”并把它同笛卡尔的《方法论》、雪莱的《诗辩》以及康德的《导论》相提并论。
在这之前的几章中，梅达沃指出，科学的极限可能有二种，一种是科学的自限，即科学的增长可能会由增长行为的结果所阻止；一种是科学的内在界限，即科学可能为推理过程本身所限制。经过精辟分析，梅达沃否定了第一种极限的存在，但是，他承认存在第二种极限。他提出了科学推理中的一条定律：信息不灭定律，这条定律可表述如下：逻辑推理过程——单单心智的动作或计算机程序操作——决不能增加其赖以进行的公理、前提或观察陈述的信息量。这就是说，归纳和演绎都不能克服科学的内在极限。在本章中，梅达沃分析了科学超越这种内在极限的途径。原书这一章的标题为“超越之阶”，为使本章独立，我们在原标题前加上“科学的”一词。
前述论点的言外之意在于：必须在科学能回答的问题与属于其他领域的问题之间划界，如果这后一类问题终究能回答，那么我们就必须代而转向这类问题，虽然，我假定一个性格急躁而武断的人很可能提出和很可能回答的问题是：在回答那些科学所能回答的问题上，科学的能力有没有极限？但是，我的确相信、出于方法论的理由，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在科学界，培根所说的“命运之柱”①并不确定一个我们所不可超越的极限。科学的命运之柱总是可超越的。我认为，简单地考查一下科学进步的创造行为之本质，即可得出这个推论。
虽然，一些顽固的归纳主义者，如同约翰 · 斯图尔特 · 穆勒那样，仍然相信有可能提出一种发现的演算方法种能引导我们从观察陈述到普遍真理的思维公式——但是绝大多数方法论学者，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极不相同，但却都相信，科学的创造行为是提出假说的灵感、顿悟或想象性直觉的闪现，假说总是有可能为真的东西的想象性预设。我们已经看到，威廉 · 惠威尔首先把假说形容为“幸运的猜测，”虽然后来他位居当时英国最有声誉的学术职位②，他也还——引人注目地——谈到“创造才能的奇妙闪现。”当然，假说本来就是想象的。最先分出这类心智行为并这样表述它的，不是科学家或哲学家，而是一位诗人，在更一般的情况下，雪莱把这种产生科学假说的想象力的开拓与诗的创造看作同一类型。他是在Poiesis——创作行为、创造行为——这一“诗”的原始含意上使用“诗”这个词的。无疑，假说是想象性思维的产物。
自柏拉图谈到创造力的鬼喜神怒以来③，那些对此有过体验的人就对诗的创造行为颇为敬畏，这正是因为诗的创造似乎体现了对神的专利——对某种出自虚无的美感或创造次序的发明权——的侵犯。塞缪尔 · 泰勒 · 柯勒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1817）中写道：“我所认为的原始想象如同……无限的现实自我中永恒的创造行为……在有限的心智中的再现。”笛卡尔则把想象力看作心灵的能力，因而看作“一阵风，一团火或一种灵气”；并且，在某些普罗米修斯神话，故事的描绘中，所盗之火才使得创造才能得以以艺术和科学的形式表现自己。人们认为，我们人类伟大的创造天才都是这众多的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光芒，在论述想象力时，塞缪尔 · 约翰逊④（Samuel Johnson）博士只字不提圣灵降临节。依他所见，两性间的交往之所以快活主要是靠想象力：“先生，多亏了想象力，要不一个男人跟丫环睡和跟夫人睡还不是一样快活”（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希尔、鲍威尔编，第三卷，[牛津，1934]，第342页）。也许我们很想更多地听到约翰逊有关想象力的论述，但是，博斯韦尔说了，“记录这种毫无遮掩的片刻对话的细节并非恰当。”在华兹华斯（W. Wordsworth）看来，想象只不过是“精神状态高度激发下，某人心智和推理丰富时极度清晰的顿悟”之别名。
如果科学中这种有创造力的行为具有想象的特征，那么，仅仅由于想象力的失败——完全无能力设想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为何——就可能导致科学研究的停止。这种想象力的失败——或者可能作为其原因的任何精神上的失败——从未在科学中发生过，即使在将来，也没有假定它会发生的任何理由。科学的枯竭与音乐创造和富于想象的文学的枯竭一样不可预想，让现代音乐或现代文学给弄厌烦的人，基本上都是认为创造力应当变变方向的人；他们绝不会认为创造力本身已接近于停止。他们充其量只是抱怨那些被创造出的东西，创造才能之继续存在，则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
方法论学者对评价假说过程的解释各不相同。虽然评价的关键在于假说与现实生活的匹配（参见“真理”，第4 ~ 6页），但是，托马斯 · 库恩，[1]并不认为假说的检验就是科学家与现实之间的私下交易，而是把它看作是让假说受验于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说或已确立的公认的信念和思维方式。无疑，科学的日常事务绝大多数是观察实验，并据此决定对假说的接受或修改。
人们最终还是会提出对“终极问题”的候补答案相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问：到底是什么特征才使得假说证明它是科学的——即是属于科学和常识范围的。康德的回答是：任何可能为真的假说必须无条件地真——我认为它是康德分界标准的简洁表述，后来的思想家把它看作“证实原则”或“证伪原则”，认为与现实的一致与否才是这些标准的本质。
讨论至此，我的观点是：回答与最初事物与最终事物有关的问题，这在逻辑上超出了科学的权限，当现在改提另一个问题时，我要强调：科学在回答那种科学能回答的问题上，其能力是没有极限的，在科学史上，我们从不曾达到过一个不可超越之处；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或终止科学知识的进步，除非某种精神上的疾恙，例如当培根在谈到那些不能越过命运之标而进入其另一边的无垠大海的人时他所想到的那种精神上的失败——某种哲学上的疾恙竟能使那种引起新的科学思想的想象力枯竭，这难道是可以当真预想的吗？倘若如此，那么，对更古老的想象力之努力的枯竭，例如文学、音乐创作以及美术作品，我们恐怕早就已经有了一种预感了——并且，正是料想这样一种事件的人才完全有可能是那些自己的创造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枯竭了的人（在某时发生于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某事），这可能已失去一般的意义，但是，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没有人会如此自负或如此缺乏幽默感而去假定这种全球性疾恙，只要我们保持一种毫无损失迹象的才能：设想真理应该是什么以及保持那种确定我们的想象物是否与现实一致的爱好的能力——不论是在怎样初步或不完善的形式中，那么，科学就会长盛不衰。
当然，某个大灾变可能会使科学终结，科学不可能在一片被辐射所摧毁了的不毛之地上得到彻底研究——但是倘若科学由于那种原因而到达终点，那么在一个更可怕得多的悲剧中，科学的终止就只是一个插曲，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插曲了。撇开大灾变，那么我坚信：科学在回答它能回答的问题的能力上没有极限，这是科学的最大光荣。
不幸的是，作为科学之最大光荣的，同时也是科学的最大威胁：因为，坚持“原则上可能”，这并非意味着“对诸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或任何其他物理定律的蔑视，上面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只要做某事的意图充分坚定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原则上可能的任何事情在科学范围内就都能做。作为一种职业来考虑，这就给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科学家们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认真考虑这种责任。根据我们一些政治家的观点，它要求一定程度的智慧、科学认识、政治能力、以及全球观念和良好愿望等等，而在任何国家的管理中，都尚未能把它们汇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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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著名的赫尔克里斯柱。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西班牙王室在这两个大柱上刻有“不可超越”的铭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王室涂掉了“不可”二字。培根的《新工具》扉页上印有赫尔克里斯柱图，他因而写道：“看来科学也有其命运之柱”。——译者
② 惠威尔曾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841—1866），剑桥大学副校长（1842）。——译者
③ 柏拉图最先系统地论述灵感，如他说：“……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替神说话。”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伊安篇 》——译者
④ 约翰逊（1709—1784），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散文家和辞典编写家。在整个英国文学中，其影响仅次于莎士比亚。——译者
[1]《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1962，1970；《必要的张力》，芝加哥大学，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