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近五十年来对生物圈层的破坏不断加剧，其规模和复杂性正在唤起全球的科学共同体的注意。我们所选择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臭氧层的损耗、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酸雨出现就是这一极端复杂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们只能通过多重学科间素有训练的配合和国际间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形式的合作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关生物地球圈层的理解，而且需要对与科学事业密切相关的文化元素的理解。
研究
在本文我提供出一项研究的结果。这个研究计划用于调查科学家的未来景象的特性，与一个由56名青年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共同完成。1986年夏天，这些科学家都集中在“应用系统分析”国际研究院中工作，他们在那里参加一项“青年科学家夏季计划”，这个计划每年要聚集一批世界上的青年研究人员，共同研究工作三个月。我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研究重点，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是我对研究国际间和各学科间科学家群体的未来景象及其差异十分感兴趣，夏季计划中的成员是十分理想的研究对象。这56名科学家来自16个参加国中的13个，它们是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六、捷克、东德、芬兰、匈牙利、荷兰、波兰、瑞典、西德、美国和苏联。另外三个国家是法国、意大利和日本。56位科学家代表了20种不同的专业领域，从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到工程师、政策学家和商业管理者、他们确实是一个国际间和多重学科间的群体。
第二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这56位科学家是一个相对的小范围组织，容易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集中。三个月时间能允许我与每一位科学家进行交谈，进行初步的数据分析，而且当我对这些收集的数据理解不断加深时，还可以与他们进行核实。
第三是出于这些科学家在科学界的特殊位置。每一位参加者都是从众多参加计划的竞争者中，由各自国家和这个研究院共同选拔出的。他们的年龄都在二、三十岁，都极有希望在其学术领域作出重大贡献。被邀请参加研究院的活动使他们有机会超出自己国家的科研环境，开始在国际水平上从事工作。通过国际间合作的开始，夏季计划的参加者将作出重大贡献，为最紧迫的全球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在整个夏季里，我与每位科学家进行过一次正式交谈，研究方法结合了两种最广泛使用的未来研究技巧，即自我定位追踪尺度（self-anchoring striving scale）和内外部定位控制尺度（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entral scale）。
康特里（Hadleg Cantril）的“自我定位追踪尺度”方法将开放式的提问方式和可估值的尺度相结合起来，把人们主观的希望和恐惧用可以比较的方法记录下来。使用此方法需要被调查者描绘他们想象的未来的最好和最差情景。在用10分来评估的尺度上，以最好和最差的情况为其两端。接着要求被调查者估计自己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述的情景，在尺度上标出相对的位置。
罗特（Julian Rotter）的“内外部定位控制”方法使用系列成对的问题，用于判断人们在生活中发生各种情况时，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如何。在由23对问题组成的问答之中，每对问题的第一个反映人影响事件环境的能力，而另一个则强调外部因素的重要作用。
我增加和改变了一些问题，既是出于针对夏季计划的科学家的具体情况，又是为了记录对未来的特殊看法。最后的调查问题单包括了37个项目。一组与个人身世有关的问题提供出了参加计划的科学家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方面的背景材料；另一组有关整个世界的未来。由此提供连续发生事件的数量和每一事件的延续时间，以及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有关评价，罗特式问题提供了科学家所感觉的对未来的控制程度。我的研究结果分别对参加计划的科学家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做了专题报告，从他们反馈评价之中，我获益匪浅，从1987年初寄给每位参加者的总结报 告中又有所收益。
结果
数据分析表明了科学家对未来想象的三个重要特征。
多样性
首先，与勋伯格和利比的乐观前途的期望相反，所有的科学家的未来景象均不相同。在所测量的每一特征中都存在着极大差异——从连续事件的数目和持续时间，到每位科学家对事件的内部控制能力和与其相联的乐观和悲观态度。
最富可能性的个人经历构想包括两个连续事件，如一位青年科学家仅仅看到他下次从事的职业。另一位科学家则构想了七件连续事件，详尽描绘了继续教育，将来工作和个人的社会关系之间的暂时联系。个人经历构想的时间段从6个月到一个世纪。
在23对罗特式问题中，没有一个答案有着一致的内部和外部方向，所得分数从外部影响的最低分1分到最高分19分。
对个人经历构想的评价，其多样性也只是稍逊一点。近70%的人认为他们的个人环境比过去5年要好一些，同样认为以后5年还会得到改善，然而仅有12%的人认为世界环境在以后5年会改善，55％的人认为世界环境会保持不变或变得更糟。对于100年内世界环境的评估中，以为保持不变或变得更糟的比例下降到33%。总之56份答案中没有相同的。
相关性
第二种重要模式中表明了每个人答案的不同侧面所具有的相关性，一位科学家个人经历只构想了六个月，那么在罗特式方法中其外部控制因素占了全部时间的80%。另一位科学家对100年的世界未来充满乐观，他仅选了一项外部控制因素的答案。
为更系统地调查这个模式，我研究了各种属性间的相关性，计算出了相关系数（pearson分布）评估每一对变量的相关程度。
在27个相关系数中，多于三分之一的系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有2个系数相关在0.01的水平上。在个人经历上构想了一系列事件的人同样在世界景象中也做了详尽的描述；对世界短期前景表示乐观的人对垂界长期前景仍然会很乐观；十分有趣的是，世界未来的乐观主义者比起悲观主义者来，对自己的个人前景的乐观估计却比较小。最后，对世界未来很乐观的科学家趋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描绘自己的个人前景。
我希望在变量间获得相关性的某些特征，但让人惊奇的是发现的显著相关性竟是如此，特别是在主观未来特性方面。夏季计划的科学家的未来景象代表了一个协变系统，它的结构把内外部控制因素与个人和世界的短期和长期未来紧密结合起来。
人口的和社会的因素
第三个重要发现是未来景象的系统趋向于人口统计和社会的轴向。我应用方差的一元标准分析，确定出了不同类别的人对未来构想是否系统采取不同的方式。统计方法表明个人未来构想受人口和社会因素影响较小。而世界未来构想的抽样，则在30对评估中有8对显著相在0.05水平。科学家的学术成就水平影响着他对未来的构想。博士学位者比其他学位低的人对世界长期未来更乐观，并且感到对事件有更多的内部控制力量。无神论者和无宗教背景的科学家比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同事来对世界未来要乐观。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描述出世界未来的连续事件，而且感到有更多的内部控制力量。然而科学家的学业训练对其未来景象的方式没有太大影响，年龄也是如此。
居住地域
最后，科学家的国家和居住地域在其未来构想之中起了重要作用。西欧，学家愿意构想10年时间的个人经历，而北美和东欧科￥家则倾向于构想20 ~ 30年，西欧科学家乐观程度最低，认为五年内世界环境会变得更糟，但100年后世界应该比现在好些。东欧科学家对世界的短期和长碑的未来都抱十分乐观的态度，北美科学家处于两个极端之间。西欧科学家倾向于外部控制因素对世界未来占主要地位，而东欧科学家认为内部控制因素应为主要因素，北美科学家又处于两者中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与北美和东西欧的常识有些矛盾，但是与以前用康特里方法和罗特方法所作的研究是一致的。在过去曾用这两种方法对世界10国进行研究发现：对于5年之内期望个人环境改善，东欧人数比西欧人要多，对世界未来东欧人比西欧人也要乐观。以往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丹麦男性比美国男性更强调外部因素，西德学生比美国学生强调外部因素 · 在瑞典、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的五国研究中，瑞典学生是最强调外部控制的。
十分明显，沿着人口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轴向、未来图景会发生变化 · 学术成就水平、宗教背景以及性别差异都在我们见世界未来上起重要作用。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居住区域，因为所有文化因素都包含在这个分类之中。
应用
未来景象的差异影响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透彻地观察出来。一个瑞典科学家和一个苏联科学家就是最好的比较典型，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未来构想途径中做出比较。
瑞典科学家的构想
瑞典科学家在谈到他们世界未来最佳图景时，认为作为科学家目标之一就是对全球生物地球和化学圈层以及它们与人类经济的关系获一个更深刻的理解。或者说对盖娅学说（Gaia）有更好的理解。
“生物、地球、化学圈”的概念是由苏联矿物学家弗纳德斯基（V. I. Vernadsky）提出的，在他的著作《地球生物化学问题》和《中物圈》中，他指出应该将生物、地球和化学圈看成一个系统。生命活动本身固有的生化过程有规律地在各圈层间交换着元素。这些圈层包括水圈、地圈、岩石圈、大气圈和生物圈。
新的，至今了解甚少的交换方式与这些圈层相适合——此观点引自于法国古生物学家泰雅尔（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著作。泰雅尔的智慧圈的概念指出了一种由生物圈整体产生的集体有意识的进化新时代。
盖娅假说是对70年代气象学家拉沃劳克（James Lorelock）和微生物学家马格利斯（Lynn Magulis）早期观点的综合论述。拉沃劳克和马格利斯把地球看成一个由生物群和环境组成的自组织系统，它有能力保持大气层中化学物质的构成，调节自我环境并使气候处于稳定状态。盖娅系统就像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起作用，调节自己的环境，保持适合自己生存的条件。核冒险在这个系统内也有了新含义。正如美国科学家克拉克（William Clark）指出的：“盖娅系统能够熟练地将污染物质转化为必需元素。很有可能即使是一场核打击将我们都消灭，它仍然能生存下去”。核战争在本质上将冲击地球系统而造成一种新的平衡。我的瑞典同事所描绘的是一种一体化的全球展望，它强调了所有环境现象的互相依赖，包括人类本身。
苏联科学家的构想
当我向苏联科学家问同一问题时，他以自己的未来构想描绘了一个详尽的六阶段计划，联系着他的职业目标——将东欧的一部分生物圈转变为智慧圈。他的未来景象可以追溯到1922年他与弗纳德斯基和泰雅尔的会见。泰雅尔在巴黎大学出席了弗纳德斯基的地球化学讲演，在那里他向弗纳德斯基介绍了他的智慧圈概念。以后弗纳德斯基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且去掉了其唯心的内涵，强调了其唯物的方面，弗纳德斯基认为人类能够通过有意识地发展科学知识和建立控制地球各圈层的新型社会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物质目标。他对新时代的来临充满信心：'我以极大乐观展望未来。”弗纳德斯基在1945年发表文章的卷首写道：“对于生物圈物和智慧圈，我认为将经历的变革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整个地球的，我们生活在向智慧圈转换的过渡时期。”我的苏联同行坚定地相信弗纳德斯基所定义的智慧圈概念，并且投身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之中，他告诉我："我倾向于这一思想，在我一生中不可能再有其他思想取代它了，这是我唯一的事业”。
科学家奥里丹（Timothy O'Riordan）曾经提出：存在着两种途径代表着科学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概念化的两个极端。根据他的观点，盖娅假说是一个以生态和自然为中心的地球观，它建立在人类要服从自然规律的信念上。弗纳德斯基的智慧圈概念恰恰相反，代表了以技术和人为中心的观念。正如另一位科学家斯拉芬（Rafal Serafin）的解释，以人为主宰的地球观建立在人类能够控制和管理自然的信仰之上。一点也不意外的是在罗特式问题的尺度上。对世界未来不大乐观的瑞典科学家选择了9项外部因素答案，而对未来极其乐观的苏联科学家仅选了4项外部因素答案。
结论
这项研究描述的概括性应用只是一种尝试。56个科学家的取样很小，并不能代表整个科学共同体。即使这样它仍然可能通过尝试性的概括为继续发展的科学事业提出深远洞见。
很明显，单一的科学世界观是不存在的——所有科学家不可能以一种单一方式预见未来，而是一个可选择的未来观系统。而且沿着人口、社会和文化的轴向，未来景象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每个人仅仅在用不同的知识解释和追求着未来。
面临着生态的日益恶化，未来观的变化应从正负两面来看。存在着系列的未来景象在理论上是健康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可选择的解释形式，而这种解释是科学事业的核心。多重的预见可以不断构想、试验、评估，可为下一个实验进展进行改革，这是科学进步的方式，有竞争的未来构想存在只能使该进程更繁荣。
然而多重假说的实验检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时间又十分短缺。环境恶化所积累的危机已经不能允许我们奢侈地等待完美理论形成后再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为我们自己和后代去行动。
[Futures，1990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