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在美国，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争论突然变得公众化，并且论争得相当激烈。这一方面反映了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有关气候变暖问题，存在着极不相同的看法。这场激烈论争是由一份很短的美国华盛顿马歇尔战略研究所的报告引起的。该研究所拥有三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前任院长塞茨，美国哥达德空间研究所前任所长加斯特罗，美国著名的斯克理普斯海洋研究所前任所长尼伦伯格。马歇尔研究所的报告并不否认全球气候正在变暖，但认为，目前用气候模式来预测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而使全球气候额外变暖，其不确定性是如此之大，以致此问题可能是不存在的。同时提出，在过去一个世纪观测到的全球变暖0.5℃可能完全是十九世纪小冰期以后的回暖而已。这就是说，由于太阳活动减少的结果，在15、17、19世纪发生了“小冰期”，因此，也可能在廿一世纪再次重现“小冰期”。报告的结论认为：“现在的关于气候变暖的预测……看来尚不够精确到可以用来作为国家决策的可靠基础。”同时建议投资一亿美元购买巨型计算机，以帮助在3 ~ 5年内提供更可靠的决策依据。

马歇尔研究所的报告不但尖锐批评了目前气候模式的不精确性，而且批评持对全球气候变暖立即作出对策观点的支持者。麻省理工学院大气动力学家林德森博士也批评搞气候模式的科学家在处理热带地区深对流作用时把它看作负反馈是不恰当的。维吉尼亚大学米恰耳教授，斯克理普斯海洋研究所纳米亚斯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尼韦尔教授等最近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上述批评意见受到美国白宫行政官员和很多记者的重视。有的记者认为，国际上很多气候学家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在目前进行关于控制室气体的排放量的严肃的具有战略性的全球国际政府间的讨论为时过早。有的记者甚至认为，“国际政治上的‘绿色和平组织’在推进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决心把引向世界经济倒退，以‘温室效应’来阻止市场经济的无限止发展”。这个观点也得到马歇尔研究所加斯特罗博士的赞同、他告诉记者，他并不尊敬那些不看看事实就坚持认为地球将持续增温的学者，并认为，这些人的动机出自反经济增长思想。

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权威科学家们对马歇尔研究所报告的反应是迅速的，但不激烈。声望很高的国际科联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科学委员会表示，将不受理这个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很少科学价值”。有几位美国科学家称此报告是“伪科学”，“无稽之谈”，并且指出、撰写此报告的人并不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有的反应较为平静的科学家指出，报告中关于对全球气候变暖预测上存在不确定性，这是真实的，但指出，要解决这种不确定性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尽管目前气候模式研究很盛行，但作为这种气候模式基础的气候变化物理机制的揭示却是十分缓慢的，肯定不可能如报告中所说的5年内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但同时指出，以马歇尔研究所报告的结论，即应推迟对全球气候变暖作出对策行动，从报告中所提出的科学依据来看是不正确的。斯图佛尔博士，一位国际公认的关于太阳活动、树年轮上碳14和气候关系研究方面的专家，在给《自然》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指出：“马歇尔研究所报告的作者关于大气中碳14大气含量对太阳活动变化响应加上50年的相位移是错误的，虽然年轮分析中加上这种相位移是合适的。他没有十分把握地认为，已经增加的太阳活动看来在下一世纪将减少。”但他又紧接着表示，“太阳活动和气候之间的关系充其量是很弱的。”

原先限于美国学术界和政府决策研究人员范围内的争论，很快影响到世界各国。有人认为，这个报告也是美国政府在1989年11月努德维克国际政府部长级会议上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目标的国际势力，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这也使世界上其它国家对全球气候变暖作出的政策响应受到影响。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研究的现状究竟如何，其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是否妨害我们对此问题作出对策。

首先，应当注意到，并不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所有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例如：

·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业已增加的证据是不可否认的；

· 只有极个别专家否认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下一世纪极可能达到工业化以前浓度的两倍；

· 对南极冰柱分析研究表明，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和南极地面气温变化在过去160000年中，相关是很明显的；

· 所有气候学家一致同意，自然存在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效应是真实的。它是使地球成为有生命存在的行星的一个基本因素，并且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将会引起额外的增温；

· 极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上述额外增温可能是比较大的；

· 根据历史观测资料和物理直觉，科学家普遍认为，上述增暖在冬季极地地区最大，并将伴随着全球蒸发量和降水量的增加；

· 极大多数科学家同意，在过去一个世纪地球已经变暖。

上述结论毫无例外地是有关全球规模的气候变化及其基本原因的。但是当涉及到上述气候变化的大小及其变率，涉及到复杂的气候反馈和动力本质，涉及到大陆规模或更小的区域规模的气候变率及气候变暖效应时，即气候变化的时空分布特征时，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马歇尔研究所报告中所表示的关注所在，因此不确定性不在于是否全球变暖，而是在于当全球变暖后其特征是什么。另一个更大的尚未搞清的问题是，全球变暖后对生态系统和社会将产生何种后果，将会使地区性降水量或水资源产生怎样的变化。

对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情作出决策并非易事，因此马歇尔研究所报告对于科学假设需要证明。这一点是对的，科学家通常坚持，一种科学假设只有充分证据支持才能被接受。在科学研究中，这种要求是必要的。但是在处理实际问题或科学向社会转移问题时，这种要求就会变成一种障碍。实际问题的处理除考虑一件事情的科学上的可能性及其效果以外，更要考虑这一事情的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民族的价值及其代价。因此在处理全球变暖的对策战略时，风险分析方法也是合适的。在这方面科学家应当帮助提供科学估计和对选择决策方案方面作出贡献。最终的决策是非科学技术问题。战略决策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 根据风险分析，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不采取行动要比采取行动冒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当采取行动；

· 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风险相当，甚至要冒更大风险，因而采取行动是不可取的，应当推迟作出决策，以等待更好的更可靠的论据；

· 界于上述两类之间，因此为了解决行动策略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和论争。这种讨论不仅是决策者及其顾问的责任，而且应包含社会各阶层，以寻求问题的解决。

上述分析绝不是说，我们现在关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掌握了充分的科学知识。事实上，为了减少对这个问题的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迫切需要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全球变暖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没有这种研究，对处理这个问题的决策者，由于采取行动代价很大，不可能接受某些关键性决策。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49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700名科学家，今年2月1日写信给布什总统，呼吁他采取行动以对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他们认为，虽然这个问题的范围和影响气候的自然过程还有不确定性，但不能把它们作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全球气候变暖将对未来的世世代代构成主要威胁。只有现在采取行动，才能保证未来的世世代代不被置于危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