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 · 沃森（James DWATSON）是人体基因解译计划负责人。他以1961年肯尼迪总统决定将人类送往月球那样的口气，就该计划的重要性作了如此叙述：“为了彻底搞清具有30亿碱基对的人体遗传基因序列，最终需花去相当于将美国人送抵月球的十分之一左右的费用。但是，基因解译计划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意义远远胜过人的月球之行。一旦基因之谜被人们解开，隐藏在我们BNA分子中的遗传信息必将对人类生存的化学基础提供最终答案。正因如此，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以化学水平来认识健康人所具有的某种身体机能，而且还可以认识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精神分裂症之类大量的遗传性疾病，在美国有几百万人被这些疾病夺去了生命，”
1953年，沃森博士与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起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长期来一直担任闻名于世的冷泉港研究所所长。他为什么会成为美国人体基因解译计划的负责人，我们也许可以从他刚才那炽热的谈话中得到答案。
沃森博士因其非凡的睿智而深受同事们的尊敬。但有时也因其个性极强的工作作风而在与基因解译计划的有关人士间引起非议。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在请日本就此计划进行国际合作的做法上，对生物医学的未来、美国和日本科学合作的未来而言，人体基因解译计划具有重大意义，带着对这类事情如何认识的问题，笔者于1990年3月12日在华盛顿采访了沃森博士。
1985年秋，首次听说要对人体基因进行酶谱分析和核苷酸序列分析。当时，您对这个方案是怎么想的？
沃森：有一次雷纳托 · 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来冷泉港演讲，涉及到这个计划e我说，我们必须要对人体基因进行探索，因为它对癌症研究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同时，我也感到这个计划非常宏伟，但在—段时间内，还未想到过自己如何身体力行去干此事。
那是1986年4月在冷泉港召开的关于DNA探针会议上的事。
沃森：是的。当时一位来自劳伦斯 · 利弗莫尔研究所的人透露了能源部（DOE）准备做基因解译工作的信息，对这个消息我议论了一番，倒不是高谈阔论基因解译计划的必要性，而是认为若对这个计划的重要性予以考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不应置之不理。
可以说最先提出这个计划的是DOE的人。据讲您对他们是否能出色地实施这样的计划表示担心。
沃森：完全如此。我知道DOE有几个国立研究所正在进行染色体分离工作，同时我也知道我们中有些人怀疑这些研究所是否能对大量的酶谱分析和核苷敢序列分析作必要的、高质量的研究。并且也担心DOE的国立研究所进行的研究未必会像NIH那样作严格的查核。
既然NIH非常适合于推进这类计划，那为什么在参加问题上却费以时曰？
沃森：凡研究人体遗传基因的人们对此计划都很热心。从NIH方面来看，这一研究的规模远远超过—般性的研究，它取决于技术而不是构思，生物技术公司（Collaborative Genetics）曾要求NIH帮助他们进行第七对染色体的酶谱研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物医学研究，但因刚才所讲的理由而被拒绝了。结果这个公司不得不依赖自身的力量来推进这项研究。纵观以后的趋势，这样的现状具有讽刺意味。
当初不属DOE的科研人员不太起劲，其中是否还有什么原委呢？
沃森：1986年夏在冷泉港召开的专题讨论会上，偶然冒出的议题是“人体分子生物学”。直到会议的最后阶段，我才决定设置一个专门的会场就此进行讨论。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计划的必然性，非做不可。但有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研究人员表现得非常神经质。例如有人竟怀疑大的研究所是否具备出色的科学研究的能力。确实，大的研究团体也有必要以某种形式进行横向合作。另外，也有人担心由于如此庞大的计划而会取消一般性的、比较小的研究计划预算。
正因此种理由，一部分人认为应以DOE为核心来推进基因解译计划，这样一来就不会取消NIH从事一般性生物医学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预算，这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说服大家，一定要由NIH配合这个计划。对于熟知DOE如何运营的我们来说，认为DOE不是一个能把握成功的运营机构。
1987年美国科学院就人体基因解译计划设立了论证委员会。委员会热情地支持这一计划，建议给予15年内2亿美元的预算。并且提出应当将有关的大研究机构归口，还暗示NIH是合适的归口单位。您是委员会的成员，当时起了什么影响呢？
沃森：当然，我得据理力争的。不过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会成为NIH的负责人。
当时您说计划的负责人应该是正在切实研究的科学家，而不是NIH的官吏。那么您为付接受这个工作呢？
沃森：当研究失败时，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但不能把责任推给官吏。另外，当时NIH对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不怎么热心，因此他们还没有能够负责推动此项研究的人选。我参考了高能物理学家在建造Super Collider那样的加速器时的作法，科学家就是推动计划的。因此，我常这样想，若是物理学家又将如何来推进这种规模的计划的呢？作为一个科学家，在一个有前景的计划中也应是一名优秀、出色的管理者，这种人总是有的。
您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吗？
沃森：长斯以来我一直在管理冷泉港研究所，至少有一些管理经验
当NIH所长吉姆 · 温加特（Jim Wyngaarden）提议由您出任人体基因事务局的负责人时，您犹豫吗？
沃森：对我来说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要是拒绝，那就不知道那些还在实际进行研究的著名科学家中有谁会接受此差事。如果谁也不愿承担，那么计划本身就成为空中楼阁。而且，我能把自己的科学生涯从双螺旋结构移向具有30亿碱基对的人体基因，这是唯一的机会，以前我就有这种意向。
在您成为计划负责人以来，由于您那非常直截了当的工作方法而受到了许多批评。
沃森：我虽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并未放在心上。因为我并不是不同谁商量就独断专行的。从旁人夹看，好像我很轻率，但没有这回事。当然有时会发生令人失望的结局，有时也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例如，当我提出每个研究所应该承担不同的染色体 · 究时，似乎谁都认为我不正常，但事实就是沿这个方向发展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合乎道理。譬如第四染色体就需要清人专门负责研究它，不如此的话，研究决不会得到结果。对各染色体研究负责任的不是委员会，而是研究所。
您最惊人的发言是关于3本的参与问题，特别是请日本参加人体基因组织（HUGO）的发言。
沃森：我的发言是这样讲的，假如日本不愿就此进行国际合作，那我们必须要对核苷酸序列分析的情报公开问题予以研究。我认为核苷酸序列分析具有意义深远的商业应用价值。最早发现其碱基序列的科学家应该最先从中得到利益。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由于您在去年给大阪大学教授、日本文部省基因解译计划负责人松原谦一去了一封相当不客气的信函，所以提到了这个问题。
沃森：是的，完全如此。我提出日本应该在HUGO投资30万美元，假如希望人家承认日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么应该拿出积极的行动。如果不到30万突元，那就会被视为没有合作的诚意。我并且还说，日本若选择不参加HUGO的话，那就甭想由于其他国家的宽宏大量而得到利益。
刚才您说在没有经过三思和征询同事的意见时，是不会付诸行动的。然而，对这件事情您的许多同事都向您发出忠告，认为把这样内容的信写给松原是欠妥的，是吗？
沃森：我将信的原稿曾给20多人看过，内容他们都知道，但谁也没有说不要发此信，我的顶头上司部表示同意。他们悄悄来到我处说赞成我的观点，但不能公开表态。
发这样一封口吻如此强烈的信件，其目的是什么呢？
沃森：我可以坦率地说，关于国际合作的问题可以去日本讨论，但我觉得日本没有国家方针，所以不想去日本浪费时间。也可以说时间还未成熟，因此还是直言相告为好。我虽然希望日本拿出如何适应基因解译计划的方针，但我认为即使去日本也无助于他们的方针决定。我想商谈的是我们两个国家能做些什么，但他们就是没有适应我质询的国家方针。也许松原看了我的信会受到强烈的感情伤害，可我必须要将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信发出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沃森：目前什么也没有，至少没有圆满的结果。
在基因解译计划的国际合作方面，您认为日本的热情并没有像您所希望的，其根据是什么？
沃森：这个问题使我犯难。因为我还是认为日本是想参加的。也许因为日本大多数科研人员均处于一种预算不足的状态而陷于苦境。他们和美国的科研人员一样对自己的处境考虑得较多，担心自己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坏。
日本不加入，美国也能推进基因解译计划吗？
沃森：无可非议。
假如日本不准备以更具体的形式进行国际性合作，美国议会会以什么方式干预呢？
沃森：对，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议会有可能作干预。日本总理大臣希望人家理解他们，因为许多人对日本的行为持有悬念。日本人总是唠唠叨叨地要求人们理解他们与众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还未忘记珍珠港事件，我是牢记这个事件的一代人。
不向他们提供科学方面的数据资料，不是与科学道德相悖吗？
沃森：是这样的，有意不向日本提供碱基序列的数据，就科学而言是非常不好的，但类似的事有发生的可能性。在美国有这样一种看法，日本不做任何基础科学研究，而让美国先做好，然后充分利用美国的研究成果为自身谋取利益。我们不能做这种傻事，即使是议会也不会去做。日本应该更开放一些，否则会发生善良的人们所不希望的那类纠纷。
［科学（日）、199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