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在20世纪后期，科学知识极快的增长与技术的革新和扩展相结合，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某些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趋势对美国外交政策所起的作用，就是这种影响的一种表现。这种作用表现在，当美国政府在对为促进其全球利益所能采取的立场作出新的选择时，是制约、促进或是推动。
科学和技术在几个层次上对社会产生影响。新的技术和产品可以使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过得安逸或者烦恼。技术的进步已成为国家安全计划和军事战略的基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更是如此。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决定我们的经济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除这些直接的影响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还对社会的整体决策的评价、原则和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从总体上了解科学和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就必须考虑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以及这种发展的后果，特别要注意那些影响它们并受他们的影响的技术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之间的复杂的交互作用。
Ⅱ
从对下一个10年的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看，可能以下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尤为重要：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信息技术、“大”科学（“big” science）和大规模技术。
生命科学在20世纪的前半叶，在各门学科中物理学占了压倒的优势。通过原子理论、量子理论和粒子物理的发展，物理学在提高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起着领头的作用。它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所提供的思想十分新颖，这种新颖的思想改变了我们对物质和能量的本质的看法，而且还在于这些新思想的可应用性，它构成了今天的绝大多数的技术的基础。
目前看来，生命科学已经取代物理学而起带头的作用。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以及生态学已使生物学超越了它的描述性的范畴，而进入了能提出强有力的模型和试验技术的发展阶段，以帮助我们理解最基本的生命过程，这本身又使我们能去创造和改变生命的形式；抹掉“天然的”和“人造的”之间的区别；引起与产权和适当的限制“违害”大自然的行为（如果有任何这种“违害”行为出现的话）有关的重大的、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的国际纠纷。
正如物理学在早些时候所起的重要作用那样，生命科学因其在技术上的潜力正在以一门重要的学科而崛起。随着我们对基础科学了解的增加，我们已能将从农业到医学，凡是生命科学能在其中应用的各种领域联系起来，使过去界限分明的学科之间的研究和发展相得益彰，并使其中的每一门学科都能得到异常迅速的发展。我们对生命机器的奥秘的理解能力，使我们能够创造出可以抵御病害和不良气候的植物，使细菌能按程序工作用来清除污染或制造稀有的化学制品，以及按要求设计出能与疾病作斗争的药物。
这些技术上的发展同以前由物理学引起的发展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将农业和健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领域带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在生物学领域中的国际技术转让并非仅仅是一件分享一个消费社会的福利和乐趣的简单的事情，而是分享生存的手段。其结果，强烈的人道主义的考虑影响了（有时还左右了）技术转让政策的发展。而且，由于在生物学的应用中，尖端技术会与不同的文化标准发生矛盾，因此，在贸易和技术交流的谈判中处想取得结果就变得更加复杂。
材料科学材料科学是一个将固体物理的进展（旨在对凝聚态物质的行为有根本的了解而进行的研究）同开发具有一组期望的，往往是非同寻常的性能的材料联系在一起的领域。由于材料科学有其广泛的应用范围和有很多种可借以减少美国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性从而可以改善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能力的手段，因此有必要在此加以涉及。现举数例如下：
——信息技术的进步有赖于新材料的发展：用作芯片的半导体，用作信息的磁存贮的定向表而，用作快速通信联系的光纤材料。
——开发从半导体到高强、质轻的结构材料的新沏材料，是改善美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的关键一环。效率提高了，就能使我们可以控制，而且也许不久就能使我们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而不必付出重大的国内的政治代价。这不仅可以减少我们对能源的依赖性，而且可以加强我们目前还比较弱的谈判地位（因为美国是世界上人均能耗最高的国家）。这种谈判的目的在于设法限制全球能耗的增长，这是解决全球性的温室气体问题所必需的。
——很像人造橡胶的发展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那样，我们不断提高的能设计出具有与很容易得到的原材料的性能大不一样的特殊性能的材料的能力，看来有可能改变我们的战略材料的贮存需要量。这样便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主性，因此，导电的聚合物和陶瓷材料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在实际上取代铜线的材料；新的催化材料将减少我们对铂和其他的贵金属资源的依赖性；有色结构材料可以减少我们对钢铁的依赖性。
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包括收集（通过传感器、成像技术、电传照相）、处理和存贮（在计算机中）以及传送（通过通信网络、广播）信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已经比其他科学和技术领域更直接和更普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不能忽视核技术、材料科学和化学的同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信息技术已成为国防的基础。指令、指挥、通信和情报（C3I）是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基础，而今它们都有赖于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就生活在其中的两极世界里，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已经使它在军事上对苏联占有优势，尽管从地理、总的军队人数和绝对的火箭势力来衡量苏联的规模更大。
信息技术在下一个10年，显然也将在国家的安全事务中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即使当美国的军事战略因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而发生变化时也是如此，然而，它的影响的特征，看来会因两种新的趋势的出现而发生变化。首先，在某些与计算机有关的技术领域内所处的领先地位正在向其他国家扩散，因此美国不能指望它在将来还能保持其至今仍保持着的同样的，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军事优势。实际上，正如日本的某些发言人所评论的那样，即使没有一个相当大的军事机构，日本人也能凭借其对他们的电子元件所采取的出口政策而对全球战略平衡起到一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虽然并非是无人与之挑战的）。
其次，随着武器系统的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无差错的指令和指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需和难以做到。为确保可以允许的操作性能所必需的后备能力（和费用）提高了许多倍。正如在最近的战略防御计划的辩论中所表明的那样，甚至连这样的无差错的指挥是否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我们的技术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得到实现这一点，还不敢肯定。
另一方面，对情报和信息采集系统的大不相同的性能要求，看来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却要大得多。实际上，在这十年中它们很可能还会继续得到改进。卫星观测、遥控的化学和物理分析、对振动敏感的仪器和信息的计算机处理，所有这些都会提高我们较早获得攻击警报和对武器条约进行核验的能力。由此看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可能是在就要到来的10年中促使超级大国进一步削减武器的一种有效的推动力。
还值得一提的是，信息技术在其他四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收集情报的非凡的本领不仅迫使对个人隐私观念的法律的和实际上的含意重新进行审查，而且要求对一个国家的“隐私”也要作类似的审查。其次，费用不高的，多渠道的世界范围的通信网络的存在，已将权力由政府转移到个人，而且在实践上给以前的一种相当抽象的“有联系的”世界的观念以有力的推动。第三，超级计算机的应用以及它们在计算速度上还将继续得到改进，这使我们在计算时能做更多的同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可以预见将有这么一天（可能会比通过受控聚变生产核能更快到来），其时，任何一种可以构想出来用作计算处理的问题，都将是用可以接受的费用和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能够得到解决的。因此，在将我们能够构想出来的问题约化成可计算的项时受到的限制加以突破，这样的兴趣正在增长。人工智能和称为混沌理论的新的流行的学科领域，就是这种现象的两种表现。第四，我们不得不修改我们关于信息的概念框架。而今我们已被大量的信息所“淹没”，以致我们的问题已不再是收集信息，而是如何处理它们：分类、吸收、理解、剔除。
大科学 目前，在许多研究项目中，设铬的价值和它们的运转和维修所需的费用都远远超过参与这些研究项目的科学家i'1'l的年薪。为支持一名科学家的工作所必需的设备费用，要花上100万至200万美元，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超导超级对撞机（SSC）和人的染色体组研究项目就是两例，总的设备费用竟高达40亿至80亿美元。
这种经济上的现实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首先，共享设备的需要以及多学科努力的重要性的增长（研究工作需要几个专业的科学家的共同参与），引起了由单个的研究工作者独立进行思考和研究的项目向集体的活动的转变，这样一来，可能会因为所用的研究手段的种类的减少和与个人进行的研究项目相联系的较大的风险性的减小，而削弱了创新性。其次，由于现在用作研究工作的设备是高技术的产物，因此，研究和技术的连续性正在被一种反馈循环（技术上的可行性可以进一步促进科学的进步）大量地转换。这就赋予一个国家的研究工作的基础结构的质量以新的重要性，使得要想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荒漠中开辟一片良好的研究工作的绿洲变得更加困难得多，从而导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之家间的差距的扩大。第三，目前大科学已发展到这样一种规模，即要想支持这样巨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就连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难以单独承担。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年预算约为20亿美元，这仅仅是超导超级对撞机一项工程的投资费用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国际性合作的科学研究正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不得不遇到一些与国家的安全、竞争和国家尊严有关的问题，从而使这样的合作变得困难起来。
大规模技术当那些主张技术的规模要适当的人认为，技术的灵巧性（或复杂性）不需要很大的规模的同时，至少有两个因素导致技术的应用不可抗拒地朝着规模愈来愈大的方向发展。首先，我们的生活的舒适程度——我们的生活水准，我们的“富有”程度——本身就是一种定量的概念。它往往同生产率的水平诸如国民生产总值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大规模生产起一种激励的作用。其次，许多以技术为基础的系统，只有当生产规模大时方能在经济上合算，因此证明必须采用投资密集的集约化生产设备，即大规模技术。
随着技术系统变得更加集约化，更尖端的，规模更大的技术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它有赖于许多各不相同的领域的研究成果：因此这种发展过程并非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地仅靠一组限定的科研项目就能实现的，开发一种特定的产品或技术，有赖于在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而在某一特定学科中的研究成果，又会提供许多技术发展的机会。不仅由研究思想发展到技术的应用不再是直线式的，而且它的发生要比它在过去的情况更快得多。
在这些新的情况下，美国将基础研究人员（通常在大学）同应用者（通常在工业部门）分隔开来的传统作法，既妨碍了科学，也妨碍了技术的发展，而且会大大地损害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尤其是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相比，这一情况更为突出。在美国，在大学和工业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就能改善这种情况，而且有助于减少发生迅速的专业性废退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加快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速度可能会引起这种废退。
Ⅲ
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重大的最新趋势，引起了以下四种现象：
1.对行使国家主权的限制增加
现在，一个国家对其领土和人民行使统治权的能力实际上受到限制，而且有强有力的理由来对维护它的自主权和行使它的权威加以限制。
这些限制是由几方面引起的。在信息技术大火增强了一个政府对它的人民进行监控的同时，政府对信息的散布的控制能力却已大部丧失。信息也许仍代表着权力，但是，现在这种权力已被分享了。个人与个人之间很容易进行通信联络，这一点也使一个国家要想对它的技术信息向国际上扩散进行限制这一点愈来愈做不到了，而这种技术信息一直被当作是改善一个国家的竞争地位的一种手段。
由于遥感技术的改进使任何一个国家都能“看”到在另外一个国家境内公开发生的事情，地理边界正变得愈来愈失去其意义。更有甚者，在这叫国家境内对诸如贸易限制、能源政策或污染标准等这样一些问题作出决策的自主权被大大地削弱了，这是因为在一个以科学和技术为推动力的经济中对国际市场的需要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一个共享的全球环境的约束造成的。
而且，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散布的扩大，已导致在较不发达的国家中对“另外半个世界”如何生活的了解的增多，以及对共享那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的愿望的增强，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发达国家不应对这种愿望置之不理。因此、他们不再具有如同他们的国家主权在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宽的，在工业政策、经济发展政策或技术转让和发展援助政策方面的选择余地。
2.对地球维持其文明的承受力将要采取的限制
更谨慎地解释，这基本上是一个“航天飞船地球”（“spaceship earth”）的有限性问题。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广泛的，生态学的，准有机的“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其根本原因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就是快速增长的人口加上强化的技术。
自1800年以来，世界人口已由10亿增列50亿。与此同时，技术也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发展。遗憾的是，技术的有益影响同时也带来了副作用，这明显地反映在它对环境的冲击，它起码暂时打乱了生态平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永久性地”破坏了这种平衡，由于这种负面影响大体同人口数和每个人所能得到的技术水平成正比，而又正是那些促进入口增长的因素扩大了它的负面影响。
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可能会由目前的50亿倍增到100亿。人口的增长将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例如肯尼亚目前的人口的年增长率高达4多），而且已出现的技术进步还会促长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如果他们想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改善生活质量，就必须不断提高他们对技术的适应性和生产率。这样一来，又会进一步对全球的生态平衡提出挑战。
3.在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中管理的不可靠性
这是一个目前已扩展到超出传统的军事领域以外的许多领域中去的问题。技术杠杆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恩惠。在核能领域内，技术的本性扩大了人在诸如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这样一些事件中发生的差错的识响，并且使我们容易受到因盗窃裂变材料而引起的恐怖主义的伤害。
大规模技术发展的复杂性，引起了管理的不可靠性的第二个方面。在那些基础研究与技术突破之间的联系很多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预见的）地方，很难在制订发展战略时完全按规定办事。
技术的实施发空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没有时间去充分了解它带来的后果。以医学为例，我们遇到了药物的副作用、冠状侧路手术、透析、人工心脏这样一些问题。在环境方面，一方面我们具有影响以前讨论过的生态小生境的能力，而同时我们对生态变化的后果的估计又无能为力。与我们过去遇到过的类似问题相对照，我们目前面临的某些情况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就有可能产生也许是不可逆转的负面效应、因此，在我们能够吃准我们对促使我们采取这种纠正措施的形势已打所了解之前，就应该采取这种措施。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种较大范围内的政治上的和科学上的挑战。
4.广泛地介入科学和技术的决策
信息的可得性和科学与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对提高公众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情况的了解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在美国，这种公众更多的介入已经产生了某些正面的结果。例如，公众的压力迫使那些提出要着手于可能会影响环境的技术开发的人，在开始进行他们的项目之前必须先提出发展这些技术可能会带来的对环境的影响的说明报告。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内，公众介入对技术变化的方向进行决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过去认为这样的决策只能是专家们分内的事情。
无论如何，在今后的数十年中由于生命科学的进步而引起的重大的技术发展，看来都会增强公众舆论对科学的决策的影响，因为我们将不得不逐步制订出一些属于规章制度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涉及在人们在其中有着强烈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信仰的领域内进行的研究及其应用。举例而言，遗传控制本身就带有优生学历史的负担；人工流产技术（和延长寿命的技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对生与死进行控制的办法。对胎儿进行普查，跨国界的药品流动，一个国家的有钱人从另一国家的有限的贮备中得到可供移植用的人体器官，这些都是我们将不得不面临的这类问题的典型例子。
这四种现象加在一起，对发生得如此明显的由一个两极的世界向一个多极的世界的转变以进一步的推动。而在这个多极的世界中，北 - 南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与日俱增。信息技术妨碍了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扩制，而对技术投资的需要又增加了军事预算的机会性费用。这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东 - 西两极距离的缩小。而同时，南北之间在技术发展速度上的差距，穷国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以及由全球的环境压力和瞄准世界市场的国民经济引起的进一步的相互依存性，所有这些都促使北 - 南冲突的升级。
总的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正在增加，而且将继续下去。并且，对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来说，不能再把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了解当成是一种外围的活动。
如果用简练的语言对科学、技术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加以描述的话，我认为可以作如下的表述：科学为政策服务一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倒过来讲，政策为科学服务，但从原则上讲，这一点却可能会被忽视。作出这样的选择的坏处是相当明显的。如果说科学和技术会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的选择，并且能对其起好的或坏的影响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推动力，来促使我们通过一种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方式，制订出能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我认为，这样一种评价是恰当的：目前，在这里所讨论的任何一个问题上，美国都还缺乏一整套有意义的、自觉的，或者相互衔接的政策。
［据美国驻沪领事馆提供的资料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