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些严重问题，危及我们的未来。为改变这种局面，科学家们在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内，对许多特殊问题正致力于艰苦卓绝的研究，但很多工作进展得不尽如人意。我认为这需要对科学家工作的最根本的出发点作一检查，并竭力地探索出若干思考科学的新观念。

四十多年前，原子武器问世之初，爱因斯坦就曾提出，要拥有关于核战争危险的观念。但是，很遗憾，迄今为止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科学家在内——仍旧沿用原子时代以前的观念去思考问题。因此，尽管众多科学家品德高尚，可是却很少有人在科学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有主动兴趣。

尽管如此，众所周知，从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中，还是导出了一个新的根本观念，并已被利用于绿色政治、更新药物等等方面。这里我要阐明这种思想的基本性质，并且还要说明它为什么有助于当今这个时代的原因，不仅对于考虑环境问题，而且对包括裁军、发展以及其它所有人们面临的问题都有用，我认为，这一形式的思维观念对思索当前许多问题的实质所在，即我们对科学的涵义和总性质的一些认识，也是用得着的。

环境保护论的观念

按照这种思维观念考虑，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它可以达到平衡、适应外界变化，并随其中个别生物体的生长和死亡而逐步进化。这个以各种各样形式组成的整个系统很像一个庞大的有生命的生物体（它们以自我爱护的盖娅（Gaia）假设相联系），人类则是作为它其中的一部分。

由于我们至今尚不清楚，环境类似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有多大的范围？同时环境尽管它的各分部彼此是离散而分开的，但是作为整体作用于生态系统的某一部分，它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深？因此环境保护问题变得大幅度地突出起来1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未弄明白，经过较长时期，某些很小的影响演变成为重要影响，它要增长到多大的范围？作为一个例子，我们的愿望是开发我们的环境，满足我们短缺的需求，其结果却是大面积的土地遭到破坏，例如大面积土地沙漠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以上。

为了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它要求我们具有，从相互联系的各个系统以及各系统总体的长期特性来思考的能力。同时，把我们自己看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很重要，因为只要我们对系统的某一部分施加作用，其它部分就会反作用于我们。

发展问题

一个国家的发展（我这里主要指所谓的“第三世界”）通常不只意味着改进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还要增加他们的精神文化发展的机会。显然，物质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两方面都包含着大量不同的但又相互作用的因素。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我们可以认为发展与生态系统的进化有许多相当相近的地方（尽管我并不认为发展与生物进化从细节上是相同的。）

影响物质发展的因素包括范围广泛的环境因素、国内外经济因素以及从农业、工业、军事、城乡关系等诸多社会方面产生出来的各种因素。影响精神发展方面的因素包括政治、思想意识、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宗教、教育、文艺、所有文化传统以及其它许多影响物质发展的诸因素。当然，物质和精神发展两个方面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

未能考虑到上述机制的复杂性是造成发展政策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政策的决策者们用过于简单化的观点，去寻求发展缓慢的原因，为此他们曾经有过漫长而惨痛的历程。科学家们往往乐于提出解决问题的一特有规律性的观念，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当今，尽管机械论学或者所谓“台球学”有些过时了，但是它在解释物理世界特性方面还是很成功的；同时，对每个人来说，用机械论学的观念考虑我们日常世界里有关机械方面的问题，也是非常奏效的。

因此，彼此离散可分事物间存在的简单因果关系，这一“机械论”观点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科学传统，许多科学家本应从系统中各部分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来思考，它却成为他们心理上的一个障碍和逆反因素，使得他们索性思考简单化。例如，所有第三世界的问题归结于人口过剩，或者一次绿色的革命可以根除饥荒现象。

一个单一推理逻辑的重要特点，它常导致大规模的集中规划，现实的例子就是开挖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泊用以解决印度灌溉问题的纳尔玛济（Narmada）计划，如此大规模规划常伯于失败。

在考虑发展问题上，另一个很重要的弊病，起因于计划制定人无力认识到他们所受教育及背景中的偏见，潜在的破坏了他们自身的工作。计划制定人有必要考虑到他们自己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

看不清计划制定人的思想和看法的背景，在解决发展问题时不合适的程度，是由于缺乏客观性。可是，科学家向来认为他们自己看问题已达到客观程度，他们可以检查出并克服自己的偏见和主观主义。实际上，来自第一世界的发展计划的制定人经常缺乏这种客观性，而且总是认定（带有某种高傲）那些从他们的背景演绎出的主张不带有偏见，是完善的。

这种主观主义态度制定的政策经常不适合于第三世界，如果计划制定人工作起来密切联系当地群众，这些来自第一世界观点的可能的错误应该更容易被认识到。

裁军

科学家们对裁军问题的工作，比起对发展问题开展并组织起来要顺利些。他们已经做出了武器及其用途以及裁军程序的技术研究，然后就用这些结果对政治家和公众进行教育宣传。核武器问世以后，许多杰出的而富有想象的科学家都为裁军而工作，由于他们感觉到裁军问题涉及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他们便把武器研究与裁军的政治、经济和发展方面联系起来思考。

最近心理学领域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个既广义而又深远的探讨方法已协助人们理清楚裁军问题内部的有机联系。举例来说，表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相互安全”或“共同安全”的概念，已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很遗憾，科学家们（这里仅指与和平运动有关的）未能说服英国或许多其它国家绝大多数的公众，相信核威慑并不是避免核战争的最佳策略。公众表现得更加害怕，“假如西方放弃'核保护'，俄国的坦克会开进来”的简单想象画面，并不恐怖科学家描述的几乎无法想象的核战争爆发假想场面。人们难以抓住核战争的实质，就为裁军事端问题同别的有关系统提供不出密切联系。

但是，我认为更加艰难地是提出和平本身的形象，她是所有裁军争端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材料。当战争不存在时，和平的形象是模糊的，很难用“有力、强壮、令人振奋”等词汇表达出她确切的含义。问题是使和平所赋有的生命力、充满生机和创造性方面的形象更加鲜明。很遗憾，有关和平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方面的实质性内容难以用言词表达（就像文学里的一些差劲字眼和不是最有意思的商品）。

这里，生态系统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部分组成的模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意义在于模式的整体性质：生态系统是有生命力的，进而，生态系统正在进化，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生命方式。

在许多宗教里面，例如佛教，很敬重生命，想象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不断发展并不停地发挥出他（她）的潜在能力，我们就能获得“生命”和“创造力”这两个词义的完美感觉。但是，我认为如把全人类生命和文明都包括在内的全球生态系统考虑进去，对于“生命”和“创造力”，我们会得到更加强有力感性认识。

如果我们能利用这样的形象，表达和平的有生命力和创造力，我们就有可能说服人们，相信裁军比可怕的僵持的威慑更安全。当我们不能明确定义和平、生命和创造性的概念时，就需要借用有很强解释力量和比喻力量的模式来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需要有力的、清晰的形象协助我们去思考，生态系统的形象就有这种力量。

科学和社会责任

爱因斯坦说：“知识有两种存在方式，无生生命力的，存在于书本中；有生命力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只有当我们考虑，如何通过科学家的工作，使得知识成长起来并创造出新的知识，这时知识才会显示出它的真正实质和价值，这种成长很类似于我们环境生态系统的成长，新的思想被提出，积累，产生矛盾，然后被进一步发展了的新的思想所代替，因此科学知识就变为有生命力和有创造力，并具有一种内在价值，类似于本文前面所讨论的和平那样。

如果相反，我们认为科学知识不是作为一个过程，而是作为静态的纯理论或者应用学科，那么我们就会像许多科学家一样，为事实和价值的两重性，为无用知识的混乱概念和由于知识本身费解的缘故，等等所困惑，如此的困惑使科学家难以想清楚知识有关的社会责任。

科学知识不只是依靠它自身的内部逻辑而发展，科学就像我们文化的其它方面一样，是由经济、工业、政治、宗教、农业、医药及社会的其它各方面组成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科学如何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科学的内在价值是否被表现出来，或者被忽视掉，相当大的程度是取决于科学家和社会上剩余部分人的重视。

也许采取一种整体过程的观点分析科学，其最重要的结果是，科学家可能更会感受到，科学在帮助人类社会发展上有更高价值的潜在能量，即关于人类生命及其最终意义的价值。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用类似的方法，以整体的观点看待和平，也如我先前提到的，它能帮我们弄清和平的巨大潜在能量。

当然，错误的科学理想主义，如同在十九世纪发生的那样，今天又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出现，有可能把部分科学家引向骄傲，因而是非常有害的，但是，我相信一种整体主义的观点应该抵制住科学理想主义，并清楚阐明科学是如何扎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文化之中。

正确意识到科学为人类利益应该发挥巨大的潜在能量，可以使科学家不再宽容今天科学的消极事物，更主动地把兴趣放在社会责任上。事实上，整体性的理解科学的性质，应该使人们会更清楚，关心全人类的未来是每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同时也是科学本身的组成部分。

伽利略为我们树立起一个真正科学家的榜样，他着眼于有生命力的新科学，扫除现有科学中的矛盾。今天我们需要伽利略的精神向现有科学挑战，加强社会职责，努力解决现有问题，进一步把我们引向一种新的有创造力和有生命的和平科学。

[Scientific World，199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