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已经到了可以改变生物圈的地步，这个事实给发展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全球性环境变化的征象已趋明显，特别是在大气圈。在地球臭氧层里突然发现一个“洞”可能预示着会导致所有生命暴露于危险水平紫外辐射中的全球臭氧减少。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在大气圈内迅速累积带来了地球变暖的威胁，从而将淹没沿海城市并改变降雨格局。随风飘移跨越国界的酸雨已经破坏了西欧大面积的森林。全球性的环境变化对这个50亿人口的星球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会如这些问题所暗示的那样使物质文明倒退几十年并否定发展。

全球环境变化的出现增加了要求“持续发展”的紧迫性。持续发展要求把环境和发展政策一起考虑，这就意味着先前纯粹由经济标准指导的活动现在还得要满足环境保护的标准。经济标准一贯体现着效率，它需要的只是投资按其现值来说是有利的行为。然而，只有当投资是有利的并且不会破坏经济的环境基础时，发展才能是持续的。

至少有三种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主要力量对全球环境变化构成影响：能源利用、热带森林的砍伐以及健康和人口增长。能源维持着现代社会；它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使恶劣的气候变得宜人，而且还能替代稀有资源。资源允许替换，例如用铝代替铜；用铁代替木材；用陶瓷代替铁。能源对于工业、对于运输——简言之，对于发展是绝对重要的，但能源利用对加剧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作用、酸雨等等，更甚于人类其他任何的活动。

热带森林的砍伐代表着一种根本的冲突，伐木、农业扩张以及城市的扩展都助长了森林的毁灭。砍伐森林引起水源枯竭、燃料和原料的利用率降低、物种绝灭以及全球气候受影响，进而破坏发展。

所有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人口的增长所推动的。每年新增加的8.6千万人口将消耗额外的能源，促进了CO₂的释放。每个新增加的人都需要金属、木材和化学产品，因而增加了能量供应、森林和环境库的压力，环境就得吸收工业有毒废物。这些人中有许多无法找到可耕地，因而就得开垦边远的土地，从而加快了土壤侵蚀和森林砍伐的速度。

但在一定意义上，人口增长是不发达的一种症状，它的起因不仅包括缺乏计划生育服务，而且还与父母那种多生子女确保繁重的发展工作有人去做以及养儿防老的愿望有关。由不发达引起的环境性疾病大大地增加了儿童夭折的数目。

发展政策的未来十年提供了改善这些问题和综合考虑经济与环境政策的一种不可多得的机会。超出这个时间，环境压力就可能引起气候的突然崩溃和经济停顿。重新考虑发展的重点需要有在保护生物圈的同时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战略目光。而且它还需要一种变化的理论，即一种关于政策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和自然资源的清晰概念。

大气变化

如果地球是一个苹果，那么大气圈不过是果皮那么厚。构成地球的气候并维持着生命的大部分气体厚度只有36公里。如此之薄使它无法抵御人类的污染，其机制科学家尚未完全理解。

如果大气圈中的臭氧层压缩成气体，它不过是一块鞋底的厚度。然而它却对地球上的生命至关重要，因为它保护了植物和动物免受毁灭性的紫外辐射。南极上空臭氧层出现一个“洞”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关注，因为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的20年中，10月份南极上空臭氧水平约降低60%，这个洞即臭氧浓度稀薄的地方，每到10月份就出现并持续1个月。科学家们相信来自冰箱和液化气罐所使用的氯氟碳类（CFCs）的氯破坏了臭氧层，其他的污染物如来自发动机尾气的氮化物及化肥也加剧了臭氧层的崩溃。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分析人员分析出在以后的88年中因为臭氧层遭受破坏，单在美国就增加80万癌症死亡者。代价高昂的庄稼受害也是因紫外光强度增加而引起。

CO₂等气体的释放可以通过影响全球气候来影响发展。国家研究理事会（NRC）已经得出结论，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即“温室效应”在下个世纪中可能变成事实。NRC估计地球大气温度将升高1.5 ~ 4.5°C，从而破坏降雨格局并使海平面升高。对于那些处于低地带的国家如孟加拉和马尔代夫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农民将被迫以高昂的代价来调整灌溉和作物品种，这些调整在发展中国家将会困难得多。大型的发展项目其有用的生命周期可能缩短。问题已不再是人类是否会改变地球的气候，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发展政策将部分地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

农业和能源利用所造成的气体释放加剧了温室效应，但CO₂是最重要的痕量气体，这种燃烧化石燃料的副产品在大气圈中迅速积累，吸收大气圈里的反射光并向地面放出红外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化石燃料的燃烧每年产生超过50亿吨碳的释放物，其中的一半将留在大气中，从I960年起，地球CO₂浓度从0.0316%几乎上升到0.035%，大多数气候学家都预计在以后的20年里迅速的气候变化将开始。

证据还支持，非CO₂的温室气体如甲烷也可引：起在程度上与CO₂相当的环境变化。氯氟碳类和其他相互反应来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也加剧了温室效应。例如，甲烷的累积可能会严重地破坏大气的化学平衡，因为它使中和人类污染物的可行机制失效。确切地说，甲烷破坏了本来可以中和含氮氧化物、引起酸雨的硫和氮化物，以及未燃烧的烃的羟基。甲烷通过厌氧过程产生，包括水稻田中沉水物质的腐烂以及反刍动物胃中消化食物的过程。

森林砍伐与发展

热带森林的砍伐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森林砍伐每年释放进大气圈的碳从10亿吨至26亿吨，相当于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碳的1/5至1/2。此外随着雨林消失，许多植物和动物也将一起消失，它们的消失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影响，因为有一半的各类药品是在自然界发现的，它们包括箭毒、奎宁和利血平等。

森林砍伐和其他土地利用的变化是随着人们对食物和纤维、木料、城市地皮以及薪柴的需求不断增长而出现的。从全球范围来说，森林破坏率约为每年0.6%，但高度发达国家的造林率掩盖了发展中国家非常高的采伐率。在哥斯达黎加、尼泊尔、尼日利亚、象牙海岸，以及巴拉圭，热带森林的年砍伐率超过3%。而且虽然这个百分比还是较低，但在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及其他地方，每年都砍伐数千万甚至数亿公顷的森林。森林的砍伐与恢复比率为：亚洲5：1；南美10：1；非洲20：1。按照这个速度，雨林面积到本世纪末将减少12%。

另一个主要的森林问题是与能源有关的酸雨，酸雨在某些地区已经大面积地破坏了森林，引起了经济和环境受损。例如，在联邦德国，一半以上的森林地区为酸雨严重影响。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煤炭资源丰富，因此酸雨可能会从根本上扼杀其他的发展目标。重新造林增加木材和薪柴的供应可能会因酸雨对幼树造成伤害而失败。

环境、疾病与人口增长

在发展中国家引起早逝的主要原因是环境病，虽然这些病经常不这样归类。由于发展的目标是提高大众的利益，因此对疾病和早逝就要特别加以注意。

实际上，满足基本需要可能是解决这些最根本的环境问题的先决条件。高的婴儿死亡率直接促成了高的出生率。那些希望有一定数目孩子的父母倾向于生几个“额外的”孩子来保证满意大小的家庭能够生存。降低婴儿的死亡率则能提高父母的信心，尽管他们家庭人口较少，但令其满意的数目都能生存下来。此外，幼年期和热带性疾病如疟疾和血吸虫病使孩子同样也使成年人身体衰竭，从而妨碍了繁重的发展工作。总计起来，可预防的疾病每年使全世界1.7千万儿童夭折，足足占每年死亡率的1/3。此外，这类病有郎寃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

许多人提出了深入的问题：成功地战胜婴儿死亡是否就会伴随着出现人口爆炸？它是否会使发展中国家比起在高婴儿死亡率时更加穷困？的确，非洲人口的增长已经勾销或减少了那个大陆人均可得食物的数量。沙漠化和饥馑既加剧了这些不均衡同时又是这些不均衡的结果。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断，目前非洲人口和粮食的趋势正在走向“世界末日”

但在其他的组织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发现，儿童死亡率的明显降低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减少。实际上，许多减少婴儿死亡的技术，如鼓励拉大生育间隔和母乳育婴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以至于无法靠单独提高健康水平来抑止人口的增长。各种计划生育项目是对初步的保健革新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适合保护的发展

发展的目光应该与关于如何把世界社会引上能 · 源、森林和土地保护的轨道上来的一种理论相吻合。保护最终需要给某些活动作出限制。例如，损耗臭氧层的氯氟碳类应禁止使用；化石燃料的使用应加以限制；森林砍伐也应受到约束。发展政策可以通过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而改变从而得到解除这些限制。通过输血援助与提高效率的经济改革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关键在于减少使用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能源、森林及土地资源。

适合保护的发展需要三种因素：（1）强化资源价值的经济信号；（2）保护和储备可再生资源；以及（3）减少环境的发病因素。第一种因素暗示给自然资源定价来反映其替换价格及环境影响是必要的；第二种因素暗示保护标准应对尚未超出持续产量或未破坏世界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的消费量定出限度；第三种因素则暗示人类的基本需求是发展动力的基础，而满足健康和计划生育的需要则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浪费能源的行为转变为保护能源的行为。能源价格的上涨比其他因素更能刺激保护——70年代两次石油大升价后能源效率提高了1倍就是一个证明。目前美国每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占用约比政策不作改变时减少30%。能源价格的上升大概可以对这种保护反应起2/3的作用，其余的1/3则可归因于政府的各种措施，如汽车燃料节约标准等。

世界能源的前景面临着两种鲜明对比的看法。其一是以过去的发展趋势为基础，指出到2025年世界能源的需求将不只成倍增长；另一种看法以对能源经济学和能源工程的理解为基础，表明通过扩大非再生能源的供应、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如何去使需求保持在一个少得多的增长水平上。两种看法都声称自己正确，到底那种会行得通将决定于自觉的发展选择。

高效农业

农业生产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水、森林和空气等资源的消耗和破坏。当新的边远的土地也勉强投入生产以弥补损失的潜能时，低的农业生产率就导致了土壤侵蚀和森林砍伐。如此扩大土地利用还会加剧沙漠化。因此，效率是农业持续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不幸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生产率仍大大落后。

新的紧迫性

全球环境变化的前景给发展援助和发展改革带来了新的紧迫性。缺乏指导的发展通过从能量利用和森林砍伐过程中产生温室气体可能会灾难性地改变地球的气候。低效率和人口增长从根本上加剧了这些问题，但发展援助，通过提供资金、技术和有效地利用资源所必需的条件，可能会打破限制人类改善生活条件的紧张状态。这就意味着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那种陈旧特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无法承受环境保护”的论调已不再正确。此外，与所有的国家一样，目前美国与其他各国的发展政策在环境问题上利害攸关。这就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去修改其发展援助的途径，那就是说，它将不得不去考虑它所选择的项目中环境的影响，重新衡量其轻重缓急，把资金转到促使发展“可以持续”的努力中去。这些努力应该包括对计划去同时减少经济和资源浪费的结构调整进行扶持。

单纯依赖市场无法达到全部所需的目标，但在很大程度上，市场提供了对资源浪费的自我检测：资源利用者需为其低效率而掏腰包。政府对能源密集型产品及服务业生产和价格的控制已经造成了过度的消费和无谓的环境退化。市场失败和过度开发也降低了全球环境质量。各国政府应对非持续的消费作出限制。

（Economic Impact，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