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开发》杂志1990年度科学家的桂冠授予了一名癌症研究前沿的科学家。美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近60万。

马里兰贝塞斯达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外科主任斯蒂芬 · A · 罗森伯格（Steven. A. Rosenberg）把他在手术室的技能与富有想象力、创造性以及偶尔引起争论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

罗森伯格曾是一种新疗法——继承性免疫疗法，亦称细胞转移疗法的先驱。

从这种疗法的含意看，它包括从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中取出细胞，改良它们使之更有效地对付患者的特定病症，而后把它们重新注入患者的免疫系统，攻击引起疾病的那部分细胞。

“癌症是我们最有可能治愈的疾病之一。”罗森伯格说：“50%的癌症患者可通过手术、放射和化疗治愈，这些手段既能单独使用也能结合起来使用。”

但罗森伯格坚持认为50%的治愈率并不是太好的，我们不能治愈的另一半人意味着不稳定的死亡人数。”他说：“每年死于癌症的美国人比死于二次世界大战和越战这两次战争的人都多。”

罗森伯格相信癌症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对新疗法的发现，“我们的目标是寻找感染癌细胞而不会感染正常细胞的办法，”他说，“这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除某些特性外，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极为相似。很难设计只针对癌细胞的疗法。”

这把罗森伯格引到了免疫疗法的道路上。他对这种新型疗法的兴趣始于1968年，当时他是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弗大学接受培训的外科医生，后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罗克斯伯里附近的退伍军人管理（VA）医院。

在治疗一位患胆石病的患者过程中，罗森伯格了解到12年前该患者就是被这家医院放弃的。当时，这位患者患有晚期肝癌，他的医生臆断他的情况没治了。

罗森伯格说：“癌症的自行消失在医学界认为是极为罕见的事件，常被当作免疫系统有时也会攻击癌症的证据来加以引用。”

“经过设计，免疫系统能精确区别细胞，它能够识别细微差异。”他说，“免疫系统有区别恶性细胞和正常细胞的最佳机会。”今天，他正在实践中论证它。

在他的生涯中达到这一步对罗森伯格来说实现了他近一生为之追求的目标。他如今50岁。

“5 ~ 6岁时，我想做个牛仔，但随后我决定当一名医生。”他说，“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想成为其他什么人了。我哥哥是医生，他上医学院时我还小。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一直很深。”

罗森伯格的父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波兰来美国的，当时他们还是青少年。“我们在欧洲的许多亲戚没有逃过大屠杀，”他回忆说，“帮助民众的强烈愿望是我的动机。”

在纽约市长大成人后，罗森伯格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优等成绩获得文学士学位和医学博士学位。1968年，他获得哈弗大学生物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步入外科界有美国外科医生学院的证明。

1970年，罗森伯格的工作生涯是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当一名临床助手开始的。70年代初，他在哈弗继续他的更高深的学业并在波士顿帕特本特布利海姆医院做一名住院医生。现在他还是华盛顿大学医学与卫生学系的外科教授。

涉足如此众多的能诱发新知的活动使罗森伯格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他写了13部书，发表450多篇论文。

当《科学家》杂志为了表彰1981 ~ 1988年的科学家，编纂《科学家表彰索引》时，罗森伯格在5，000名受表彰科学家中名列前100名。

他还是前10位最杰出的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之一。他发表在《实验医学》杂志上的论文“淋巴激活杀伤细胞现象”和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肿瘤渗透淋巴细胞和白细胞介素 - 2的应用”，是众多被表彰论文中的佼佼者。

据罗森伯格说，这些文章的精髓是：“我们的疗法是从取出癌症患若的免疫系统细胞，‘教育’这些细胞攻击癌症或者增强细胞杀死癌细胞的本能开始的。”

当我们把细胞送回患者的血液时，我们还能控制对免疫应答起重要作用的分子。这些细胞能方便地用重组体DNA技术制造，借助它们，我们试图直接模拟人体免疫系统细胞的抗癌活性。

罗森伯格的研究引起了反对基因转移疗法团体的注意。他是获准在病人身上做基因移植术的第一个人，在移植术中他用一种改良的E大肠杆菌作治癌标记。该标记帮助罗森伯格衡量治疗的进展但它本身不是治疗手段。

他尊重杰勒米 · 利弗金（Jeremy Rifkin）经济趋势基金会的社会活动家兼主任及其他对他的工作持反对意见人士的感情。他说：“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应用都必须经过仔细的考虑和审查。”

“任何一种新技术也能被滥用，”罗森伯格说。但他显然激动地补充道，“我正设法用基因疗法发展癌症疗法。基因疗法如果能提高癌症治疗，我们就应该做下去。”

“滥用这种技术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使用它。50万死于癌症的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悲痛。”

罗森伯格说：“基因疗法应被看成是一种提高癌症治疗的工具。仅因为新奇就反对基因疗法是对进步的阻碍。”

一段时间，利弗金的基金会曾提出延缓或停止罗森伯格工作的请求。“杰勒米 · 利弗金没有使我们的工作放慢一分钟。”罗森伯格说，“我们接受过许多专业机构长达数月的审查。”

“作为一种新疗法，基因疗法受到的审查可能要比医学史上任何其他方案多。”

在与癌症的斗争中，罗森伯格还运用其他方法。“基因疗法不是我们使用的唯一手段，”他解释说，“工作中还有别的让我极为热心的东西。”

“比如，当我们把两种细胞运动素如IL-2和干扰素结合起来使用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疗效。而且，生物技术与传统工艺的结合，如生物与化疗、生物与放射的结合，会使疗效得到惊人的进展。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基因疗法，其他什么方法收到的效果或许会更好。”

罗森伯格热心于他为之效力的组织——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他说'我想唤起人们对这个研究所的关注，它体现了科学研究与临床应用的结合，世界上其他地方还没有谁能做到这一步，它是由政府资助的，是世界医学研究的一块瑰宝。之所以创建这家拥有530张床位和2，000名医学工作者的医院是企望取得抗癌斗争的进展。”

“这要靠众人的努力。我与之工作的许多人都尽了自己的责任。”罗森伯格说，“取得的进展虽然不大，但每一步进展都是建立在以前进展的基础之上。”

患者渴望得到一粒能消灭癌症的“银色弹丸”，因而对大众媒体预测罗森伯格实验室开发出的非凡疗法反应热情。比如《幸福》杂志在1985年11月25日的，封面上就向人们预示了“癌症治疗的突破”。

“新闻界和各地早先对我们工作的宣传把人们的期望提高到了极限。”罗森伯格说，“随后，当我们的工作不能如他们的愿时，就出现了负反应。”他还面临着人们对他在研究中使用动物的批评。

“我们的治疗手段处在开发的最初阶段。”罗森伯格补充说，“我们宣布黑瘤退化的研究工作时，我认为它刚刚是个开始——就好比怀特兄弟的第一架动力飞机。他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瞧瞧今天的飞机吧。”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已经证明有可能使癌症消失，因此，从1985年算起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明年我们会走得更远一些。我唯一的遗憾是事情要花如此漫长的时间。”

罗森伯格还是位天文学业余爱好者。但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临床医生、研究人员和作家，罗森伯格经常受人之邀，他是1985年为里根总统治疗结肠癌的研究小组中的癌症专家。

这项工作能让人厌倦，但这不是罗森伯格工作中唯一的难题。“所有其他治疗手段均无法治愈NCI的所有患者，他们最终被送回家等死。”他说，“这是人类悲剧的展示。我们正设法解决的问题之重大有时会叫人不知所措。”

“你跟今天正遭受痛苦并濒于死亡的人打交道，对他们中的某个人说你用一种新疗法是应该延缓病情的，在我看来至少也是让人失望的。”

（Research & Development，199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