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学术研究的社会经济效益的细致研究，结果表明：对学术研究的投资是非常合理有效的，但是，那些一流的大学并非一定是最佳的投资场所。

多年以来，美国的科学家们宣称，不论什么形式的投资，一旦投入基础科研中去，就会产生数以倍计的社会效益。因此，他们得到国家资金的资助，进行科研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到现在为止，除了他们的信条听起来尚是合理的之外，没有一点直接的统计资料表明投资的高效性。

埃德温 · 曼斯费尔特（Edwin Mansfield），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与技术中心主任，为解决上述问题，专门调查了美国的一些企业。这些企业的特征是：如果没有学术科研的支持，企业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将得不到开发，他的调查分析结果，在今年年初就已发表（《科研政策》1991.2）。调查结果完全支持科学家们的论断：如果学术研究的成果推广应用到社会生产中，则会产生远超投资额的经济效益。最近，曼斯费尔特又对哪一类的学术研究对企业最有意义进行了调查，并且得到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结果。他的未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最有价值的研究并不总是由一流的学校或者大的资金雄厚的科研组进行并完成的。尽管他表示他的工作太原始而不能同科研政策相协调，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工作必将引起有关科研政策和资金投入的争论。

曼斯费尔特随机调查了76个主要的美国公司，并将这些公司分成七类：情报、电器、化工、仪器、医药、金属和石油。曼斯费尔特直接向公司领导询问：如果没有学术研究的支持，在最近的15年中，那些在1975~1985年间投入市场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将会有相当比例得不到改进和提高。

调查结果非常有说服力：11%的产品和9%的工艺是得到科研的支持才得以发展。当然，这两个百分比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是不同的，其中，最高的是医药类（27%的产品和29%的工艺），最低的是石油类（产品与工艺各1%）。

曼斯费尔特发觉，根据自己的调查情况，他可以画出学术研究对企业和社会效益的大致的价值图。通过计算，图中基线表示学术研究投资的年收益率，大致有28%的比率。尽管在投资科研和商品化之间漫长的七年影响了这个数据应有的说服力，但是从经济学术语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效益相等于把投资存入银行，就可获得1美元28美分的年息，这样，投资的价值就一目了然。

国家科学基金组织的雷纳德 · 雷德曼（Leonard Lederman）非常赞同和支持曼斯费尔特的工作。但他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统计，因为曼斯费尔特尽可能地统计所有的学术研究的费用，以便使总的费用尽可能的高，比如，他的统计数字包括了那些并非作为工业投资的费用。同时，他也尽可能地把投资效益算得低。所以说，只要是一个懂得学术研究价值的人，就会觉得他的图是相当粗糙的。

曼斯费尔特的下一步工作是在原来的那些公司中，精确地调查什么类型的学术研究最有价值。他要求各个公司列出在70和80年代之间，个人工作对公司最有价值的五位科研工作者的名字。调查结果是一些情况同预料相符合，一些情况则是不曾预料到的。

同预料最符合的是对于不同类的企业，哪些研究领域是最有价值的。结果是：电子公司偏爱的是电气工程师的工作；情报公司偏好于计算机工作者；化工公司则是化学家等等。药物公司是最杂的，有生物学部门、化学部门、药理学部门等。

学校是主要的研究场所的结论也是同预料的一致的：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位于药物公司提名的前列，而麻省理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在电子和情报公司的前列。

然而，调查产生了一些令人惊异的结果。华盛顿大学和犹他大学分别是化工企业提名的第一和第三，但这两所学校都没有进入1982年科学院的国家优秀化学系的前12名，在电子和情报公司的提名中，依利诺斯比斯坦福受欢迎得多。

更进一步地，曼斯费尔特还根据大学各系中教师的学术素质来比较工业排名中的大学各系。他发现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同性，即在电子方面突出的，在化工方面则是无名的。但总体来说，企业并不偏爱那些专业性特强的系。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曼斯费尔特作出了两种解释，一些不出名的系可能有对企业来说是非常优秀的科研工作者。而在一流学校中的科研工作者可能专攻于那些只能在15年以后才有效益可言的课题。

这也可以说是公司倾向于支持那些附近的学校，不管这学校在学术上的排名如何，相反，只是注重这些本地学校中的科研进行情况以及如何在产品发展中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

曼斯费尔特发现，在电子公司和情报公司提名的学者中，有40%是在该公司所在州内工作的，同样，在药物和化工公司中也有1/4的比例。当然，曼斯费尔特也承认，其中一些公司确实是靠近名牌大学的。但是，即使是那些远离名牌大学的公司觉得在附近的二流学校投资是切实可行的。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差不多所有的科研工作者或多或少地受联邦政府的资助。同时，尽管企业的投资比政府提供的资金要少得多，但也有5/6的科研工作者获得企业资金的资助（企业投资为23%，政府投资为63%）。

在调查过程中，有半数以上的科研人员告诉曼斯费尔特，他们的科研方向很大程度地受投资者的影响。尽管他们中间有2/3的人坚持从自己的判断出发，也还是身不由己。

至于对于他的研究结果将会对投资决策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来说，曼斯费尔特的论断是非常严谨的，他说：能够了解在过去几年里，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是可观的，这是很有益的，但是，单这些情况不能说明今后发生的事。而雷德曼则说，对学术研究的投资是明智的。

[Nature，1991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