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认知革命重新在科学界激起了对于人类和动物思考的兴趣。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认识到，内心的认知活动像学习和记忆、解题、建立概念、期望、倾向和作出决定等都对动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以及在电子计算机上对多种类型的人类思考的模拟，已经取代了行为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可观察的行为才是值得研究的。但是，“所有动物的认知都是无意识的”这样一个暗含的假设，作为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方面，仍牢固地确立着。

难以置信，所有动物都像“夜游者”那样无意识地度过它们的一生。关于有意识的信息加工和无意识的信息加工过程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我们所知甚少。对于哪些神经活动导致作出在各种可能采取的行动中选择能产生有利结果或能避免不利后果的行动方式的决定，也知之甚少。就我们所知，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作用的基本规律同人类的一样。并且人类特有的神经机制或突触机制也尚未发现。所以，很多关于大脑功能的实验分析，都是建立在对动物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根据惯例，我们可以把这个行为主义的残渣纠正为：由于得不到科学的分析，关于动物是否具有有意识的智力活动的体验的各种假说，都不能被客观地加以检验。对于人类的意识，也可作同样的推论。试图去理解我们人类的伙伴有思想和情感，还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证明它们想的是什么，感觉到的是什么。动物和人之间关键的区别在于，人能使用语言，因而具有人所特有的表述内心感受的能力。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发现动物可能在思考些什么呢？

研究动物行为的认知科学家最近已着手分析这样的情况：有时动物能有关于与它们密切相关的事情的简单的思考。当然，在其复杂性上，动物和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动物的意识可能仅限于简单的感觉，只能意识到具体的世界——食物、天敌和伙伴——没有任何内省的意识。对于动物来说，思考各种行为的可能结果，要比实行起来安全得多：在真正的外部世界中，行为的错误常常是致命的。-

动物应付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的适应能力，常常使我们设想，它们确实在思考它们所正在进行的动作。以黑猩猩为例。在离它一定距离处的白蚁窝里放上食物，并强迫它只能吃这些食物。这时，它能准备一根合适的棍子去到蚁巢中试探并设法取出食物。一种不多见的绿背的鹰会用诱饵捕鱼。它把诱饵撕成碎片，把一片带到水边，扔下去，专心地注视着，然后俯冲下去，捉住被诱饵吸引来的小鱼。但行为学家们仍争辩说，不管动物的行为多么熟练，多么机敏，还是无法因此断言它是否意识到它的行为。

一个更有希望的验明动物具有意识的方法产生于动物通讯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动物发出的信号通常被看作是其本能的反应，类似于痛苦时发出的呻吟。但现在看来，有些动物信号传递有关特殊物体和紧急事件的含有语义学意义的信息。这可能是关于现时所处状态的表述。比如，长尾黑颚猴发出的警报，就告诉它们的伙伴，哪种天敌在威胁着它们，以及因此需采取的躲避行动。在另外一些场合，动物发出的信号并不表明其当时所处环境的情况，而是一些必须记住或需事先有所准备的事情。比如说，蜜蜂来回摇摆的舞蹈就传达关于蜜源、水源或适于迁徙的洞穴的方位和距离的信号。这些信号都及时地在蜂群中得到传播。

动物通讯常常含有互惠的交流。一个动物响应另—个动物的信号，并且通过简单的对话修正自己的信号。这种通讯有时导致一个小群体的重要决定，就像蜜蜂选定一个最合适的洞穴来建立它们新的家园。

当动物通过紧张的相互校正的努力来与其它动物联系时，它们可能在表述简单的思想和情绪体验。当然我们不能用特例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不能像我们可以绝对地清楚别的人在想什么和感觉到什么那样。但得出大体上正确而且有一定实用意义的推论，看来是合理的。有人训练一种美洲灰鹦鹉，让它模仿英语要它想玩的东西，回答关于颜色和形状的问题，说出两件东西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是颜色不同还是形状不同。还有人教黑猩猩使用键盘或用一种得自美洲手语的手势与其它动物相互联系。这样的鹦鹉和黑猩猩能表达简单的陈述和要求。尽管跟人类的语言相比，这种通讯极其有限。但用于传达简单的思想，这已足够了。

动物交流的通讯信号为科学分析提供了客观的资料。例如，通过在重放事先录好的动物的叫声时，观察其它动物的反应，能帮助我们弄清楚这种叫声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这样，这种关键的关于动物通讯信息的诠释，就成为了解动物智力的有用的窗口。能够通讯的动物可能会有一天直接明了地告诉我们它们的一些思想和感受。我们期待着。

［Donald R. Griffin以他的发现（与Sober Galambos合作）蝙蝠使用回声定位法而闻名。他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搞了多年动物行为的研究。从洛克菲勒大学退休后，他仍在哈佛大学和谐实验研究中心继续他的工作。

[Scientific American，199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