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础，忽视它们，我们将承担风险。
发展主题
水资源开发曾是美国发展的关键。1787年，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努力，对位于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接壤处的迪斯莫（Dismal）沼泽进行排水改良，在湿地上获得了农业和居住的空间。18世纪后期对俄亥俄、伊利诺斯和衣阿华等州的湿地进行排水改良，使这些地区成为现在著名的玉米地带和全国的谷物产区。
发展中的西部时常遇到水资源问题，有时表现为水量过多，有时却出现水资源紧缺。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反映了征服土地、治理水源这一发展主题，这种发展精神演变成美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宗旨。
这一时期的西部灌溉农业常因缺乏资金而陷入困境，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水利工程。其中之一就是位于内华达州里诺（Reno）附近的纽兰兹（Newlands）工程，这个由私人发起的灌溉工程的失败，造成了至少100万美元的损失。管理西部的灌溉工程需要组织和领导。沃斯特（Worster）在《帝国之河流》书中的主要观点是：哪里出现大规模的以灌溉为目标的水资源开发，哪里就会出现土地和水资源所有权的专制体系，并伴随着对部分资源的集中管理。沃斯特认为这是水资源开发的必然结果，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制订水资源管理条例的关键。
联邦水资源政策的诞生
18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形势导致了《1902开发条例》和联邦水资源政策的产生。《开发条例》带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即从无政府参与水资源开发的状况，转变为政府通过法律为水资源开发提供有利的条件，最终形成由联邦政府全面参与水利工程规划管理的局面。
水资源的总体开发为国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没有水资源开发，南佛罗里达的大部分土地要种植蔬菜是不可能的，同样也不可能有加利福尼亚的帝国谷地和圣克拉谷地的种植业及由此产生的200多种不同谷物和由其带来的每年超过10亿元的产值。福里克斯（Phcenix）、佛朗斯诺（Fresno）、里诺（Reno）和丹佛等的存在，洛杉矶从一个小村庄扩展至今日的大都市，都应归功于不断发展的精神和水资源的开发。
环境道德
近年来，发展这一主题已被环境道德所超越，这一过程以60年代里查 · 卡尔松（Rachel Carson）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书作为开始的标志。这一时期，一系列的趋势都集中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 水资源的简单开发已经过时，易于建坝的地址均已被利用或规划利用；
· 人口增长给有限的资源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 湿地的丧失及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生态系统、候鸟及鱼类的压力；
· 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富裕，许多人都能水受周野营、享受自然或钓鱼等费用开支，然而这种消费也毁坏了自然；
· 我们变成了浪费的群体，开始形成这样一种群体意识，即视直接和间接的消费为我们的行为。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反常的经济行为、水利工程和市政当局的水资源开发工程常常造成渔业和养鸭业的损失。在许多事例中，对经济的损害并非只源于环境，人们在被发展所毁坏的水环境中形成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同样具危害作用。这一系列的压力均集中于20世纪后半叶，唤醒了人们前所未有的环境意识。
根本的变化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经历的只是暂时的失衡，在建造下一个亚利桑那中心工程之前要克服怎样的障碍？这是否是一种根本变化的前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机构是否能胜任这样的任务？我们的水资源政策是否已过时，或者说只有部分过时需要作一些适当的调整？
在1990年水资源科学技术委员会学术讨论会上，罗纳 · 莱普德（Luna Leopold）在其报告中指出：现今的联邦自然资源政策中缺少发展精神或指导原则，联邦机构的增加虽导致从水文整体角度对政策进行讨论，但没有指导原则，没有将发展精神引入自然界，没有公众意识，没有压倒一切的整体责任感。
莱普德认为：“所谓发展精神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本能感觉，即地球上（和国家）的资源是需要好好管理的，它们是人类长期生存的基础。”他认为：“均衡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已被其它附加利益所淹没。资源法规，尤其是在水资源开发领域，已被大量的附加利益及缺乏长远观点、缺乏具有公众意识的领导所困住。”
莱普德倡导“一个旨在保护生态系统长期平衡的目标和对平等的新的保证。”这种变化，他认为“不需要新的法规，也不需要增加投资，只需要新的态度、观念和科学团体的投入和领导。”
不论是出于担忧、同情还是出于个人利益，也不论是出于贪婪还是出于有见地的思想，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开始关注他们的环境，他们关心地球、关心红杉林、关心候鸟、关心臭氧层和全球气候的变化，他们还关心健康食品、农药残留和农业改良。我们所看到的变化，从发展主题到环境道德，都不仅仅是一时的，而是长远持久的。
如何响应
问题是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如何响应这种变化，我们能否以较少的对抗及更多的和谐来改造自然，使其为人类更好地服务？我们能否找到多途径的利用方式？公众信任我们，我们必须认识到水资源开发其利和弊同时存在，认识到对水资源的权利仅仅是指负责任地使用的权利。我们应该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保护和管理好水资源上，而不是放在开发新水源上。我们必须给谁投资、谁得益这_问题以更多的保证。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强调承受能力问题。以上所述是我们综合考虑水资源开发的观点。
举些简单的事例就能说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宾夕法尼亚，兰卡斯特县，这里是牛奶主要产区，但要从衣阿华和内布拉斯加把谷物运到兰卡斯特县，在这里为纽约和费城供应牛奶，值得吗？特别是在切斯帕克（Chesapeake）湾存在许多环境问题的时候，在兰卡斯特每英亩土地上产生27吨畜粪和施150磅化肥，合适吗？
在我们以某种方式开发、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时，有一些是做错了，管理水平不仅与生态系统本身有关，也与水产业的兴旺程度及生活在河湾附近的渔民的生存习惯有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什么样的计划及什么样的思想才能阻止一些愚蠢的行为？
加利福尼亚85~87%的水资源用于农业，如果州政府打算使市政和工业用水增加一倍，这就意味着削减农业可用水量的10%。但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都不能削减农业用水量。
必须想办法来主动解决类似的冲突。事实上，许多积极的方法已被采用。最新的突破点之一就是在洛杉矶城市群与帝国谷地灌溉区之间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城市将提供必要的资金改善灌溉区的设备，同时南加利福尼亚城市群也被允许从科罗拉多河抽取更多的水用于市政方面。在技术方面这虽然算不上什么突破，但在机构协调方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
灌溉农业的维持。我们可以长久地维持灌溉农业，只要能承受得起所付出的代价；代价有多种多样，但主要与水资源的退化有关；代价也有可能不会很大，但必须一直支付下去。在帝国谷地，这种代价的最终后果是萨尔顿海（Salton Sea）失去其生物价值，它将会变得很咸。即使我们不再灌溉，它也将不会有生物价值，因为那时也许已经没有海了，原因在于我们不停地从美国所有的运河中抽水灌溉。
与此类似，维持圣琼克谷地农业的唯一途径就是提供一种去除谷地内盐分的方法，我们做一些简单有效的工作就可以延迟危机的到来。我们能在灌溉区维持农业吗？能，但我们必须付出代价。
需要一个新的政策
我们已经从由发展主题主宰的历史时代进入一个由环境道德主宰的时代。这一转变需要一个着眼于资源匮乏而不是资源丰裕的政策。
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正在逐年短缺，这点已成定论，环境退化也到处可见，公众关注点的转移也是事实，我们需要更多的技术来做出合理的反应。问题是我们有可能未意识到对正确条例的需求，这种失误将导致公众与法规的对抗，造成法规的无效，而这可能是在处理水资源管理问题中所遇到的最差方式。
我们必须适应现状，为相互理解和相互妥协打开大门，努力寻找和谐的结局。
新条例的难点就是检查水资源政策能否真实反映服务价格，新条例也包括对财政津贴系统的重新评价。因此联邦政策应在农业和内政之间保持一致性，我们还应该重新认识现存的财政津贴系统。
我们想给予我们的子孙及目前的农业同等的权重。无论何时，只要可能，我们应该使项目的环境效果和社会价值内在一致。我们要在我们的观点中加入经济因素，但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其眼光似乎只局限于季度收支平衡表。当涉及到自然资源时，我们的眼光总比较局限，如果我们真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有长远观点。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199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