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达尔文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猿人同祖论以来，许多有献身精神的学者已经发现了猿人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珍妮 · 古道尔在60年代首先观察到了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行为；此后凡经观察到的黑猩猩群体已证明都是会使用工具的。科学家还证实黑猩猩和猩猩知道如何利用植物来治病。
过去30多年来，坚韧不拔的科学勇士如古道尔、乔治 · 夏勒等（其中有些人是受人类学家L · 李基之鼓励）不避野外条件下疾病与困乏的折磨，为提供有关大类人猿日常生活的最早的全面报告作出了重大的努力。感谢他们，现在类人猿行为的图像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了。原来认为生活在和平王国里的猿类实际上是会互相残杀的。在大猩猩和黑猩猩中可观察到杀害婴儿的行为。当然，也有有关猿类间友谊和母子之间情爱的报告。
现在，新一代的科学家们指望早先辛苦的研究成果会保护猿类及其居住环境免受人类之扰，但他们几乎陷于绝望。猿类已在全世界难有安身之地。猿类的栖居处不断缩小，他们现在更加易于遭受饥饿、社会解体和被偷猎的危险。
大约1700万年之前正当中新世的时候，猿猴属的数量至少要比现在多3倍。他们的后代长臂猿与人类的亲缘关系较远；而大型猿类，即猩猩、大猩猩、矮黑猩猩（bonobos）和黑猩猩则与人类为近亲。长臂猿的数量已急剧减少；所有的大型猿类已被列为易受攻击和易遭危害的种类。
从阿比让驱车10小时之后，我来到了通向瑞士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夫 · 波什在象牙海岸“泰”森林中的营地。次日早晨，我随波什进入阴湿的热带森林，朝一株支撑根树下的基地走去。他向我指出，那里像是一个原始的食物加工中心。数十枚坚果壳撒得满地都是，还伴有一些木头的碎片，说明是黑猩猩粉碎坚果时用坏了的“锤子”。也有一些石块，是用来对付更加坚硬的果实的。三月的森林里常常荡扬着击锤时发出的声响。波什回忆说：“有一次我带人来到这里时，他还以为森林里有木匠在工作呢，我告诉他，这些木匠就是黑猩猩”。
弄碎这些坚果并不十分轻而易举，当波什要我试一试时我就发现了这一点。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把一种坚果放进了一个磨蚀得太深的树木节结洞之中。波什要我坚信黑猩猩是懂得在较远的树根处使用更好的“砧板”的。我立即采用了黑猩猩喜欢的双手并用的方法，但却把第一颗果仁给弄碎了。这时如果有黑猩猩来教我一下，该有多好呀。
波什有一次曾看到一头名叫萨洛姆的雌黑猩猩准确地将一枚坚果放到一块砧板上，而将锤子放在它的旁边以备她的孩子使用。波什说，“有一次，就在她的孩子正要对一枚位置放得不对的坚果举锤下击之时，萨洛姆将坚果从节结洞里取了出来，清理了砧板，然后把坚果摆正了位置。”
显然，这有点类似人类对儿童的文化教育。而且，也如同人类文化一样，黑猩猩文化也是千差万别的。分布在坦桑尼亚龚柏国家公园大地上的黑猩猩根本不会剥取果仁为食，却会用茎杆做的工具捕食白蚁。科学家们对大猿的观察越仔细，越是能辨别出猿类群体之间的不同个性和文化差异。
是什么原因在大约500万年之前促使非洲的树居猿类下地，并发展成为不同的分枝——现代猿类和人类？他们的后裔又曾经是什么模样的？一个世纪来的古生物学并未能找到这一转变时期的化石骨骼，但从化石花粉，矮黑猩猩的解剖和黑猩猩的行为等，人们却正在获得许多新的见解。
气候在两大关键性事件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从树上到地上的转变和生存智慧的增长。耶鲁大学的地质学家E. 符尔勃写道，700~500万年前，当人科（hominids）从其他猿类分出之时，以及250万年前，当最早的人形动物真正出现之时，其他非洲哺乳动物也在急剧进化之中。促进后一时期的变化的，是严重的寒冷和干旱，它迫使人类去寻找新的难觅的食物。
矮黑猩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过程是怎样开始的。这种来自中部扎伊尔的漂亮的猿类是在30年代被定为一个种的；有10000至20000头现仍生活在茂密的赤道森林中，在那里他们可能已遗世独立地生存达150万年以上。虽然从70年代起人们才对矮黑猩猩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却已使科学家们观察攻击行为、性行为、语言以及人类进化的方法有了改变。
矮黑猩猩生活在树上，但有时也会直立行走。这一事实是与通常认为直立姿势开始于人科动物离开森林而迁移到热带草原之时的见解背道而驰的。解剖学可使我们看到猿类与人类的共同祖先的形态。纽约州立大学解剖学家R · 苏斯曼说/只要我们能够勾划出人类如何变成双足行走的图景，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他认为，把体重更多放地在足部有助于提高在树枝中行走的效率；因此，我们的祖先开始冒险走出森林之时，已经具有双足行走的基础了。
我们常常倾向于用史诗式的语言把人类的进化浪漫主义化，但促使猿类大脑的发达的却可能是饮食的改变这样一件平凡事。最早的人科动物并不比他们的猿类表兄弟有更多的智力，但他们脑中的灰质却都比其他灵长类要多。脑是自然界的珍贵之物，需要经历很长的时期才能臻于成熟和能获取知识；它还需要有本来会流向肌肉的血液的供应。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为什么猿类会比其他灵长类有更大的脑，那么我们对于人脑之所以大于猿脑也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随同波什回到“泰”森林以后，我开始去寻找黑猩猩为何需要更多的智力的证据。一天早晨我们循着小径几乎走进了一小群黑猩猩之中，该群的首领是一头名叫肯陀的雄猩猩。虽然我们就站在他们近旁，他们在走过我们时却寂静无声。于是，我们就尾随着他们前进。
当来到一簇小而呈卵圆形的果实前面时，肯陀“呼——”地发出一声简明而高亢的叫喊，宣告了食物的发现，接着黑猩猩们就坐下大嚼起来。我发现，采集食物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绝非闹着玩儿的。黑猩猩们从一个停留处径直地走到下一个停留处。波什轻声地说，“他们似乎是了解每一株树木和藤本植物什么时候开花结果的。”这种能力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猿类的脑何以会比其他灵长类大的原因。一般说来，食果灵长类的脑要大于食叶灵长类，可能因为寻找果实要比寻找叶子需要更大的地域范围和识别更为复杂的图形的知识。食果蜘猴和吼猴栖息在同一地区，而且有差不多同样大小的躯体，但吼猴的脑量只有蜘猴的一半。这可能闪为吼猴所需学习的食物知识仅为蜘猴的很小一部分。
坚果富含热量，一头黑猩猩只要有锤子和砧板就可在2小时内享用3500卡的热量。但黑猩猩要获得这些热量同样必须用脑子。
用石质工具敲碎“熊猫果”要比用木质工具容易，但这一带林区实际上没有石块，“熊猫果”树的分布也十分稀疏。波什认为，黑猩猩脑海里有一张关于上次采集果实后留下石块的地方的地图。当“熊猫果”成熟时，他们可以径直走到最近的石锤安放处，常常可在视线外200米处找到这些石块。波什相信，这种本领是基于一张“进化了的内心地图”，即一种欧氏几何空间感觉，一般9岁前的儿童是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他说，“我感到惊奇的是，黑猩猩竟能用脑子来比较他们所不能直接见到的事物的相对位置。”
肉类是“泰”森林黑猩猩膳食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猎食一种红色的colobus猴，这种猴子比其他猴子躯体更大而行动更迟缓。黑猩猩在树与树之间追猎这些猴子时嫌自己的身体太重，就运用计谋，突然袭击，一头黑猩猩在后追赶，其他黑猩猩在前头堵截。他们首先把猴子的肠子掏出，不等猴子死掉就开始吃起来。波什对认为黑猩猩残酷的说法耸耸肩表示不值一驳。他说，“动物行猎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吃。”黑猩猩把猴杀死只因为这样吃起来更方便。
在波什进行观察的年代里，他发现黑猩猩会从事行猎、制造工具和传授技艺，这些都曾被认为是使早期人类与猿类区分开来的行为。这些适应性变化可能在我们的祖先从其他猿类中分出前已经开始发生了。
如果说，黑猩猩已经表现早期人类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人类脑中还需要有更多的灰白质呢？原因恐怕在于他们不能不取得更难寻觅的食物。最早的人类出现比猿类更大（相对于体重）的脑，大约是在2℃X）万年之前。他们在森林收缩时被迫着去适应贫瘠的开阔地生活。由于很难再采集到果实，他们只能去寻找其他食物。
这些生物最后又被头脑大得多的直立人所取代。剑桥大学的人类生物学家R. 福莱认为这种大变化的动力来自热带草原环境，那里的食物是季节性的，并且分布不匀。在湿季，植物性食物最难找到，肉类食物却很多。但这种肉类比黑猩猩所猎捕的猴子和森林野味更珍贵，更难获得。猎捕更大的草原动物需要更多的合作和更长的时间。
这样，人类就需要学习如何集结成更大的群体，在更加广阔的区域里生活，猎人们之间还需要能更有效地交往。
黑猩猩们展示了有关野生动物具有似人能力的大量证据，但大猩猩、猩猩和矮黑猩猩却似乎只在被捕养的条件下才使用工具，这样就向试图说明人类进化的科学家们大伤脑筋。猿类具有制造工具的智力，但野生时却没有。苏格兰斯蒂林大学的心理学家W · 麦格流相信大猿只在他们认为值得花费时间这样做时才使用工具。他指出，猩猩栖息在有果子可吃的树木生境之中，那里并非非用工具不可。山居大猩猩选择了吃生冷植物的生活方式，其肠胃能对大量叶子进行消化加工，因而无需使用工具。低地大猩猩在捕食白蚁以补生冷植物之不足时，并不像黑猩猩那样使用茎杆，而只要敲打白蚁穴的顶端就行。
最后，膳食可能也是说明人类和猿类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大猩猩变成植食性的，从而壮大了躯体；人类的祖先追求难找的高能量食物，结果成为头脑发达的猩猩。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认为人类开发自然的权利来自至高的人类意识，如语言所显示的那样。但科学家们对于其他动物是否也能具有这种能力意见不一，正像研究大猿可获得有关使用工具和行猎的起源的证据一样，企望通过研究我们的近亲来帮助回答有关语言的问题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此法并不奏效。
密歇根大学研究大猿不同叫声的J. 米塔尼说，“迄今为止，猿与人之间的一切比较都几乎完全无法以有关野生猿类之间相互说话内容的信息为依据。黑猩猩们可以相互交换复杂的信息，但人们至多也只能对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内容进行猜测而已。”
一些科学家开展了对猿类语言能力的研究。60年代中期，R. A. 伽特纳和B. T. 伽特纳推测黑猩猩形成口头语言的困难主要是生理的，而非心理的。他们在教一头名叫瓦许的小黑猩猩学美国式手势语时获得了一个较大的突破。1967年，瓦许已可用手势语表示“给我糖果吃。”
在此后的语言试验中，有的猿类学习手势语，有的则学习符号语。不论用手势还是符号，猿类开始使用某种式样的语言时，都不只是为了识别事物，而似乎是在用各种方法逗人。
后来，在乔治亚州立大学耶克斯语言研究中心所做的实验中，一头名叫肯齐的幼年矮黑猩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猿类能够懂得由不同的语句指令所发信号的含义。
这头逗人动物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当我站在肯齐的笼子外面时，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然后他指着黑板上他用来表达愿望的256个符号中的一个。这个符号的意思是“追逐”，因此我就绕着他的笼子奔跑起来，肯齐则在笼内追赶。当我在一块黑板上指到“追逐肯齐”时，他就转而逃跑了。当训练者赛凡 - 伦鲍说“我将要到A - 字架那儿去”，并让肯齐知道这个唯一的去向时，肯齐会在口头语“A字架”、书写词和这个地点之间作出联想。不久肯齐还会用黑板来指出他自己喜爱的东西。
肯齐具有2岁半孩子的语法技能；这可能并不值得大事夸耀，但它说明黑猩猩具有比我们所习知的更为熟练的向周围世界发号施令的能力。即使某些不留情面的批评家也承认肯齐以及他的使用书写词的同伴们可以为具有下列观点的人们提供支持，即在猿类与人类语言之间存在联系，正如猿类与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也存在联系一样。
如果人类喜欢自认为语言是仅仅他们才有的独一无二的技能的话，那么也有一种猿类属性是人类希望在进化过程中丢失的，其中之一是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是有其根源的”，加州大学的生物学家彼得 · 马勒坚持这样认为。他说，“假如我们能了解这些根源，我们也许就能改善它所产生的后果。”哈佛大学Peabody博物馆的人类学家理查 · 伦姆也同意这种观点：“除了黑猩猩和人类以外，我们不知道还有任何动物物种，其雄性能联合起来有组织地杀死相邻群体中的雄性”。对伦姆说来，黑猩猩中这种攻击行为的发现，使得这种行为的人类表现方式变得不那么离经叛道了。
“‘战争’和同类相食看起来真令人心惊胆战”，珍妮 · 古道尔告诉我。“1974年，在龚柏发生了一场黑猩猩战争，到1977年，一个较弱小的群体就被消灭了。”这些事件赋予雄猩猩们每天的巡行活动以新的解释：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担负防卫和攻击任务的“边防战士”。
在某种程度上，黑猩猩们是通'过由致敬仪式所表现的统治等级制度来控制或开展攻击活动的。但和人类的许多情况一样，这种礼仪制度并不真正反映谁有多大的势力。在坦桑尼亚马合尔山区，一位研究工作者称赞了一头雄性老年黑猩猩。这头年长黑猩猩靠先与雄性首领结盟，再与挑战者结盟的办法，赢得了决定哪一头是优胜者的权力。他得到的报酬是可以接近发情的雌性，而不受两头较老实的优胜者中任何一头的干扰。
对统治地位的挑战往往先以一种有意怠慢的态度发出信号。一头处于从属地位的雄性常常在得到其他黑猩猩的支持后，拒绝俯首称臣。法朗士 · 德 · 威尔研究了荷兰阿亨姆动物园中黑猩猩间的政治和调解行为，在那里，争取支持的雄性会替雌性整理皮毛，并和她们的孩子一起玩耍，看上去就像总统候选人手中抱着孩子一样。
成功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其中包括大量冲撞性的表现，间或还有殴斗，但多数战斗员都能较好地存活下来。不仅如此，威尔还注意到继统治地位的角逐之后的常常是和好时期，这时对手们互相亲吻、拥抱，并彼此整理皮毛。
虽然这种程式化的表现，伴随着地位的竞争，可帮助黑猩猩打发一天又一天的日常生活，有时在他们的群体间发生的袭击却往往是很可怕的。理查 · 伦姆及其同事密歇根大学的约瑟夫 · 门森观察了发生在龚柏的一次事件后写道，袭击的黑猩猩常会将受害者牵制住，而让其他黑猩猩攻击这头不幸的动物，甚至用牙齿把他的肉体撕成碎片。
就生活在两性杂处的群体中的黑猩猩而言，争夺雌性常是引起攻击行为的起因。大猩猩在雄性首领的地位确立之后，对雌性的争夺就较少。真的，再没有比一头银背大猩猩在其妻妾中间那样像国王似的自鸣得意的了。
雄性矮黑猩猩为追求雌性而发生的战斗甚至还要更少。由于发情的时间较长，次数更频，雌性矮黑猩猩交配的机会要比黑猩猩多8倍。这就减少了雄性的压力；虽然他们彼此间也有竞争，但却没有黑猩猩的那种等级制度和示敬仪式。
猿类中的攻击行为并不限于雄性之间。在一切动物中，雄性在体格上都胜过雌性（低地大猩猩的雄性比雌性大2倍）。但另一方面，当雄性猿类要雌性猿类合作时却会屈从于后者。例如，雄性黑猩猩如果没有雌性的主动参与，就无法在雄性首领见不到的地方进行性接触。他们有时就靠在进食时让步的办法来赢得雌性的青睐。
异性间的社会性区别十分深刻而不易改变，威尔相信这是遗传的，其基础是雄性和雌性的不同目的。“在黑猩猩社会中，雄性的策略是用变换盟友、经常和解等方式在等级制内竞争。雌性的策略则着重于集合和信赖少数亲属，而听任竞争在其他成员中自生自灭。雌性没有必要与她们的对手和解，因此她们只要同对手保持距离就行。”
猿类之谜的展示过程是缓慢的，研究工作者很少有那样的耐力来观察野生猿类生活的全过程。当我访问位于中非共和国西南部的白霍口营地时，就看到了研究不习惯于有人类在场的动物的困难和挫折。
虽然白霍口周围的广阔森林中存在着世界低地大猩猩几个最密集的聚居地，但捕猎活动使他们变得十分小心翼翼。因此经过几个月每天深入森林探险之后，研究者们仍然只能通过断断续续、稍纵即逝的遭遇，取得一些资料。
—位日本生物学家自1976年以来在对几内亚宁巴山附近一小群独立生活的黑猩猩进行的研究中，看到农田从四面八方蚕食猿类的栖息地。他们被孤立在小山顶上，雌性黑猩猩既不能进入群体，也无法离开，而雌性的进出正是有助于使黑猩猩的社会结构维持健康的遗传多样性的重要因素。由于食物不足，黑猩猩只好抢吃农作物以为生。70年代末，这些黑猩猩曾在科学上首次获得了会使用石制工具的猿类的美名。如果他们消失了，他们的文化也将同归于尽。
由于栖息地被摧毁，猿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逃亡者阶级。一些科学家现在就把他们的全部或部分时间致力于保护或使他们所研究的猿类回归野生条件。例如，20年前B · 伽尔迪卡斯曾在加里曼丹的西库涅河上建立了“李基营”来研究猩猩，但现在她把主要精力用于保护这个物种了。
猩猩们似乎很易于重新回到野生生活。但由于森林消失，很少有地方安置他们。在加里曼丹马来西亚部分的赛必洛克猩猩康复地，一头很大的雄猩猩已在几年前成功地重新回到野外，现在开始则又经常返回供食处所。据推测他的返回是孤独的森林已不再能维持早先已在那里的猩猩的生活的又一个信号，每月被放回去的孤儿和被捕获过的动物生活就更困难。赛必洛克的新的猩猩成员似将变得更加需要依靠补给食物为生，这件事使恢复猩猩野生生活的设想归于失败。没有人能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英国企业家约翰 · 阿斯宾那尔在英国坎特布雷市郊外办了一个私人动物园。他首先创议饲养不同的大猩猩群进行交配，并抚养其幼仔，获得的酬报是取得了捕养大猩猩的最高的出生率之一阿斯宾那尔现在打赌说，低地大猩猩是能够重新放回到自然界去的。
他已经得到刚果政府同意，在布拉柴维尔动物园建造了一组通风良好的现代化笼舍来让大猩猩的孤儿们居住。那里有受过训练的动物园管理人员将这些大猩猩带到周围的灌木林中，让他们在那里觅食、爬树。这些可能是非洲最幸运的捕养猿类了。但他们能否就此回到自然，很大程度上还要看政治形势和栖息训练的经费而定。
在所有的大型猿类中，黑猩猩是最少有指望恢复野生生活的了。他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性群体之中，这种群体就像取得食物的本领一样对他们生死攸关。年轻的雌性可以有机会被一个原有的群体所接纳，但要仅仅用彼此陌生的黑猩猩来组成一个群体却是困难的。
在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旅游者的钱对保护猿类的作用，要比公园动物园的规定还大。最近在卢旺达发生的一场冲突表明这种经济刺激的力量有多大。冲突双方都竭力不伤害国家公园中的山地大猩猩。没有人愿意因杀害这些大猩猩而被举世责骂，而且双方都注意到1990年10月冲突爆发之前，被大猩猩所吸引的游客会向卢旺达提供1000万美元，那是国家外汇收入的第三大来源。
笼子中的猿类也常常需要证明他们生存权利的正当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野生黑猩猩太少；而笼子里的黑猩猩有时太多。多少年来猿类一直被用于品种改良和其他科学试验；当艾滋病在80年代初出现的时候，人们发现黑猩猩能感染该病的病毒。大约10年之后，感染HIV病毒的黑猩猩却未能出现任何艾滋，病症状。因此似乎黑猩猩能携带病毒，就像他们能携带肝炎病毒而不致病一样。
纽约斯蒂林森林黑猩猩艾滋病试验中心的兽医主任J. 马洪尼苦笑着指出了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即艾滋病“挽救”了许多被捕捉住的黑猩猩。美国拥有多达2000头以上的供研究用的黑猩猩。人们还能在他们身上动些什么脑筋？许多可能的残忍用途之一就是让黑猩猩成为人类的器官赠予者。医生珍 · 莫尔 - 江考斯基早年曾在实验室中做了大量工作来证明器官移植是可能的，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他说，“我已让我的同事们知道我不可能参与把黑猩猩用作人类器官供给者的工作，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为器官移植虽能挽救一个心脏病青年的生命，但艾滋病或肝炎研究却既可帮助大量的人民，又不会使黑猩猩死亡或得病。”
猿类的难题在于他们被用到医学、科研和电影里时，其模样和行动都太像人类了。我们对他们待之如人，但我们却难以承认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准则。大型猿类忍受并适应了人类形成时同样的气候条件。虽然他们走了自己的进化道路，但他们和我们又都具有来自同一个祖先的姻亲关系。为了我们也为了他们，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虽然未能变成人类，但他们在变成现代猿类这一点上，却是成功的。
[National Geographic，1992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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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gene Linden是《时代》杂志的高级记者，著有3本有关猿猴的著作，《寂静的伙伴》为其最近新著。本文是他首次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