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知道技术创新是增强英国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这种自夸的说法会引起这样的反应：“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哪儿？”这句回话表征了英国政府对技术创新和制造业态度的转变。

以上断言出自英国贸易和工业国务秘书彼得 · 利雷（Peter Lilley）之口，照他看来，经过了整个80年代之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作了明显的转变。以往占上风的观点是：英国应该放弃像制造业这样的老式产业以及维持其生存的这方面的技术创新。国家似乎应把努力的重点放在金融业和旅游业上。

年初，在约翰 · 梅杰（John Major）正式开始他的竞选活动之前，利雷发表了关于政府重新重视技术创新的讲话。与此同时，贸易和工业部宣布，将每年向“麦克罗伯特创新奖金会（Mac Robert Award for Innovation）”提供10万英镑的资金，这个奖金会是英国工程学会主持的。这笔资金将用于这个机构的正常运转与其奖金数额的提高，目前的奖额是25，000英镑。

不久以前，对于这个保守党政府来说，这样使用纳税人的钱还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次突然采取的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只是贸易和工业部在整个竞选期间所计划实施的所有步骤的一部分。

2月12日，贸易和工业部在财政大臣于去年秋天公布的政府预算之外，“找到了”1600万英镑，用于今后3年内的技术创新。2月180，利雷将4000万英镑投入“小企业科技奖金会”，“用于发展有实际商用价值的高新技术。”

3天后，利雷拿出1500万英镑来支持一个工业界关于履带式运输系统的项目。2月25日，贸易和工业部又拿出575万英镑用于神经电子计算机的研制。

在所有的新增投资中，引起极大争议的是用于扶持一种新型研究机构的区区200万英镑。在2月19日的一个关于“振兴英国工业”的讲话中，利雷对这种叫做“弗朗胡佛学会（Fraunhofer institute）”的德式机构大加赞扬。

这种德式机构在工业和校园之间搭起了桥梁。据利雷说，政府不准备组建新的机构。相反，将试图使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综合性大学和工业大学）与工业研究机构“联姻”来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利雷称，将使如此产生的这类机构在三个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首先，将使研究生能在“合作”大学里做研究工作，以取得更高的学位。其次，将在原来的基础上产生出更强有力的科研机构。这些机构采用“契约研究”的形式，具有专门化的特点，与工业和大学的联系都较密切。第三，这种机构促使大批适合服务于工业的人才由综合大学和工业大学流人工业企业。

在利雷讲话的当天，工党也发表见解，认为应当在工业和大学间建立中介机构，并将其称为“牛顿学院”。自由民主党在去年夏天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

去年6月，在题为《德英两国对创新的态度》的报告中，德国的“科技开发中心”（Centre for Exploi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首次提出组建这类机构。这个中心的主任鲍勃 · 怀兰（Bob Whelan）说，建立这种学会的目的是，促进新技术在德国工业中的应用，并承担引起公众注意的诸如环境保护、节省能源等问题的研究工作。

弗朗胡佛学会的工作方式多种多样，大多数学会都建立在大学校园里。学会的董事都是教授。他们受命与大学保持密切联系。大学雇用学会的研究人员以充实教学队伍；学会雇用学生作科研辅助人员。

在弗朗胡佛系统里，契约研究在人力上和资金的使用上占全部研究的85%。而英国的大学也承担一些契约研究来弥补其收入的不足。但这类工作占大学全部研究工作的比重极其微小。

在英国1988~89年度全部契约研究所支出的67亿英镑中，高等教育机构占用了18亿英镑。而“契约研究组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sation）占用了25亿英镑。

契约研究组织可能会成为弗朗胡佛学会的英3模式的中心。因而，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

与德国的这类组织不同，英国的契约研究组织没有一个固定的特殊模式。实际上，它们彼此都不相同，有些极小。像“船主冷冻设备研究协会”就只有十来个人，并且由其所有四个股东直接管理。尽管规模小，它却是一个有效的冷冻设备检测机构。相反，专门研究产品工程学的皮儒（Pira）学会有300多人，每年营业额达两亿英镑。

契约研究组织在与客户的关系方面也各不相同。有的为少数几个客户服务，收取研究项目预订费，有些则纯粹依赖于契约研究的收入，“史密斯协会”就属此列。这是一个专门研究通讯和空间技术的机构，有一百多人，年营业额为600万英镑。其用户的范围很广，既有警察机关，又有大公司。研究机构常常与某一行业相联系。如“汽车业研究协会”就是这样。它的客户都分布在汽车行业里，从大型的汽车制造企业到小型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还有些研究机构为一系列不同的公司服务。举“西儒（Sira）学会”为例：一开始，它是科研设备行业的研究机构。后来，则转向了一般的契约研究。它有一些子系统，如“西儒电子 - 光学设备公司”，既搞设计，又出产品。如何使这些老机构的运营符合建立新机构的设想？利雷说，贸易和工业部将使高等教育机构、工业研究机构以及其它研究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协力承担研究课题。

工党的计划尚未最后完成。但其影子内阁的科学大臣吉里米 · 布雷（Jeremy Bray）说，工党将不会取消现存的独立研究机构和为使大学与工业相结合而设立的新机构，如果它们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研究与教育成果的话。

今年3月9日，贸易和工业部邀请一百多家工业研究机构和全英所有综合大学和工业大学派员参加新学年的开学典礼。在新机构里，每个研究项目在第一阶段中，都要用到20名左右的学生。这些学生须是攻读理科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开始时，学生们的学位课程和通常的一样。其后的研究工作在工业研究机构中进行。比时，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要对学生实施联合管理。

有些契约研究组织中已有研究人员登记注册，准备攻读更高学位，但其人数很少，不过百人。

综合大学已经找到授予在大学之外的组织中培养的学生以学位的途径。比如伯明翰大学给“国防研究组织”（Defence Research Agency）电子学分部的研究人员以荣誉称号，准许他们培养研究生。

有些契约研究组织认为，政府对其潜在的教育能力的认识嫌晚了一点 · 很多人认为，他们早已是在学园与工业间架设桥梁的人。契约研究者称，他们关于工业界的知识使他们成为将技术由研究机构转向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小型企业的合适的“催化剂”。汽车业研究协会的焦夫 · 凯罗（Geoff Callow）说：“我们已与大学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以吸收那里的研究成果。”他还说，汽车业研究协会靠与工业界的密切联系，将学园中的研究成果转向企业，使之变为实用技术。

若要让人们认识到，独立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在培养学生上同样有效，前者就必须将其水平提M足够高的程度。现在，契约式的研究与开发（R&D）机构为生计所迫而做的简单的测试、鉴定工作，难以达到这一要求。

凯罗第一个承认，汽车业研究协会研究人员的工作中，只有10%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研究，其余的90%是测试和开发。因此，这个组织显然需要加强其基础研究力量。凯罗说：“我们现在要作足够的基础研究，以为今后十年的试验与开发工作提供‘原料’”。正是这种“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才最适合于研究生的培养。

所有的契约研究组织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尽管有些研究工作对其本身和工业的长远利益都有好处，但不能马上给客户带来收益。因而，如何维持这类研究？

在传统的科研协会中，会员每年缴纳会费，其收入的一部分被用来进行关系长远利益的研究。从能否带来直接收益的角度来说，很少有契约研究组织能被看作是商业机构。它们大部分都把所有的盈余资金全部投入新的研究之中。

直到最近，英国政府对这种“战略性”研究的重视都是不尽人意的。整个80年代，贸易和工业部对这部分研究的支持逐年减少。起初，政府的投资占研究机构总收入的一半。1985年，这个比例为23%。现在降到了17%。德国、荷兰和意大利几国政府对契约研究组织的投资都远高于英国，只有法国与之相近。

“市场不能作科研合适的向导”。史密斯协会的克里斯 · 伊利奥特（Chris Elliott）说。他认为，研究者自己才更适于确定其研究结果是否能于5年内在工业部门得到应用。伊利奥特希望能建立一个“无目标的投资（untargeted funding）系统”，其中不需客户投入一分钱。他说，像引进德国的弗朗胡佛模式一样，英国也应当注意法国模式，法国的契约研究组织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占其契约研究总收入10多的额外资金，并有这笔资金的自由支配权，只要有稽可查就行了。

但政府怎样才知道这些研究机构没有浪费钱财呢？“我们的工作是商业化的”，伊利奥特说/我们总处在市场中。如果不明智地使用资金，我们很快就会完蛋。”

[New Scientist，1992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