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某些公司和国家在创新方面要比别的一些公司和国家做得更好？
在70年代，有两家英国公司——Glaxo和EMI都开发出了新的产品。这两家公司的产品的销售均依靠美国的医疗服务市场。Glaxo公司的产品并不新颖，只不过是按照它的竞争对手的产品仿制的一种抗溃疡药物Zanlac. 而EMI公司的扫描仪是自X－射线发现以来在X－射线照相技术上的最大的进步。Glaxo公司变成了一家在欧洲成就卓著的公司；而EMI公司都因丧失了它的扫描仪市场而被削弱，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
这一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关子技术进步的一个要创新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竞争优势。这样的情况可能也在别的国家发生过。英国的科学家的水平是很高的。然而无论从世界竞争力的任何角度看，英国的表现均不佳。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式飞机部分地是在英国设计和制造的，但使制造商和航空公司都能获利的世界上大多数的洲际间飞行的喷气机却都是波音飞机。
了解技术创新能促进发展（和/或改善国家的安全或环境）的政府，都试图鼓励这种创新。但它们对创新是怎样发生的，或者更重要的是对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它们的竞争优势方面要比别的国家做得更好一些这一点了解甚微。
技术如何推广
创新，无论是一件产品或一种方法，都并非是一件简单的、千篇一律的事情。它在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它可能往往以不易为局外人所察觉的方式发生在一个公司之内。在一项创新和它的应用之间可找出千差万别。但是，在衡量创新和通过经济效果对它的进展情况加以跟踪这一点上总存在着一些问题，那就是难于将两者割裂开来讨论。
对创新而言，很难说它就是在某一个地方，某一时间以一项专利记录下来的方式而发生的某种东西。提供某项创新的公司可能并不是从它获利最大者，或者甚至并非该项创新的使用者。在资本货物的发展中，有时候而且往往是搞创新的公司为了某一特定的用户而这样做的，而后这家用户用它来赚取了最多的利润。
在保罗 · 盖罗斯基（Paul Geroski）对英国的创新状况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反映出，这样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他所用的数据是从萨西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所收集到的，他将这一研究结果在最近一期经济杂志上作了报道。该项研究包括了提出来的3，308项在商业上有重要意义的创新以及在1945~1983年间在英国的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采用了的3，418项创新。
在医药工业中，这些创新主要是由那些创造出它们的公司自己所采用的。在工程技术上，盖罗斯先生对小的有创新的公司和比它们更大的用户公司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进行过跟踪，这些用户往往是来自其它的经济部门。在超级市场的付款处使用的读出器是由工程公司开发出来的，它有明确的技术要求，在研制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来自超级市场的经营者的帮助。有2/3的创新产生在两个工业部门：工程（尤其是电子工程）和在较小的程度上是生产化学产品的企业，它们的最大用户是纺织工业。约有1/4的用途是用于非制造业。
工程方面以小公司占优势，因此它们在创新上占上风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这并不是说较大的公司是无能为力的。其间的关系往往是像日本的汽车公司所采取的办法那样，它们典型的并非是垂直地结合在一起，而是依靠成千的分包商。大公司组织研究队伍，通过这些供应商来帮助开发技术创新。这种双向的办法既有助于大的汽车制造厂对市场信息作出快速的反应，又能使它的小供应商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由日本的制造厂商想出来的这种办法已成为向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
今后再不断改进
创新难以在瞬间实现。技术在推广过程中得到发展，可以改善其可靠性、质ft和灵活性。许多创新都只不过是在经过一段长的时间后作出的一些细微的改进，将一种不可靠的新颖的东西变成一种应用范围更广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器械。18世纪时发明的用来抽出受淹矿井中的水的蒸汽机渐渐地被应用于其它固定的应用对象，如像磨面粉。从1820~1870年，它的主要的用途是在交通方面。后来它又被用来发电，这是一种更灵活的能源，终于替代了蒸汽的许多直接应用。而开发蒸汽机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应用却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大多数技术创新都像蒸汽机那样从解决范围狭窄的特定的问题开始，后来才渐渐地发现了其他方面的用途。斯坦福大学的内森 · 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指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董事长托马斯 · 沃森（Thomas Watson）相信，一台单一的计算机（该公司在1947年制造的选择程序计算器）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重大的科学问题，然而却没有商业上的可能性。为某种用途而开发的技术往往会在别的方面找到它们主要的应用潜力。为飞机制造而开发的燃汽轮机，目前正在使发电机的经济状况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卅年前发明的激光起初只有在军事上和科学上的狭窄用途，而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它已经成为各种各样的技术诸如小巧的唱机、光通信和医疗外科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某种成功的技术的逐步发展，愈来愈多的公司（或个人）了解了它。然而并非所有有能力采用这种新技术的人都会立即去采用它。技术通过经济沿着一种S－型的途径传播：起初这种技术被接受的速度很慢，尔后采纳这种技术的企业的数目快速增加，最后才被为数不多的落伍者所接受。由于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新的投资之中，因此技术进步将出现在那些传播最快的工业部门。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可以预言最早的买主将是那些（并非总是如此）已经看出了这种新产品或方法会带来最大的利润的人。它们也多半是一些有能力去冒作为一个先驱者可能承担的财政风险的大企业。某些它们的工厂虽然已经陈旧但仍能有效地应付成本的无常变化的公司，出现在S－曲线的末端附近，尽管在此之前这种技术已被证实有利可图，但这些公司在采用这种技术之前仍继续维持原样，直到该项技术的成本下跌到足以使新的投资变得值得时为止。
沃里克大学的保罗 · 斯通曼（Paul Stoneman）研究了计算机数控机床被公司采用的速度。正在发展中的工业部门的大公司在1968年时开始采用这种机床，而当时在走下坡路的那些工业部门中的某些小公司还没有引进它们。除了一个公司的规模、财力状况和能够获得某种新技术的信息的效率而外，他还发现，关于新技术的成本会降低的预测对它的推广速度起着一种明显的影响。正如同大多数个人在购买小型唱机之前要等着它们的价格下跌那样，一些公司等待着新一代的机床减价是合情合理的。
一种冒险的事业
采用新技术的S－曲线的必然结果，是创新者的有利可图性以一种类似的模式出现。先驱者们往往在他们的创新进入诱人的曲线中段之前，即当用户们争着去购买他们更好的“摇钱树”从而使创新的推广快速增长之前，可能会受到经济上的挫折。如同EMI公司创新的扫描器那样，创新者冒着最大的风险，但并没有从中获利。这里用那些创造出一种新技术但仅仅能看到它被“快速的二传手”们所利用的先驱者的例子来说明创新的曲折历史。这样的例子之一是英国的数字显示钟和家用计算机的先驱者克莱夫 · 辛克莱爵士（Sir Clive Sinclair）。美国的一家公司Ampex发明了磁带录像技术，而日本人却从中获取了最大的利益。一个偶然的原因是，造就一个好的发明者的素质可能也是造成一个坏的经营者的素质。因此出现了嘲弄人的风险投资定律——“发明者倒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一般说来赶上要比发明花费的时间少，而且所用的资金也更少。
创新既耗费资金又要冒风险。在60年代初，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肯尼思 · 阿罗（Kenneth Arrow）指出，如若模仿者能以比创新者更便宜的成本将一种技术发明转化成生产力的话，那么对创新来说就不会有太大的激励性。事实上，模仿者往往能够做到这一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德温 · 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透过美国的经济对技术进步的过程进行了30多年的跟踪。他发现，平均而言，模仿者可以用创新的厂家所花费的2/3的费用和时间来试制出一种新产品。
尽管如此，一些公司还是在继续不断地进行创新。为什么？原因之一是，那些发展一种创新文化的公司可以将它用来使自己保持领先的地位。当它们的模仿者已经赶上来的时候，它们所赶上的东西可能已不再是最好的了，因为创新者这时又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大多数的工业部门和公司里面的创新中，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以本田和BMW公司为例、这两家公司已经用它们连续不断的革新来同更大的汽车生产厂家竞争。
偶尔，模仿者在成本方面占不到便宜，曼斯菲尔德先生发现，他所研究过的新产品的模仿者中有1/7的厂家所花的费用同创新者一样多。他认为，原因正在于有创新的厂家的占优势的技术诀窍，它们的专业化经验和较好地掌握技术信息使它们的成本降低。
有时候一种创新的盛名和娴熟的市场推销术，可以使一家公司能从一种易于被人仿制的产品中不断的获利，就像“步行者”（一种袖珍型磁带收录机）之于索尼公司和冷冻食品之于Marks & Spencer公司那样。
创新者所采用的传统保护办法是通过专利。但这一点并非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正如凯（Kay）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某些产品和几乎所有的服务项目是不可能取得专利的。即使是那些可能取得专利的新发明，它们的专利权也未必能得到可靠的保护。模仿者也可能通过他们对一种新发现的改型而迎头赶上。曼斯菲尔德先生发现，在4年内有60%的取得了专利的成功的新发明已被其他的公司所仿造。对竞争者来说，由于新发明有专利保护，他们不得不“逆向设计”一种产品，因而可能会增加他们的成本和拖长仿制的过程。
然而这种新发明却不能得到完全的保护。专利权保护了Glaxo公司的抗溃疡药物Zantae，但它们并不能阻止通用电器公司发展它自己的扫描仪，正是这种仪器将EMI公司的生意一扫而光。
政府的工业政策的一个难解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创新者免遭仿造，以反应该保护到什么样的程度。许多美国的研究表明：创新的公司的得益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得益比较而言是不大的。从社会的观点看，其他的公司采用和开发它们S己对某种新技术的改型的速度愈快愈好。然而这里存在着一种连带的关系，即创新者得利愈小，对创新的激励也会愈小。
应该重视应用
创新固然重要，同时应用也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当然，首先是要求了解市场和它的机会。当竞争者将Ampex公司的录像带装进带盒时，大量的财源开始滚滚流入录像业，然后跟上来的并非是菲利浦和索尼这样的先驱者，而是第三个后来者——JVC，它的录像盒带款式风靡全球。
这说明，一般说来（IBM公司是一个例外），具有强的研究部门的公司在应用方面也会做得好，也许这是因为它们发现自己跟踪公司之外取得的新进展会更容易一些，在一个公司范围内，如果经理和工作人员年轻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最好地采用新技术，并能预先认准能使其更加有用的细微的改进的话，新的想法就会更容易得到采用。
在公司内部进行各种想法的自由交流显然是有益的，而这种交流本身又会有助于这些想法的不断完善。在某些日本的公司中，生产线上的工人每3~5个月就要更换工作岗位，而经理们每隔3~5年也要轮换。日本公司看来很善于为那些在相对说来不那么重要的部门工作的人创造为技术创新及其应用作贡献的机会。
为什么国家之间存在差异
经济学家们对技术创新产生的方式以及它对公司的影响愈来愈感兴趣。对不同国家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更难以觉察和定量描述。甚至连国家之间的成功的创新的步伐都难以比较。让我们在这里对这种现象作一解释。颁发专利证的做法和对创新的规模的最好的（虽然是不充分的）指导都各不相同。在德国，每3项专利申请中只有1项被接受；在英国每5项申请中有4项被接受；而在法国，每10项申请中就有9项被接受。
除非这些国家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会比别的一些国家能从创新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它们是不会为改善自己的功能而做更大的努力的。即使它们了解这种情况，改变起来也是困难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亨利 · 厄尔加斯（Henry Ergas）在5年前撰写的一篇文章，是发展一种能够解释为什么各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创新的步伐不同的理论的最富有想象力的尝试。他发现了三组影响因素：
——影响投入创新的因素，如像国家的科学基础的质量、研究机构的存在，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教育状况；
——影响需求的因素，如像有不断创新的要求的、有接受能力的、而且富有经验的用户；
一一一种将参与激烈竞争的机会同某种使公司能分担科学研究的资金和推广的机制结合在一起的工业结构。
他认为，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影响因素的组合方式不同，这一点对解释创新的成功或失败大有用处。政府在设计这些因素的组合中所起的作用可以采取1—2种基本的形式。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技术政策是“任务定向”的，或者说是自上而下的，为国家的重要性确定明确的目标（往往指的是防务），并且将政府用在研究和开发上的钱集中投向少数几家大公司，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政府对研究的资助高度集中在国防方面，而不是通用的科学研究。
在德国、瑞士和瑞典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是“推广定向”，或者说是自下而上，对市场信息能作出更加灵活的反应，这里，技术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各种国家资助的规定来鼓励技术创新。这些国家资助包括：教育、培训和制定有助于提高质量和新技术的传播的工业标准。着重对教育，尤其是技术教育和工程师进行培训，同时在化学和电气工程以及机械工程方面的专门化程度高。
日本的政策是这两种主要方式的混合。在日本的公司追赶它们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的同时，它们还经常注意到自己没有能力单枪匹马去解决的技术问题。为此，通产省起到了一种促进者的作用，它通过贷款将研究工作同财政的联合参与组织起来，但如果研究成功必须偿还这些贷款。这种做法的作用在于将创新的风险加以分摊，而且还可以确保在那些企业间的人员几乎没有流动的经济部门能实现创新的思想从一个公司向另一个公司的流动。日本已经在技术上赶上了其他国家，而且日本的公司变得更加富有，这样一来它们对通产省的帮助的需求就变小了。现在，主要的研究计划都由公司自己确定。
而今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已经发现，它的防务计划带来的商业利润流向外国公司的份额正在增加。在英国，那些曾经是因购买的需要而形成了商业技术的那些国家部门，而今已大部分落入了私营企业手中。在这两个国家，将来创新会比过去更多地依赖于私营部门。
对一个国家来说，要想提高它的成功的创新的速率可能是极为困难的。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初期年代，当它能审慎地从成熟的工业文化中吸取精华时，它可能会得益一时，就像日本所做过的那样。但对于一种成熟的文化而言，要想改变其自身却要困难得多。
出发点显然是教育。缺乏教育比起在有形能力方面的投资不当来是为什么穷国不能迎头赶上的更重要的原因。但是，教育必须普及。一个拥有科技方面的精英而劳动者却缺乏教育的国家，可能是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但它将发现，它很难确保新的想法在国内被有效地采用。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一经不当，就难以挽回，这不单单是由于教育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对劳动者进行再教育是很费力气的，并且严重地有赖于一个国家的受过良好的培训的人员的总储备量。
劳动者能最好地利用新技术的能力，可能是一个国家最好的竞争优势。在两个世纪以前，作为创新的基础的原材料财富并不那么要紧。任何人都能买到它们。随着运输费用的下降，相对于货物本身的价值而言，靠近丰富的原料市场这一点已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一个有需求的当地市场是有好处的，但它可能会被比有需求的外国市场所取代。技术很快地从一个公司转移到另一公司。只有无形的然而至关紧要的质量，公司赖以在其中运作的活跃的智力环境和生产技能才是不会转让出去的。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政府必需从学校开始做起。
[The Economist，1992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