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权威科学家已就法医学上的DNA指纹的可靠性展开了激烈争论。这种DNA技术将以其惊人的准确性被用来使犯罪现场的血迹、精液以及头发与嫌疑犯的DNA联系起来。专家们已在一系列案件中就这种技术的每一细节进行了讨论，如两个DNA样品相配的方法，实验室的质量控制，以及解释配型的统计学方法等。

全国各地在众多审判前的听证会上，无数的美元花在获取证人的证明上，而不是律师。在评价了持不同意见的双方科学家的论述之后，某法庭可能认为这种DNA证据可以接受，是有效的，但另一个法庭则可能采取相反的立场。

在法官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内部也正在争论，科学院已在1989年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检验有关法医学DNA的定型技术和社会问题。经过一番周折，科学院报告在比原计划推迟了7个月后于1992年4月产生。该报告是最近几年来最有争议的一份机密文件草案。

大概本报告最明显的成果是就论战双方关于用来说明DNA相配的统计学方法达成一个折衷方案，提出了一个新的、可接受的和保守的方法以用于计算两种DNA相配的机率，这被认为能在目前或永远地结束法庭关于这个机率的论战；过去法庭对这种机率的估计差别太悬殊，由500万分之一至10¹⁴分之一不等。

委员会要求DNA证据在被法庭接受之前具有最佳的质量，还要求在科学家监督下通过强制性的鉴定和精炼的实验来达到强有力的质量保证。委员会否决了成立一个综合性国家DNA全貌数据库计划为时过早的计划，并且肯定了基因数据的隐私性。

委员会没有推荐有关“DNA指纹不能用于法庭，除非建立更多的科学基础”的意见。

毫无疑问，最引起争论的是统计学问题，事情的焦点是所估计的可能性有多准确，以及它们需要多准确；一旦实验室肯定了两个DNA标本相配，问题就会出现。这可以通过检验DNA的几个位点来完成，如果所有这些位点相配，这两个标本就是来自同一个人的有力证据。为解决这个问题，实验室通过检查计算出发生在嫌疑犯所属人群中基因序列变异或等位基因的频率，然后使用这些已知的频率来作为衡量尺度。

但是，一些权威的群体遗传学家，包括Richard Lewintin和Daniel Hartl认为通过这种方法产生出来的数据是建立在一种对群体遗传学理论误解的基础之上并会把人们引入歧途。他们坚持认为在那些含有亚种的人群中，用于DNA指纹标记的频率不同于那些一般人口的频率，并且，他们认为两种标本相配的可能性总的说来是被过高或过低的估计了。他们建议那些估计不能用于法庭上，直到人群被严密采样去发现标记频率是什么——这项工作需10~15年；这一建议进一步引起实用主义者们的不满。

另一方面，实用主义者们，包括一些权威的群体遗传学家如Ranajit Chakraborty和Kenneth Kidd及一些联邦调查局的法医学家，承认人口亚结构的存在，但他们认为目前的方法已是足够保守而能弥补这一点，并且最近大量研究表明至少在目前运用的标记中没有亚结构的存在。

国家科学院委员会也就此发生争论，并形成两个极端，群体遗传学家Eric Lander采取谨慎的立场，而分子遗传学家Thomas Caskey则是实用派；起初，保守派Lander占主导地区，故早期统计学章节的草案是很保守的；事实上，双方是如此不满以至于他们泄漏了一份早期关于统计学章节的报告给联邦调查局科学家Bruce Budowle，促使他的老板John Hicks，联邦调查局犯罪实验室的头，写了一封气愤的信，让Lander去对那一章节进行修改和协调。Budowle后来对《科学》杂志报怨道：“这就像让狐狸给母鸡看家一样”。

最后的结果是很折衷的，以便两派都能接受。在最后简单的修正案中，成员们接受了人口亚结构存在的观点。

事情应当如此、第一个犯罪实验室必须建立这种限度，或说是上限，即在15~20个遗传学上同种人口（如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越南人和波多黎各人）中，每个等位基因在每个位点上发生的频率。这可以谢过在每个群体中收集100个人体的血标本建立细胞系来完成。当需要计算相配的可能性时，实验室将采用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发现的最高频率。收集标本将用一年时间，耗资约100万美元。在这一年间，小组建议一条捷径，即使用在美国的三种主要人群中发现的最高频率。

关于发生频率，最后的结果认为在几十万或百万分之一范围内波动。兰德（Lander）同意这一点，并说：“它降低了夸大的部分但是仍然有用，它很保守，也很有用，我认为没有人会反对它”。

在一些其它未引起争论的建议中，委员会赞成对DNA定型实验室进行强制性鉴定。委员会说，问题是这种新技术出现得如此快以至于没有一套必要的标准和规定一一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方面，因为大量潜在性错误存在于简便的实验操作之中。小组要求国会采取立法以鉴定所有BNA定型实验室和建议法庭只在实验室被鉴定之后才接受其证据。他们授权“健康和人服务部”建立一个项目，并同司法部门联系，并将此作为提案上交国会。

几乎法律争端双方中的每一个人都同意目前审查新技术的方法——一系列审查前的听证会是不可取的。为了避免将来这种高代价的法庭论战，委员会要求成立一个专家组，一个全国性的关于法医学DNA定型委员会；它的基本工作将是评价DNA指纹的方法，这个委员会将监督人口研究血样品的收集和对有关统计方面的问题向法庭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将由分子遗传学家、群体遗传学家、伦理学家和律师组成，并且将被国家卫生机构和国家标准和技术机构所管辖，同时也将受到国家司法机构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

委员会明确希望，他们新的研究报告是最后的意见。

委员会努力促成的这个折衷办法引起了DNA定型主要参与者及本报告主持者之一的联邦调查局不冷不热的反应。但是在4月14日的另一个紧张集会上，Hicks说调查局“喜欢这个报告”。

不管怎样，这最后的改写似乎改进了問S局许多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对每个人都是好消息。委员会成员Reilly说，从战略上讲，反对这个报告是不明智的。如果联邦调查局同意这个报告，那从反对派来的各种批评将被拒之门外。

[Science，199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