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约翰?巴丁（John Bardeen）被授予第二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在同一领域获得两个诺贝尔奖的唯一人物时，他从Leo Kadanoff发出一则电报说：“保持一流工作。赢得三次你就保持了王位。”

巴丁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被授予1956年，与布拉顿（Walter Brattain）和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共享，是由于他们的半导体研究和晶体管效应的发现。他的第二个诺贝尔奖在1972年获得，与库柏（Leon Co-oper）和施里弗（J. Robert Schrieffer）共享，则是由于超导性微观理论。

要论证这两个伟大成就的哪一个有更大的冲击力，那是容易的。确实）晶体管在技术上引起了一场革命，并且激烈地改变了社会。但巴丁却肯定认为巴丁-库柏-施里弗（BCS）理论对物理学更为重要。在发现高温超导之后不久，巴丁和我曾在1987年伯克利的专题讨论会期间聊过。通常，如果我问巴丁他对最近物理学重大成果的想法，很难说他是否有热情。但这次，在他79岁时，他却兴奋得很。他谈到，自从X射线被发现以来还没有就一项新发现发表过这么多论文。

他的平静、谦逊的风度是闻名的。他的妻子珍妮（Jane）回忆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的某一天：他下班回家，把汽车停放在房子后面，走进厨房，他妻子正在那里准备正餐。“你也知道”，他的话音总是非常平静的，他说：“我们今天发现了某种东西”。它就是晶体管。

斯利克特（Charles Slichter）回忆了另外的这类时刻。巴丁有一天在伊利诺斯大学物理楼走廊上留住他——在巴丁、库柏和施里弗他们断定自己已得到BCS理论之后的早晨。斯利克特回忆说：“显然他有某些话要说，但他只是站在那儿。我等若。他终于说出来。‘噢，我想我们已经解释了超导性’”。尽管巴丁在许多情况下显得腼腆，斯利克特说：“如果他做过的有些事情确实大，他也想告诉人家”。

在他整个60年的研究生涯中，巴丁对极端物质物理学的几乎每个部分都做了重大贡献。他继续发表这令人激动的科学的论著，直到82岁去世时为止。

巴丁轻松地移动于许多领域中——电子工程学、数学、理论物理、科学政策、工业研究与开发。他于1961年开始在Haloid-Xerox静电复印公司任顾问，并且留任到1982年。从1960年到70年代，他还任职于Xerox（施乐）董事会。

巴丁夫妇有三个孩子。詹姆士（吉姆）在华盛顿大学做理论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工作；威廉是国立费米实验室一位基本粒子理论家；伊丽莎白（贝特西）同麻省理工学院实验低温物理学家格列塔克（Thomas Greytak）结婚，是利特尔（Arthur D. Little）的一位计算机系统分析家。孩子们并不记得他们的父亲想把科学灌输给他们，尽管吉姆在3岁时就背诵了牛顿定律。吉姆回忆说，他的父亲“打开了门，但并不试图把我们推入它们里面去”。

贝特西回忆了巴丁在物理学之外的最大爱好是高尔夫球。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只要能玩他都玩。孩子们准备一个追思礼拜他们父亲的短传记放在他所获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大量奖赏的目录之后，其中他们引证了他参加Champaign（伊利诺斯）国家俱乐部举行的一次高尔夫球锦标赛时进入的穴（得分）。

巴丁1908年5月23日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Madison），1928年和1929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分别获得电子工程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从1930年到1933年他是匹兹堡的海湾研究和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地球物理学家。1933年他在普林斯顿的名师威格纳（Eugene Wigner）指导下研究数学物理。1936年巴丁获得了他的理学博士学位。从1935年到1938年他是哈佛大学研究员学会一名少年会员，他在这里与范弗列克（John Van Vleck）和布里奇曼（P. W. Bridgman）一起工作。

他接着到了明尼苏达大学任物理学助理教授。战争爆发后他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海军军械实验室工作。1945年下半年他进入贝尔电话实验室新成立的固体物理研究组。1951年他离开贝尔实验室，成为伊利诺斯大学的电子工程学教授和物理学教授。他留在那里，直到1991年1月30日去世。

[Physics Today，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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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ubkin为美国《今日物理》月刊现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