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加重了本已面临崩溃边缘的环境资源的负担，而这一环境资源一直支持着许多经济活动。在破坏环境资源基础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是人口增长。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人口的增长和自然资源的捐赠已明显出现了不平衡，尽管它们依据国家和发展部门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效果，我们很快就会遭遇到一个环境断点，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衰退问题迅速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恶化是人类数量增长、需求增加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以往过度利用累积负担的一个表现。因此，除了修正有关经济、技术方面的政策以外，能减轻这种严峻形势压力的办法是迅速降低人口增长率。

环境及其承受力的发展

现已广泛意识到，近来经济的增长远远超过应同时扩张的承受力的发展，即多数经济增长是不可承受的，主要因为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消退。反过来，环境恶化又不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长。

根据农业上的最近记载作进一步的考察。从1950年到1984年，颗粒作物产量的增长一直高于人口数量的增长。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某种花费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出现了，如作物耕地的过度负载导致了土壤的侵蚀、自然肥力的下降和灌溉地的盐碱化，其中的部分现象是由越来越多的人口对食物的迫切需求引起的。数十年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使得解决它们更加困难，所需代价也就更高了。据初步估计，土地的侵蚀导致颗粒作物年均产量丧失900万吨，其它原因丧失300万吨。此外，洪水泛滥、空气污染和紫外线辐射增加等对作物本身的直接伤害，又使得产量减少200万吨。这1400万吨的总数与每年增加对灌溉、施肥和其他农作物投资所值的2900万吨相比，这种由环境因素引起的丧失竟占了农业先进技术花费的近一半。但每年我们实际需要增加2800万吨的粮食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这一数字尚未包括对提高食物质量的需求。现今农业生产的年均净收入增长低于1%，而世界人口的增长率为1.8%，其中发展中国家为2.1%。

总而言之，我们面临一个严峻考验，即不断增长的人类需求和由其导致的环境恶化，环境恶化又导致了自然资源对不断增长的人类需求承受力的下降。诚然，其它因素也在起作用，如明显不利的政策、忽视技术及不恰当的投资等，但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的相互作用是主要矛盾，它们的复杂联系使形势更趋于紧张。

环境断点

人类数量的增长，连同人类消费的增长及对环境不利的技术增长，将最终造成一个“太过分”的恶果。也就是说，在人口增长和环境退化的同时，破坏了农业环境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加速了环境资源（支撑着人类社会）能力的下降。

这种在微水平上的变化被生态学家称为环境断点的“跳跃效应”，它发生于生态系统已达到回复力极限之时。尽管生态系统在表面上看起来无多大损伤，但却因长期承受压力已无法维持平衡。压力累积的结果使系统濒于崩溃，而崩溃后系统模式也会完全改变。大家所熟知的一个例子是酸雨对森林及淡水生态系统“滞缓的退化”；另一个例证便是温室效应气体，这些气体累积数十年后，对全球的气候系统会造成显著的断点，一触即发，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其意义何在，我们对环境断点还缺乏了解，也常常被断点的“突然”出现所震惊。对断点的结构或出现不连续现象的可能性，我们现今最先进的大气候模型也无法预测。我们必须预料到人口数量的继续膨胀，它们会增加对一直增长着的生态系统的压力和自然资源储备的压力，同时又肯定会降低对人类需求的支持力。最终的结果是环境断点的出现越来越频繁。

农业生产用地的短缺

以菲律宾为例。70年代对低地农业边界的封闭，使大批量的无地者向高地迁徙。此时，高地人口数量的增长率比整个国家人口增长率高得多。高地的特征是保留着该国主要的森林储备和大多数的斜地。人群迁徙造成了森林的显著破坏和土地蚀化的迅速扩展。换句话说，那里已出现了人类居住和环境退化的“断点”。

事实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政策方面已开始作多种尝试，如更有效公开地分配农田、允许农民靠小块土地通过集约式农业维持生活，并通过小规模的工厂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令人遗憾的是，因缺乏农业改革措施如农业扩大服务、农村信用系统、市场调节网和农业总体投资等，这些办法基本行不通，所以在主要点停滞下来了。只要低地没有被全部占用，这种状况就很难改变。只有当低地无法再保留空间时，危机才会被清楚地意识到——也许这种值得忧虑的转移很快就会发生。

即使不在许多发达国家，也至少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用地缺短问题普遍存在。大部分肥沃可耕地被占用，它们原先可提供平均60%人口的粮食。70年代，可耕地每年扩增约0.5%，但到80年代，这种比率已下降到一半，更重要的是，退化引起每年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废弃，另有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全部丧失了农业生产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土地退化的一个主要形式是土壤侵蚀。预计1985~2000年间因土壤侵蚀，雨带农田产量会下降19~29%。总共有四个因素作用，除人口增长外，主要就是太贫困；贫穷的农民无力支付保护土地覆盖的花费。人口增长又诱导农民滥用甚至用尽土地，为满足人口增长的短期需求，对土地覆盖和肥力来说付出的代价则是作物产量的长期下降。

通过改善农业政策、农业技术等，一般可以保护食物资源基础，使它能维持生产。但到了80年代，自人口增长成为最重要因素以来，南亚、亚撒哈拉非洲及安第斯国家的大多数农业用地就已退化了。许多在册地区食物产量下降，不仅是因为有太多人口嗷嗷待哺，而且要假定现行的农业经济体制对环境资源基础没有造成巨大改变，许多地方的土地不再完好了。还有就是新技术太少，而这些技术能使土地保护与作物经营管理及人类数量的激增保持同步。

为满足将来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大多与人口增长相关），到2025年，理论上我们要增加发展中国家栽培用地的50%，但实际上，主要的食物生产用地即颗粒作物用地于1950至1981年增长了24%之后再也无法扩增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基本上没有适合土地可动用了，另一原因是现有土地正逐步趋于环境的恶化。倘若世界农作物用地继续以这种速度下降的话，那么到2000年将只剩下1950年时的一半。

总之，人口与环境在农业领域的障碍已存在数十年，但直到最近几年才出现大的退化转变。更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看来是一个灾变性的断点，例如1985年以后颗粒作物产量持续低于人口增长，这种格局有待改变，对此必须作出一些技术上的应答，如把增加农业投资等相关反应综合起来，维持1985年后的这种不现实的供应，并把1950年以来所增加的粮食储存起来以备饥荒时使用。无论现今的土壤退化问题如何，它们大体上都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在90年代9亿人口生活的恶化。在这个10年所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将会看到粮食生产增长的赤字、波动的粮食价格以及迅速增加的饥饿的人群。

这个捉摸不定的问题将给承受力极弱的人们以沉重的打击，这10亿人一直在忍受着绝对贫困的折磨，但他们又同时是以高生育率为特征的，因而，农业用地问题将继续由人口增长这个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所控制。

人口增长，与其它一系列限制因素，如燃料储存量的减少、水的消费等一起会造成许多突发性环境断点，再加上不恰当的技术与发展政策所导致对支持发展中的世界经济的自然资源的破坏，使地球危机四伏。

[AMBIO，199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