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所居住的星球蹒跚地向着环境的灾难迈步，关于如何测量一种经济的健康程度的多年来的确实性正在遭到削弱。
测量一个国家财政上的健康程度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在过去的50年中，主流的经济学派设想，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恰当的衡量标准，世界银行采用入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它对国民经济分类的主要标准，而且全世界的工业是围绕按季度预测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而发展的，政府以紧张不安的期待心情注视着它们的起落。
然而，这就是最有用的方法吗？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总经济师罗伯特 · 里佩托（R · Repetto）的话来讲：“一个国家可以消耗它的矿业资源，砍伐它的森林，污染它的蓄水层和猎取它的野生动物和竭泽而渔，而并不影响它的计算出来的国民收入。”环境的恶化实际上还会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清除设得兰群岛的油田泄漏出来的油和毒质实际上会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即使没有这种清除工作可做，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也会增长，这是通过社会花更多的钱来医治毒质引起的疾病而实现的。
因此，国内生产总值是经济繁荣的不适当的量度。但是设计合适的指标和收集测量真实的经济繁荣——金钱能够提供的服务，而不是金钱本身——的信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受到最广泛关注的指标，是自1990年以来每年计算出来的联合国发展计划箸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DI将范围广泛的福利统计数据如像预期寿命、教育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减去诸如贫困水平之类的因子）同消耗掉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考虑。这一指标的制定，是取每一测量结果的全球最大值和最小值，并利用了每一个国家沿作为发展的量度的基线所处的位置。
世界的顶峰
加拿大是近年来HDI最高的国家，巴巴多斯高于意大利（第21位）、爱尔兰（第22位）和西班牙（第23位）居第20位。在工业化国家中，罗马尼亚的HDI最低，居第60位；而几内亚的HID最低，居全世界所有国家中的末位（第160位）。
目前，对问题的讨论已从福利转到收入，经济学家们现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国内生产总值是否是对收入的适当的量度。某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已试图使经济的增长同持续的发展结合起来，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种测量“真实”收入的方法。在经济学理论中，持续性和收入是不可分的。在1939年，约翰 · 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重新将收入定义为“在某一给定的时间内你所能消费的最大值，而且仍可指望这时你的富裕程度仍能保持同开始时一样的水平。”这意味看，收入必须从固定的或不断增加的库存中派生出来，然而国内生产总值却不能将意外的收入（由出售库存派生出来的收入）同真实的收入区别开来。虽然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密切地跟随生产资本（如像机器和建筑物）的形成和维护而发生，但它却不能恰当地反映自然资本（如像矿藏和森林）贮存量因消耗或污染而引起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而言是一种很好的测速计，然而并非是一种转数测数器或燃料度量计，事实上，它很少说明经济的效率或长期的持续性。
很明显，实行一种持续的经济可能会意味着比盛行的一般经济方式（business-as-usual approach）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方面要慢一些。有时，预测的差异可能会十分显著。在乌尔堡荷兰中央统计局工作的一位经济学家罗耶菲 · 休亭于1987年为正在转变成一种持续经济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2000年间要提高27%，相当于每年1.2%的复合增长。
比较而言，一般经济方式会产生64%的累积增长——2.5%的年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与199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提出的相类似，它预计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将由1990年的20万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时的69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1%），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增加2倍以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的不伦德兰德（Brundland）报告认为，到2030年全球的经济应增长4至9倍，以消除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加的贫困。这样的增长速度要求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2 %至4.7%。
但是，面对1950~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7%，而且有2/3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已呈负的年经济增长，有的负增长甚至达到了－25％这样一个事实，看来以上那种预测是过于乐观了。一个进一步的缺点是，这里所说的人均数字是一个平均值，它并不说明一个国家中个人收入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会对国民的福利起更大得多的影响。
而且，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并没有反映出总体的情况。去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伦敦的皇家学会联合宣称：“如果目前联合国对人口增长的预测（由现在的5 3亿增加到2025年时的85亿）证明是精确的，而且人类活动的方式仍旧保持不变的话，科学和技术便不可能防止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环境发生不可逆转的退化或不断的贫困。”
迅速变化的时代
根据1986年的一篇论文（生命科学，第36卷，第368页）的报道，人类已经利用了大约40%的以陆地为基地的净初级生产率——大致以生产出来供有生命的有机体用的新的“食物”的总量为定义——供他们自己的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环境经济学家”——通常是指寻求将生态学的思想溶入他们的工作的，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经济学家——正发生着思想上迅速的变化。他们说，“空虚世界”的经济增长（往往被拙劣地模仿成野性的西方的哲学，在那里人们只是为了食用牛舌就会去射杀一头北美野牛）应该让位于“充实世界”的持续发展，举例而言，在这里人们会制造出效率更高的灯泡而不是去修建新的发电站。虽然对这种转变的需要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采用的会计系统仍旧陷在空虚世界的经济之中，因为它是由一个人们会无视于对自然资本（人们可能从自然界得到的利益的总和）的维护的时候开始的。
自1942年起，各个国家雇用了愈来愈庞大的会计队伍，用来记录它们的经济活动。1968年对一种国家报告书（National Accounts）的国际标准系统和用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程序规则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而且编进了联合国统计办公室编制的“蓝皮书”中。这些国家报告书提供了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原始统计资料，它承认在过去的50年中有少数的一些国家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增长。
经济的黑色标志
但是，就像大多数的会计系统一样，国家报告书的缺点在于，那些具有未经计量的价值的商品（如像没有支付的家务劳动和没有上税的“黑色经济”）被完全忽略了，资产平衡表记录的仅仅是资产如像土地和生产资本（如像建筑物和机器）或人力资本（如像知识和计算机软件），这里价值通过劳动而增加了。然而自然资本却没有被记录下来。因为国家报告书的国际标准系统是在一个原材料的价值总是很低廉，而自然资源被当作来自大自然的“自由货物”或它们丰富到不具有界限价值的东西看待的时代制订出来的。这说明，经济学家没有必要对它们附加以价值。其结果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并没有适当地记录下自然资本的消耗或退化。
对真正的持续发展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必保持它的总的资本贮备。如果它的人口在增加，那么欲保持人均收入不变，要么总的资本贮备必须增加，要么由同样的资本产生的生产效率必须提高。
很多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微弱的持续性”是可以接受的：在消耗自然资本时，只要至少有同样数量的生产资本或人力资本来取代它，就是可以的。但是，这是假定生产资本或人力负本是对自然资本的一种合适的取代物。但是，生产这两种资本都将要自然资源。因此，“强的持续性”必须建立在使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都保持在独自确定的安全最小值水平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要对现有的国家报告书的国际标准系统作重大的修改。
尽管受到了这些批评，联合国统计办公室已在慢慢地行动。在整个80年代，它都在为修订国家报告书的国际标准系统的规则而工作，并且在1991年在咨询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环境计划机构之后承认了自然资本愈来愈大的重要性，而且同意国家报告书应该反映出环境的退化。
联合国统计办公室考虑了几种制订一种将环境考虑进去的国家报告书的国际标准系统的方案。其中的一种包括将自然资本消耗、退化和预防费用（定义为花在补偿其他生产部门造成的意想不到的侧面效应上的代价）从正常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中扣除。原则上讲，这就像将生产资本的贬值部分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一样，以便给出惯用的净国民生产总值（NNP）。
一种更严格的方法是，计算仅仅包括由自然资源得来的真实的持续收入在内的国民生产总值。这种国民生产总值中不包括除科学地确定的最大的持续产量和预防费用而外的自然资源的产量。确定这些价值应该是什么这一点，包含着一种传统的“社会陷阱”（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是由社会心理学识别出来的），在这里其大小还不知道的未来的影响全部被忽视了。但是，也有人提出了针对社会陷阱的建议。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 · 科斯坦萨和位于河畔（Riverside）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查尔斯 · 佩林斯提出了一种灵活的保证债券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一家公司在开展它的业务之前，必须存入一笔相当于由某一项目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的资金。所得到的利息再加上原始债券可以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用来减轻可能产生的损失；余下的部分可以退还给该公司。
消耗的价值
对于不能再生的资源如像化石燃料和矿物，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萨拉 · 依尔 · 塞拉菲（S. E. Serafy）提出了一种方法，它采用预期的提取期限和一种贴现率（独自选择的）作为这种资源的价值。净利润社会是真实的收入，而其中的一部分必须用来重新投资，以取代消耗了的资源。例如，出售煤得到的收入的一部分可以投资到譬如说太阳能或风能中去。用这种方法，只有真实的收入才会对国民生产总值有贡献。
尽管对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有这些和另外一些可能的修正，联合国统计办公室却避开了把对环境的评估考虑进国家报告书的国际标准系统这一核心问题，在1989年1月于卢森堡召开的上一次国家报告书的国际标准系统专家小组会议上，它宣称：“环境评价是很难做到的，在标准的评估技术能被应用和还没有就如何将环境的代价和利益考虑进国家报告书一事达成一致的意见之前，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它补充说：“现有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构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短期和中期的社会经济分析，它需要不断有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的长期数据以供使用。”
将于今年发表的修订过的国家报告书的国际标准系统推荐，汇编一种建立在从环境角度加以校正的净国民生产总值计划基础之上的完整的环境和经济报告书卫星系统（SEEA）。SEEA可以使经济学家能以计算从环境角度加以校正的净国内生产总值（NDP），以便从自然资本消耗和预防消费方面对国内生产总值作校正。虽然这表示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但它仍未改变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本测量方法，这意味着，对持续性的误解还将继续在宏观经济计划方面占优势。
通向成功的障碍
困难在于，在越过两种难以应付的障碍以前，这种计算方法还太不精确和太不一致，以致还不能在核心计算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一个障碍是说服政府制订记录环境资源变化状况（如像用厘米表示的表层土壤的深度和用立方米表示的存活的树木）的物理计算方法。大多数国家都提出了自然资源的资产清单，尽管某些资料的不完整性和不精确性大得令人吃惊。但是，即使是这些资料对制订有关自然资本消耗的文件来说也是足够的。
第二个困难是寻找一致的评估技术以便将物理计算（以物理单位表示的）转化成能纳入SEEA的财政计算。世界银行发起了采用SEEA的开拓性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经过对因开采而引起的环境退化和资源消耗所作的校正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净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10%，而在墨西哥则降低了12%。
在1989年发表的一项开拓性研究报告中，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印度尼西亚政府试图通过将爪哇的石油、木材和土壤资源的使用考虑进去而对它的国民收入作修正。从1971年到1984年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7.1%。但是当考虑了自然资本消耗时这一数字下降到4%。如果将这种计算方法扩大到其他的岛屿并且将天然气、煤和矿物也包括进去的话，真实的收入还应该进一步作向下修正。更重要的是，将资源消耗的价值同国家的投资相比较就可以揭示，印度尼西亚把从生产资本中的自然资本赚取的利润用作投资的份额，对于保证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未来收入而言实在是太少了。
与此类似，哥斯达黎加热带科学中心也是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在1990年完成的一份报告发现，从1970年到1989年，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6%。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森林、渔业和土地资源消耗的价值相当于可能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1.5%到2.0%。
在工业国家中，可以由污染和环境退化造成的损失（PAC）对部分的环境变质进行测算（即使缺乏环境的计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领先的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成员中，预防这种污染的费用，在80年代中期平均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8%到1.5%之间。在美国和前西德，可靠的数据系列是最长的。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百分比的PAC正在增加：据预报在美国这一百分比将由占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47%提高到2000年时的2%以上，而且这种增长的消费中的大部分将仍旧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被记录下来。
199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的主题是：国民经济会持续增长吗？英国的社会与经济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关于全球环境的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的戴维 · 皮尔斯和贾尔斯 · 阿特金斯所作的关于持续发展的测定估计，环境损害的代价在以下的大范围内变化：由占荷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到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7%。由它对21个国家的经济的持续性所作的研究，把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消耗和补救相比较（补救的定义是为了产生新的资本而可能进行的投资），即使根据可能得到的部分数据，研究中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8个国家的经济是非持续性的，有2个国家在边沿上摇摆，还有11个国家看来还只是在“微弱的”水平上持续发展。
[New Scientist，1993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