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男，1945年10月生于陕西户县。现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出版专著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两极张力论 · 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科学的革命》、《理性的沉思》、《人类精神的又一峰巅——爱因斯坦科学和哲学思想探微》等9部，另有译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问：近年来您着力在科学哲学领域倡导开展“哲人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撰写了系统的论文和专著，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请您谈谈，您所说的“哲人科学家”指的是什么？

答：按照我的想法，哲人科学家是指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既是具有开创性科学贡献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对人类思想和文化具有深刻影响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换言之，他们是集科学泰斗和哲学巨匠于一身的人物。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主要是以科学家的角色出现于社会舞台，哲学家的角色则是从属的。哲人科学家的这一含义也许可以用一个英语合成词Philosopher-Scientist来表征。

要举出哲人科学家的实例，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皮尔逊、布里奇曼、爱因斯坦、玻尔、皮亚杰、费洛伊德、普里高津等等，尽管如此，这类人物在科学家的整个群体中当属凤毛麟角，也许有人会问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是否也在此列，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因此可以认为他们是哲人科学家的先驱或前身。

哲人科学家有别于这样三种思想家。首先，哲人科学家不是单纯的科学家。像拉瓦锡、卢瑟福、居里夫人这样的纯粹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上的贡献尽管有口皆碑，但与哲人科学家相比，他们对不属于自己专业的东西或者科学以外的知识则不大感兴趣，没有多少建树。其次，哲人科学家也不是传统哲学家。像斯宾诺莎、洛克、贝克莱、休谟、黑格尔、萨特这样的传统哲学家，他们虽有一套抽象的概念集合和庞大的哲学体系，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科学根基，因而在涉及到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时，则不免失之玄想和肤泛。最后，哲人科学家也不同于像波普尔、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二者虽然都是从科学本身中生发哲学思想的，但科学哲学家是专业哲学家，他们尽管多是学科学出身或有较好的科学素养，但是由于他们不在科学前沿工作，因而某些方面的洞察力和敏感性显然不如哲人科学家。

问，如您所讲，列出哲人科学家卓独研究显然是有道理的，您能否进一步描述一下作为整体的哲人科学家的特征？

答：哲人科学家的特征通过与一般科学家和传统哲学家相比显示出来，这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他们从小就对科学和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一生喜欢沉思某些带有根本性的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例如马赫7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作科学实验，培养了热爱科学的兴趣。15岁时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本书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导致他后来深入思考和剖析力学的哲学基础，写出了科学的历史批判名著《力学史评》，破除了力学自然观的教条和神话，奏出了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

第二，他们不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例如彭加勒从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中认识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结构的特征，也不能如实刻划科学发现的实际过程。他创造的经验约定论，既要求摆脱狭隘经验论，又要求摆脱极端理性论，从而在二者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这种卓有成效的思想不仅在彭加勒本人的科学创造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于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第三，他们总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和得出答案，而不是不切实际地构想问题和背着沉重的哲学偏见寻求答案。布里奇曼操作论的诞生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19、20世纪之交物理学的变革形势，布里奇曼深感为知识的稳定性谋求一个牢固的基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洞察到，物理学革命充分暴露了经典概念的不精确性和不可靠性，新物理学提出的高度抽象的概念与经验事实的联系也难以用传统的方式加以理解。于是，他着力寻求概念的合适的经验基础，侧重于分析科学语言的语义学方面，把探讨概念的本质作为解决概念问题的出发点，从而在20年代提出了操作论哲学。操作论尽管具有某种狭隘性和局限性，但它毕竟从一个析的角度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概念本性的认识，为澄清科学思想、纯化科学语言、求得对概念意义的准确理解、促进科学发现等方面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方法。而且，它也广泛地被运用到自然科学之外的领域，被认为是本世纪五大哲学成就之一。

第四，他们很少自诩为哲学家，不企图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却迸发出闪光的思想火花，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人类思想宝库。除了他们中有些人也有大部头的科学哲学著作外，哲人科学家的哲学往往潜藏在他们科学著作的前言后语或偶然议论之中，但是这些哲学无一不是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例如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彭加勒关于假设的分类，迪昂关于判决性实验的分析，爱因斯坦的探索性演绎法，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都充满着哲学的睿智，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可贵的是他们总是谨慎地对待自己和自己的思想。马赫曾说：“我不自命为哲学家。我只是要在物理学内采取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当我们的眼光转到其他科学领域的时候，也无须立即放弃，因为归根到底，一切事物都必须成为一个整体。”

第五，他们大都是科学的人文主义者。这意思是说，一方面他们的兴趣和追求超出了科学与哲学的范围，涉足更广阔的人文社科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具有自党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和实践。例如玻尔，无论从科学业绩、思想贾献、才智风格、个人魅力方面，都是人类一颗璀璨的明星。尤其是，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科学与人的关系的深思，成为玻尔晚年思想的主线。他致力于科学家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敦促科学用于人类的福利事业。他呼吁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预言了“核和平”的可能性。为此，他于1957年首次赢得了原子能和平奖。其他如爱因斯坦、皮尔逊等更是如此。

问：那么，您是否认为哲人科学家在人类思想史上起着某种种别的作用？

答：是的。以往的哲学史著作无一例外地是专业哲学家的圣殿，哲人科学家很少占据一席之地，这是不公正的。诚然。哲人科学家的思想也许不成体系，概念也许不甚精密，但是他们的哲学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他们的历史作用是专业哲学家无法替代的。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 在通向哲学领域的道路上，他们是真正的路标的设置者，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从哥白尼、牛顿到达尔文、爱因斯坦和玻尔的思想发展说明了这一点。2. 哲人科学家是沟通科学与哲学的天然桥梁，他们能较好地发挥哲学对科学的“瞻前”作用（这体现了哲学在科学中的探索功能）和“顾后”作用（这体现了哲学在科学中的解释功能）。3. 哲人科学家可以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联盟的纽带。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发出过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哲学家与科学家联盟的号召。而在西方，这种联盟以哲人科学家为纽带以有形或无形的形式建立起来了。这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只有立足于提高科学家的哲学兴趣和素养以及哲学家的科学兴趣和素养，联盟的建立才有坚实的基础。4. 哲人科学家既能把握科学文化的真谛，又能理解人文文化的精髓，是两种文化的理想的承载者和积极的缔造者。在哲人科学家面前，那堵把人和自然分离开来的坚硬的墙壁趋于消失，那层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绝缘起来的隔膜趋于消融，最终就会形成一种全新的人类文化。

问：从您的谈话中似可觉察哲人科学家的研究应该对于现实生活有重要意义，您是否这样认为？

答：的确如此，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从当前的科学发展状况看，科学的扩张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加强了，每一门科学及其分支都变得非常专门、非常深奥。对于仅有有限融会贯通能力的科学家来说，要对科学的全貌作个大概了解也已相当困难。而没有这样的了解，不仅真正的科学精神受到损害，科学家本人也会丧失眼界，沦为一个匠人的水平。因此，从科学教育和社会导向上重视造就哲人科学家或有思想的科学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否则，人类将会像《圣经》中的故事所象征的那样，被放逐到互相隔绝、不断缩小的知识圈子里去。

另一方面，从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看，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智力社会勃兴的崭新时代 · 在智力社会中，自然将人化，人将自然化，从而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同时，科学文化将人文化，人文文化也将科学化，从而消除二者之间现存的藩篱和鸿沟；人将不再是被异化的单纯劳动力或眼光狭小的专门家，而是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智慧人。因此，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从现在起就注意提倡培养并最终涌现出自己的哲人科学家，既是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文化水准的长期要求，更是为了向未来的智力社会过渡和转变积蓄足够的力量。

问：最后，请您谈谈研究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或可能有的打算。

答：我研究哲人科学家源起于1981年，自那时至今的13个年头中几乎有一半以上精力花在这上面，主要研究了爱因斯坦、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迪昂、皮尔逊等人，发表了30余篇论文和5本著作。

谈到研究体会，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必须详尽占有材料。这包括核心材料——即所研究的哲人科学家的主要科学著作和哲学著作；辅助材料——即其他人对这位哲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背景材料——即所研究的哲人科学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科学状况、哲学思潮等，以及他的生平、成长道路等材料。核心材料的重要性不庸置疑，但辅助材料和背景材料的意义也不可轻视。前者在立论时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和启发作用，后者则能使所论之人放在历史画面上考察，充分地揭示出他所具有的时代精神气质和个人心理图像。

二是必须独立进行思考。这是说在研究中要从事实出发，以材料为本，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能搬来权威的现成论断套用，也不能唯经典的个别字句是从。权威和经典只能启发自己的思考，而不能取代自己的思考。例如对于彭加勒和马赫这样的学者以前曾盛行“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说法。但是我在仔细地阅读了英、日、俄等语种的200余种文献（这里包括彭加勒、马赫等人的原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史材料）之后，发现：马赫和彭加勒等人不仅不是以往所说的破坏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罪魁祸首，相反却是真正导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思想先驱；他们都是有卓著的科学贡献和敏锐的哲学见解的、进步的哲人科学家；他们并非谈到哲学问题时像有些著作断论的那样“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更不是反动的哲学教授和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正是在这种坚持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我陆续提出了彭加勒的哲学思想是经验约定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是科学理性论等一些新的看法，从而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哲人科学家的研究是一件既重要又有趣的工作，我今后肯定要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搞下去，而且希望联络更多的学术同道一起把这件事干得有一些声色。最近，在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年内将出版一套由我任主编的《哲人科学家丛书》，这可以算是对我上述想法的一个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