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Recherche杂志按）在本刊1992年12月期上，都兰罗（Durand）不无激情地投入了往往有矛盾的关于资助基础研究的争论。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发表下面观点完全相反的文章是有益的。

国家在资助基础研究方面应怎样来选择？决策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来给予那种形式的研究以优先权，基础的还是应用的？在社会变化的某一时刻，在特定的经济形势下和工业背景下应该怎样来调整这些标准？值得把这些老生常谈的争论永远看成现实问题。但是，争论的质量至少要取决于能否禁止各方太多的近似或草率的一般化，发表在“研究”去年12月期上都兰罗的（题为“诺贝尔奖与经济发展”）一文（译文请参见本刊今年第5期一编注），使我对此点有所困惑。

完全没有必要重新讨论对基础研究活动中某些缺少创造力分支的导向。多一点深思熟虑的国家管理经济制无论如何是有益无害的，但是，问题不像都兰罗所想象的那样只有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两者之间作选择。问题的实质在于懂得基础研究的潜力怎样能被管理得更好些，使得它能在最好的条件下发挥出来，以有利于展示我们国家中长期的科学、经济、文化和政治前景。

在把经济发展和基础科学相对比后，都兰罗假设两者互不相容，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之间没有对抗，有的却是互相交叠的网络。基础研究怀抱着能加速技术的成果，而应用技术研究的进步将有利于基础研究中概念的前进。从1945年以来的科学研究有两个密切相联系的基本特征：除日本和德国外，几乎都完全是国家来负担基础研究的费用的；以及优先考虑军事领域的，后一特征已不复存在，而在国家已削弱它的同时重新考虑我们已有的科学政策的蓝图是适宜的，意识到这些必要性，美国负责资助科学研究的国立组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1992年8月设立了一个思考其未来的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NSF）。

在国会的压力下，对国家经济状况的忧虑（“就业即选粟”）使得委员会工作的主轴总是在思考增加基础科学与工业间联系的机会。为了保证工作的公正，任命了两个委员会主席，一个是圣路易丝原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唐福斯（Danforth），另一个是莫托罗拉公司的前总裁卡尔文（Galvin），毫无疑问，都兰罗知道了委员会在它去年11月的公开报告中鼓励NSF加强和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一定会吃惊的。它的结论中的一个是美国工业当前的困境显然不应归咎于科学。尖端技术工业的代表卡尔文甚至说，在NSF度过的3个月使他看清了今日的基础研究位于何处，他向工业研究人员建议不要迟疑到NSF和基础科学研究实验室去呆一段时间。因此，首先应避免太草率地发布假事实。在争论基础研究的作用时，都兰罗没有论据就反对根本甚至科学发展。

在他文章开始前，编者就决然地宣布了如下的假设：“一个国家在科学上的投入是它经济上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然后大声疾呼要设法展开这一论点，但是什么也没有展示出来。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只能重弹：“今天的前期科学将是明天的发现……公式是漂亮的，但彻底地错了”的老调。事实上，都兰罗提出的问题就像鸡和蛋问题，而且随意地断定是先有鸡——经济的富裕，它生出了蛋——科学的胚芽。通篇没有讲到经济发展和“诺贝尔奖”两者之间互相作用、互相依存和互相渗透的作用机制。而且，更糟糕的是作者凶狠地抹杀了历史的面目和事情的全部。从历史上来看，他引用的除了虚假的隐语外，只包括了最近的30年，然而我们社会的经济和科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个要长得多的过程的结果。从事物的全部来看，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与一个社会的知识发展状况相隔立起来。

为了说明这一点，举一个时间上距我们不远关于蒸汽机的例子。特尼斯 · 巴邦（Denis Papin）1647年生于勃罗怀附近，在英国学习医学后于1673年到巴黎，成为现代科学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于根（Huyghens）的助手。在于根的指导下，特尼斯 · 巴帮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真空的新实验——真空形成机器的描述”的论文，于根和巴邦一起创制了第一台内燃机。尽管未能将它实用化，但是于根还是预见到了这种机器有可能成为有工业价值的能源。他在1675年将他的学生派往英国，在另一个有声望的大物理学家波义耳（Boyle）手下工作。在当时由于牛顿的影响而学术气氛盛行的激励下，巴邦专心于所有关于真空和蒸汽效应的实验。在1687年，他给出了第一个由水蒸气压力推动活塞而动作的机器的理论。在饱受生活中的许多波折与挫折后死于1714年，而未能实现他梦想的，由他本人在1707年女明的蒸汽机车。受巴邦工作的鼓舞，萨弗利（Savery）和纽康门（Newcomen）在1707年实现了第一台矿用泵。这是一种没有活塞的机器，由一锅炉产生的蒸汽在其内部被冷凝于一大的贮罐中，从而产生负压而将水吸上来，在1712年纽康门发展了第一批活塞蒸汽机，但是，他未能将它达到足以能有工业应用这样的技术水平。

在这同时，即1670年和1710年之间，于根和牛顿使得科学前进了奇迹般的一大步。前者使在自然科学中应用了数学，在光学和机械学上有了大发展，发现了单摆，阐明了向心力原理，动力理论，惯性矩的定义，折射原理和光的折射，后者发展了微积分和阐明了重力原理。这一时期已为发明、知识和科学的发展作好了准备。假如说在蒸汽机与万有引力之间没有任何先验的关系的话，但在法国、英国和全欧洲（特别是俄国）在经济、政治和科学诸方面已有一个有利于发展新思想的气候，18世纪已经懂得重要的科学发展期和停滞期，这些发展使得瓦特（Watt）最终在1780年将纽康门的蒸汽机实现了工业应用。瓦特主要是由于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制造的数学机而闻名的，他完善了第一个曲柄连杆和飞轮装置，使活塞的两个连续运动之间能保持力的连续性，工业革命然后才能得以开始。瓦特的发明发生在1780年这并不是偶然的，此时科学在40多年的停滞后获得了新生。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这是像拉普拉斯（Laplace）＞高斯（Gauss）、福里哀（Fourier）和柯西（Cauchy）等伟大天才辈出的时期。是工业大发展带来的富裕造就了这些学者，或者正好相反是由于他们思想的实现才带来了工业社会的大发展呢？争论是徒然的。可以肯定的，却正是都兰罗忘掉了的就是：对社会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说思想的沸腾是首要的。后者在法国在革命中达到了，因此在革命后毫无疑问地冒出了当时的科学天才就不奇怪了。此外，都兰罗的论点是建筑于获诺贝尔奖多的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著名的高速增长国家（日本和德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比较上的。这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这样的比较只包括了这三类国家，而且也只限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些最近20多年中十分特殊的地区。对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一时期的例子正如他文中所说：工业化国家对科学的投入是经济上成功的结果还是其原因？对这样一个十分一般化的问题，我们能期待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这一问题是忽视了当前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而从中期与长远角度而提出的，怎么能以只顾眼前和局部的看法来回答呢？在这我们亲眼目睹的由前苏联解体而引起的历史大动荡的时刻，这种看法是在通向未来的充满危机道路上的一种冒险决定。这些本文后面再会论及。

将这种比较回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以避免得出过分的结论，都兰罗将美国、法国和英国，日本和德国归入在资助优先考虑上有本质不同的两类，由于历史的原因，前一类国家较大一部分研究和开发（R&D）预算是用于军事目的的，而第二类国家对民用的投入更多。但是我们要问，从此他怎样能得出“后一类玩的是技术牌而前一类玩的是科学牌”的结论。

他甚至对现俄国科学政策的负责人建议，“将在科学上的努力限制到最少程度，将使工业活动能受益的技术开发放在优先地位”！换言之，都兰罗一方面削减“科学”和“军事”，而另一方面削减“R&D”和“民用技术研究”，今天，重要的不是迟延他的鞭笞科学的无益的意图，而是利用冷战结束的有利时机关心法国民用领域的研究和开发。都兰罗管的另一个“闲事”是试图使人相信我国许多的科研人员和决策者认为科学和文化的传播本身就是存在基础研究的充分证明。就我所知，科学研究界没有一个人能接受这种大幅度削减基础科学的观点。“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事实上就是为大家所认可的需要基础研究的本质上的证明。显然，它隐含了认识物理、化学、生物等现象中的各种过程和机理。没有这种认识，科学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技术进步也将很快落空。要回答IBM前科学主任格麦利（Gomory）“日常技术改进中的积累改进”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可能的，但是决不能采用那种砍断我们所依赖的分支的方式。IBM的领导人对这一点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在紧跟由鼠标器和图形界面共存糸统所引起的变革上，他们尽管是世界计算机界的巨人，尤其尽管他们有庞大的技术发明潜力，但他们却未能使IBM保持领先地位！在两个连续的革命性发明之间必然会有“积累改进。”直至某一天由于重大发明的突然出现使得一切都必须重新评价为止。技术的“突进”与科学的“突进”一样，通常也怀抱着接受“积累改进”不同阶段的潜力。相反，后者还能移植知识财富。整个过程是大发展和渐进发展两者之间的交互。把两者中任何一个放于优先地位都将导致失误。

在强调了“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再已不允许有这么大的花费用于为了人类精神的荣誉，而同时又有1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都兰罗认为在增加用于技术开发开支和减少失业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直到现在所有希望增加产出能力的技术发展复兴计划都破产了，我们社会中的失业问题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今天许多人都怀疑“渐进”方式的解决办法能否有中长期效果。同样地，也有许多人相信，失业问题只有当我们大家都准备接受工作习惯大大改变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而我们离这还远着呢；但这是另一个争论了。

在一系列没有论述和一棒打下的肯定中，作者说道一个国家资助它的研究人员发表他们的工作是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这是否认或不懂得所有科学的创造性存在于知识的进步之中，随便找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禁止他们发表文章，2年后再去看看他们将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封闭环境中的科学研究早晚要在绕着自己转圈中死亡。当然，如前所述，你总能与你的竞争者不同而在“渐进改良”中自满自足，但是只要当概念上的“跃进”一出现你将在喘息中结束，并且被新事物所超越。

“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成为强国，毋须争辩地是建立在技术上的，这些国家引进别的国家完成的技术，加以改良，再逐渐变成比它原供给者的技术更完美”，肯定是事实，但是，这是不是也要我们成为像这种国家的一个原因呢？有许多个理由证明了否定的回答。其中一些已在上文中展开，这儿补充两点，首先，如我前面所述的，他只是根据最近的二、三十年作了短期分析。这儿我们只指出他文章中主要的推断错误，他的文章可以认为是对企业而言的，因为它们的目标是在短期内见效益，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作决定法国国家科学政策的出发点，国家的责任应是为了整体利益看得更远一些而严格置身于风险的干扰之外。都兰罗引用了1992年发表的技术和科学回顾（OST），他应该知道日本企业财政预算的82%到83%是用于国家的研究与发展，而在法国，这个数字只有46%，甚至日本的这个数字也还没有包括日本政府通过抬高市场价格的获利来直接支持研究与发展，这就是胜于雄辩的事实 · 假如法国企业希望更多的应用技术研究，它们应该先从保证自己的研究经费开始，就像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而不是向国家伸手。

其次，假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采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战略，那么今后15年内就没有什么可以抄袭了。我感到惊愕的是，居然有人像苏哈（Seurat）和都兰罗那样公然主张剽窃工业和用剰窃与发展来代替和嘲弄研究与发展，剽窃的战略，假如可以称战略的话，只能转向全面对抗工业文明和很快地破坏我们的文明。都兰罗喜爱鸡和蛋的故事，我愿意向他说：他有一个杀死能生金蛋的鸡的欲望……

企业掠夺它所要的，谁要这样的企业？还好它们并不要求国家作这样的鼓励，甚至没有这么去做1对我来说，我从中心学校的一个教授能呼吁工业剽窃和向我们工业界未来的带头人灌输这种精神态中感到了失败主义。在目前存在知识倒退危险的时刻，有这种态度实在是十分严峻的，事实上，苏联的解体已经引起了在世界范围的退让，这种退让在许多领域像油渍似地散开了。在美国，克林顿行政当局宣称的优先考虑之一是削减预算赤字，其中部分是由于国防开支 · 德国为了满足统一后的膨胀也必须面对它的财政困难。到处都是只要能削减，政府都在削减财政预算。例如，在空间计划方面，已经开始的国家开支的削减与合理调整必然无法预料地扩展到科学的其他方面。此外，苏联解体后引起的地缘政治的结果同样也不可能不影响西方国家的科学政策和知识的演变。同样地很明显，根据是在一个稳定国家，还是高速发展国家，或者像在东欧这些从困难中摆脱出来的国家，还是今天的受大量落后移民到达所折磨的德国，人们解决基础研究作用这个问题的方式也不相同。

[La Recherche No 252，328-331，1993年3月]